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一部电影里同时搞定了北野武、坂本龙一、大卫・鲍伊

映画艺术：您怎么看《凶暴的男人》的呢？您觉得电影里缺失了什么吗？

大岛渚：在《凶暴的男人》里，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北野武的优势。他作为导演的水平提高了，他的作品更深刻、更有意义了。他当导演当得越久，影片就越深刻。

现在他已经当了十年的导演了，这期间他出了意外，也处理了很多问题。我觉得是这些经历给予了他的电影以深度。他早期的电影更直接，我也是这样，这很自然。深度只从经验里来，拍摄的经验以及生活本身的经验，这是两者的结合。当然了，每个导演都从合作的班底以及演员那学到很多。

《凶暴的男人》（1989）

映画艺术：当你回忆《战场上的快乐圣诞》，第一时间在脑中闪现的是什么事情呢？

大岛渚：是我遇到的人们。当我在拍《感官世界》（1976）的时候，我开始习惯和非日本人打交道。当我在拍《战场上的圣诞快乐》和《马克思我的爱》时，我都没怎么意识到整个剧组都是外国人，也没感觉到在国外拍摄。我真正记得的是单独地与人见面。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我在国外拍摄得太多了，我很希望下部戏能回日本拍。

映画艺术：即使您回日本，欧洲观众还是急切地想要看到您下部作品。

大岛渚：我很喜欢在国外生活。几年前我在伦敦崩溃了，我想的是如果我现在死掉的话也太酷了吧。

映画艺术：北野武说过外国记者都很博学。您有对法国英国或哪国记者问的问题感到惊讶过吗？

大岛渚：我一直都很惊讶。因为我是某种意义上的先锋，所以我要承担回答关于日本的问题的责任。大家认为我是唯一一个同时代表当代日本和世界的人。我知道这是我总被问那么多问题的原因。我要对很多事情发表意见。这是真实的经历，它教会了我很多。

映画艺术：考虑到语言障碍，你肯定对评论家那么认真看你电影感到印象深刻吧。

大岛渚：当然，我印象很深刻。举例来说，有人曾经对我说，「在你电影里总有耀眼的太阳。但是在《日本春歌考》（1967）里，它变成了黑白的升起的太阳旗，在风中飘扬。这象征着什么吗？这表示了日本的变化吗？」我努力回答了这个问题，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问这个问题的人的脸。我也常被问到我拍电影的目的是什么。

《日本春歌考》（1967）

我总想回答对方，「这不关我的事，让我一个人静静。」不过，我还是会说，「为了理解我自己。」有一次一个人回复说，「你不需要去拍35mm的宽银幕电影来理解你自己。你只需要16mm的黑白电影。」你知道我怎么答的吗？「我用35mm彩色宽银幕电影来理解我自己，是因为我是光彩夺目的导演！」

映画艺术：专为日本市场拍摄的影片只在日本发行，没有人会留意这件事。如果一部电影在全球发行的话会是很好的宣传，许多片子是电视公司针对外国电影节匆匆凑成的。您是怎么看这件事的呢？

大岛渚：我会想，就让他们继续这么做吧。或许他们会从中学到什么。他们最终会发现事情是什么样的。如果他们看不出自己现在做的事错在哪的话，那就是他们的问题。

映画艺术：最近的电影里您最喜欢什么？

大岛渚：我非常喜欢《花火》（1997）。还有崔洋一的《犬奔》、河濑直美的《萌之朱雀》。外国电影的话，我喜欢阿巴斯的片子，我见过他一次。还有俄罗斯导演亚历山大・索科洛夫。

《花火》（1997）

映画艺术：电影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大岛渚：我知道自己是那种有表达欲的人，所以我对电影的沉沦，是个愉快的事故。

映画艺术：这一切的结果是，我们开心多了

大岛渚：我希望如此吧，观众是享受了。相比之下，电影人却要处理所有的困难。

映画艺术：北野武曾说过，「我讨厌那种从出生起就带着摄影，机然后拍些东西的电影小子们」。您有这种想法过吗？

大岛渚：北野武也曾说过，「我想体验很多事情，这之后在像钟摆一样摆动的影片中体现出来。」我没有他那种能力，可以同时拍电影和演喜剧。事实上，我加入电影业是为了混口饭吃。但是，我也有同样的想法，我不想被认为是只会拍电影的傻瓜。我总是会思考，我的人生是否在往正确的方向走。简单来说，我是个傲慢的人！我可能有一些命中注定要去做的事，但我想要做到更好。

映画艺术：电影是您人生的驱动力，而非自我肯定的方式吗？

大岛渚：是的。我总是认为，「这不是在开玩笑。」我观察人们。我认为自己比普通人对人类更好奇。我年纪越大，我就越意识到我很任性。我知道我应该找普通的、轮廓清秀的演员来演我的电影，但是我就是做不到。

映画艺术：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大岛渚：拍《战场上的圣诞快乐》时，我有很多开心的经历，也遇到了一些困难。现在我真的很高兴能够谈论北野武和这部影片本身。真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