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极端的自由经济，一切为了便民，一切为了生产。

其时封建制度已经恢复，但高祖诸子分封在外的，不管王国还是侯国，有朝廷所派的“相”和“傅”，担负起治理国政和辅导王侯的重任，所以中央的政令，依然可以贯彻。而吕后虽多失德，也像武则天一样，对老百姓是不算太坏的。吕后一死，刘氏子弟大杀日后娘家的侄儿，也只是一场宫廷政变，并不影响整个政局，相反地，反迎来了一位古今罕见的仁君，那就是文帝刘恒。

文帝的母亲是薄太后，对于国家大政，颇具影响力。这位太后大概因为饱经忧患，忽生一场悄来富贵，持有凡事皆有苍天安排，只要心好，必蒙神麻的观念，所以从开国时期的放任政策，更进一步变成与民休息的“无为而治”，后人因而说薄太后笃好清净无为的“黄老之学”，其实秦始皇焚书坑懦，读书是件不容易的事，连汉高祖都是“奇绝英雄不读书”，薄太后又何尝知道什么咱老之学”？

因为是在这样放任的自由经济制度之下，富商大贾挟其雄厚的资本及高度的生产力，几乎不费什么气力，便可富埒王侯，名为“素封”。

何谓“素封”？封者封君，素作空字解，意思是：虽然没有公家所给予的名位、爵秩及俸禄，但财雄势大，好比一国的封君。司马迁所谓：“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所以卓文君的父亲名为卓王孙，“王孙”应该是当地人称他的一个外号，而非本名。

“素封”之家，多为两三世以上的富商大贾，因为汉初既是绝对的自由经济制度，则财富的蓄积，必成几何级数的增加，一切的保护法令，使其立于不败之地。

大致说来，素封之家所经营的事业，不出四种；第一类是地主，一方面大量购置田产，以僮仆耕作，一方面从事畜牧，孳生“五(牛孛)”。第二类是在近海地区收盐渔之利，此辈以山东最多。第三种不妨尊称他们一声“金融家”，以放债收息致富，当时最有名的“财神”，一是关中的无盐氏，二是成都的罗家，汉初对利息采取放任制度，所以重利盘剥的情形，各地皆有，当债务的压力不堪负荷时，老弱者卖田宅，鬻妻子来偿债，强项者则逃亡或赖掉。于是此辈又不得不雇孔武有力的人来讨债，后来游侠之兴，与此不无关系。

第四类就是卓家那样的人家，除了在冶铁上面赚了大钱以外，往往还开“造币厂”，因而是素封的素封。

利率的放任政策和放弃货币国有的政策，是汉初经济制度中的两大失策。本来在秦代，货币制度已上轨道，上币是黄金，以“镒”为单位，“一金”就是一镒，计廿四两。下币是铜钱，文曰“半两”，等于十二铢，重量也真是半两。到了汉初，为了增加货币的供应量来活跃交易，同时也希望把人家的窖藏吸引出来，所以托词秦钱太重，使用不便，准许人民自己开炉铸钱，形状像榆荚，称为“荚钱”，重量只有一铢，为秦钱的十二分之一。

这一下，大家都来铸钱，搞成了恶性通货膨胀。同时各家铸的钱，分量总有出入，所以纠纷百出，市面益加混乱。吕后临朝，对此大伤脑筋，不得已下令，旧钱仍准通行，而荚钱则并未禁止，这样无补于事，于是又下禁止私铸令，但盗铸如故。

到了文帝五年，又改了花样，新铸“半两”钱，而实际重量仅得四铢。四铢钱是“法币”，即贾谊所称的“法钱”，这样便有三种货币在流通，用荚钱要贴水，用；日钱一对一，但旧钱比“法钱”重，于是又有纠纷。汉文帝为奖励大家铸造“法钱”起见，解除私铸的禁令，可是另有规定，法钱中铜的成分必须准足，如果杂以铅铁，要受“鲸刑”——脸上刺字的刑罚。

