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杨幂，而是为这部电影本身，支持它

其三，则指向的是抛弃孩子，导致家庭溃散的徐先生一家，他们在做出抛弃孩子的决定的同时，其实也抛掉了自己内心的某些东西。在这之外，那些不得不面临法理和情理上困境的福利工作人员，同样也被动地抛弃了某些东西。

甚至，连弃婴、畸形儿、寄养这些沉重的话题，在我们的视野里，也都是处于不经历者就几乎完全无视、「抛弃掉」它们的状态，影片在这个层面上的发声，也由此具有了难得的现实意义。

影片的故事重心，都落在了江萌的身上，这对杨幂演技是个很大的考验。客观地说，她完成得的确不错。化妆造型的突破是一方面，在这之外，她的确演出了江萌身上那种因为做过多次手术的虚弱、以及拧着一股子儿的执拗。

郭京飞饰演的抛弃孩子的徐先生，又是另外一种状态，他为了诠释这个做出艰难决定的父亲身上的那种绝望感，真的几天没睡觉。在这个父亲身上，你甚至能够嗅到一丝死亡的味道，那是他决定「杀死」自己孩子后，整个人所产生的变化。

李鸿其饰演的哑巴少年小军是影片里的一个惊喜，他绝大多数时候都只用身体和表情表演，只有在某些极端时刻，才会从喉咙里发出含糊不清、断断续续的字眼。

这其实也是一个偶然的设定，因为导演刘杰实在是受不了李鸿其的台湾腔，就干脆把他的角色给弄哑了。

每当他和江萌艰难交流的时候，你都能切切实实地感受到，这种「失声」的状态，其实并不仅仅发生在他身上，而是发生在片中所有弱势群体身上。

《宝贝儿》中涉及了多个敏感的道德议题，比如对于有缺陷的孩子而言，死去和活着，到底哪一种更加幸运？父母们究竟有没有权利决定自己孩子的生死？

片中的人似乎都对此持有答案，江萌执拗地认为「能治好为什么就不治了？」不相信孩子的母亲会真的不要孩子，甚至为此报警，要亲耳听到孩子的母亲表态。

在某种程度上，她的这种坚持，其实也是在不断告诉自己，「当初我的母亲并没有不要我。」

但这个在江萌看起来如此单纯的问题，在徐先生、甚至和江萌一样身为弃儿的小军那里，都有不同的答案，这样的矛盾，正好又与江萌的寄养身份和她不能为江母养老的矛盾对应起来了。

在这些矛盾里，《宝贝儿》并未想要给出一个答案，这也是刘杰一直以来执导影片的主题，总是探讨「无解」的问题，正如他自己所说，「没有答案的问题是我更想去探究的东西。」

而这种无解，其实正好与当下社会正在发生着的一些冲突对应起来了，《宝贝儿》所关注的群体是特殊的，而我们所在经历着的老龄化的加剧，年轻一代生育意愿的降低，传统家庭的逐步瓦解，城市化进程对农村的挤压，正好就是影片所关注的这些「特殊化问题」背后的「广泛化背景」。在这种特殊与广泛背后所凸显出来的，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罅隙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