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bain在演出前非常紧张,但他一演奏起来就意识到那些音乐中蕴含的力量,还有它们的商业价值。“他已经在考虑用相似的手法把那些歌重录一遍。”Goldberg说,“MTV会拿到一个点的版税,他寻思:‘我们自己就能弄,不用付他们那一个点。’”
然而,Cobain再也没有机会实现这些愿望了。1993年12月,演出在电视上播放,次年11月,《纽约不插电》(MTV Unplugged In New York)发行,此时距Cobain逝世已经七个月了。这不仅是他的最后一部音乐作品,也是他躁动的艺术灵魂存在的证明。“你从那些歌里就能听出他接下来可能的计划,”Goldberg说,“他不愿被他的过去所囚禁。”
Grohl:这大概是我生平第一次抑郁。我连床都下不了了。
Love:他恨所有事,所有人。有一次他在马德里演出的时候穿过观众,有几个小孩冲着他喊:“Kurt!Smack!”向他竖起了大拇指。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哭了,他不想被冠上“瘾君子偶像”的名号。
Grohl:我们到德国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没什么演出的心思了。
Novoselic:他说了些很扯的理由,为什么不想演了……他的个人生活里有什么事一直在困扰着他。
Grohl:Kurt想回家,所以我觉得他是故意把嗓子搞坏,这样随便哪个脑子正常的医生都会对他说:“这是感染了吧。”
Novoselic:这乐队要散了。
3月2日,Nirvana取消巡演,Cobain前往罗马与Love碰头。他和巡演吉他手Pat Smear一起在怡东酒店(Excelsior Hotel)登记入住。Love迟到了一天,于次日抵达。与此同时,Cobain请一位行李生去取处方药氟硝西泮,这是一种强力镇静剂。据报道,3日晚上他大概吃了50到60片氟硝西泮。
Love:凌晨四点,我醒了,伸手想去够他,我已经太久没见到他了。他不在床上,一般要是Kurt不在床上我会很警觉的,他有可能待在哪个角落里做坏事。我看见他躺在地板上,已经死了。
Cobain(一张纸条掉在他没知觉的身边,如此写道):我和哈姆雷特一样,必须选择生存或是死亡。
Love:从法律角度来说他已经死了。
Goldberg:接到Courtney电话的时候我人在纽约,她说Cobain在罗马又用药过量了。
Grohl:电话铃响了,有人在电话那头说:“老兄,快调台看CNN。”于是我就看见Kurt在罗马的新闻。那一刻我就知道了,“完了,都完了。”
Goldberg:太吓人了。我跟Courtney在电话里又是哭又是祈祷的。我是个会祈祷的人,我相信这能改变事情的走向,所以我会主动祈祷。她那时当然也这么做了。
Grohl:后来我和Krist在电话里说上话了。有人说:“他没事,他只是昏迷了,没死。”乱七八糟的,真疯狂。
Goldberg:拜上帝所赐,他挺过来了。我天真地想:“行,他这回离死亡这么近了,今后会明白过来的,这事儿肯定能点醒他。”毕竟对大多数人来说,昏迷差点至死已经算是跌到谷底了。
Cobain出院后,和Love回到了西雅图。关于自杀的详情,他瞒着朋友们。他对Dave Grohl说他“玩儿太疯,喝太多了,我对自己做的事不太小心”。而Grohl回复道:“听着,我觉得你不应该死。”
但是,这份好心的建议似乎来得太晚了。马后炮地说,那会儿Cobain已经陷入了他的死亡螺旋(death spiral)。他的药物摄入量已经增至危险临界值。3月18日,狂躁的Love打电话叫警察来了家里,Kurt拿着他的.38口径左轮手枪把自己锁在卧室里,说要杀了自己。警察来了之后,把他劝出屋,没收了他的手枪。他随后否认自己是真的要自杀,然而对他的家人朋友们来说,事态已经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Goldberg:我和Kurt通了几次电话,接着Courtney在3月底打电话给我,说事情完全没有好转,他的状况前所未有地糟糕。我见过她愤怒、悲伤、失去理智,她拜托我去西雅图参加那次危机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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