《切尔诺贝利》：时间真的可以治愈一切吗？

与疾病相随着还有身份的变异。当地的居民将自己称为“切尔诺贝利人”。

“别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你，向你提问：‘那里可怕吗？核电厂是怎么烧起来的？以及你还能生孩子吗？妻子没有离开你吗？’”

从那一刻，这场灾难让这些居民们成为了“稀有物种”，人们想通过他们满足对于灾难的所有想象。

而他们也不再拥有正常生活。一个居民回忆道：“有一个记者想要采访我，我热络地给他倒了一杯水，但他拒绝了我，并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了矿泉水。”

剧中的另一条线，在距离切尔诺贝利九百多公里的白俄罗斯核能研究所中，一个兢兢业业、高度负责的女科学家意外地测量到了放射值。

然而，当她无比惊恐地来到明斯克的上层部门提议派发碘片、疏散民众时，却在观众意料之中遭遇到了官僚主义和功利主义的阻挠，大腹便便的部长对待眼前的科学真理嗤之以鼻，斥责她是危言耸听、散布恐惧。

另一边，当临危受命的勒加索夫随同能源局官员来到切尔诺贝利，通过直升机观察到了裸露在外的反应堆。

可即便如此，当主人公和能源局官员走下飞机，前来迎接的高级工程师和委员会主任仍然大言不惭地说事故已经得到有效的控制，一切都在控制之中，甚至还对诉说真相的勒加索夫冷嘲热讽，直到以身试险的将军亲自驾车带着高区间放射量测定器去爆炸现场进行测量，查明真相。

令人愤怒的是，被士兵带走的那一刻他们眼中充斥着的依旧不是人性的怜悯，而是对欲念的留恋。

为什么人们对这部剧的评价这么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真实。

大家看了之后就会发现，这部剧能让把人压抑得透不过气来。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它毫无保留地把人性放在了表面，把人喜欢自我欺骗的特点完全展现了出来。

我们在谈到灾难的时候，往往关注当时的时间、地点、事件；我们也总是将人员的死亡数字和财产损失额作为灾难严重程度的评价标准。

但是，我们都忽略了一个事实：最大的苦难，并不是来自于灾难产生的一刹那，承受最多的也不是那些逝者。最不幸的，是创伤的经历者和他们遥遥无期、日益挣扎的生活。

今天的切尔诺贝利，不仅是一个有人生活的地方，甚至奇异地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各种各样的旅行套餐，让大众去参观这场历史上最大的灾难现场，以及它留下的废墟――这是一种灾难旅游。

但是，当初留下的那些伤痕，真的已经完全愈合了吗？几乎是不可能的。

从那里出来的人和物会被安上“不值钱”的标签，甚至会受到歧视，直到现在很多人也不敢告诉别人自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否则他们都会选择远远躲开。

又或者，如果你是当年经历事故的孩子，他们倒是很愿意告诉别人自己来自切尔诺贝利，特别是对着欧洲人，因为这样就能获得他们的怜悯，可能带着孩子去欧洲先进的医院进行医治，或者送上很多好吃的糖果，最后再把他们送回苏联去。

正如剧集开场，勒加索夫教授对着录音设备留下的一段话：“谎言最可怕的代价，不是它们被误认为真相，而是当我们听过了太多谎言，会再也无法分辨真相。除了放弃对真理的信仰，满足于谎言堆砌的故事，我们还剩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