但如照政府的规定，则铸铜钱就无好处，好处即在搀假。大利所趋，民不畏法，因而鲸刑累累，成色不足的烂铜钱，依然充斥于市。

于此可知，当时最贵重的金属，第一是金，第二是铜，有了铜，就可以铸“法钱”通行天下。

我国的地名中，称为“铜山”的地方很多，不仅止于江苏徐州的别称。汉初诸王，吴王的封地，是有名出铜的区域。吴王刘濞是刘邦的侄子，封地计有三郡五十三城，即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与安徽东南部一带，也就是后世的所谓“东南财赋之区”。在当初列国中，最称富饶，境内有渔盐之利，又有铜山可以铸钱，国用宽裕，所以吴国的老百姓，像现代中东的科威特一样，是不须纳税的。

吴国建都广陵，其地即是繁华了一两千年，直到清朝末年才没落的扬州。在它的周围的铜山，计有江苏的江宁、溧水、仪征；安徽的径县，江西的德兴和浙江的行县、安吉等多处。刘濞的钱多花不完，于是招致亡命之徒，在景帝时谋反，引起“七国之乱”，结果为周亚夫个别击破，刘濞穷无所归，逃到浙江温州，为当地人所杀。这都是铜山害了他。

另外一个受铜山之害的是邓通。此人与卓家有关，他的故事特富传奇性，值得谈一谈。

邓通是蜀郡南安人，四川曾有两个南安，一个在剑阁，一个在荣县西面。邓通的家乡是荣县这个南安，距临邛不远。他怎么到了京城里的，自然已不可考，只知道他在未受文帝“特达之知”以前，是个“黄头郎——御用船只上的水手，头戴黄帽，称为“黄头郎”。

长安西北龙首山下，有座有名的宫殿，名叫“未央宫”，是高祖七年，相国萧何所建，周围二十八里，造得十分壮丽。文帝在那里休息，有一天在未央宫昼寝，做了一个梦，梦见他自己要上天，但上不去，正在苦苦挣扎的时候，发觉有个黄头郎在后面推他，回头一看，看不见脸，只见他穿了件两种颜色的布做的衣服，后面的衣带上有个洞。

醒来之后，文帝还很清楚地记得这个梦，而且也很重视这个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文帝是很迷信这套花样的，心里就想要找这个帮他上天的黄头郎。

于是他临幸未央宫西的苍池，苍池之中有个“渐台”，就是后来王莽的毕命之地。渐台在水中央，四周有船，也有黄头郎，他倚着栏杆，一个个看过去，果然发现了这么一个穿异色衣服，衣带上有洞的黄头郎，与梦中所见，完全相同。

当时就在渐台召见，问他的姓名，说叫“邓通”。邓与登声音相近，登天而通，大符所愿，文帝非常高兴。

以上的记载，见于《史记》与《汉书》，司马迁与班固不免有为贤君讳的地方，字里行间所透露的消息是，文帝初见邓通，犹如清高宗初见和珅似地，在同性恋的性心理上，发生了一种极其强烈微妙的吸引作用，一见而生“孽缘”，宠幸至死不衰。在当时，文帝赏赐巨万，授以“上大夫”的官职，而这个上大夫，只是“谨其身以媚上”，伏侍文帝，极其谨慎小心。宿卫的郎官，照例每十天“洗沐”，可以外出。邓通亦宁愿放弃了假期，在深宫陪文帝。以后有了自己的府第，文帝更时时微服到他家去“游戏”。

但汉文帝到底不愧为中国历史上的好皇帝之一，虽然溺于男色，对待他所宠幸的人，仍旧很有分寸，赏赐归赏赐，不准他们干预政事，也不会听信他们的话，这样便杜绝了他们在外面招摇生事，足以在政治上造成紊扰与腐化的可能。

同时他也为他们作过长远的打算，一时的赏赐恩宠，不足以保障他们的将来，他是患难中的过来人，深深体会过世态炎凉的滋味，知道那些受宠幸的人，必定遭人妒嫉。有他在，别人自无可如何，一旦失去他的保障，他们立刻就会成为众矢之的，所以那些人该有个自立之道。

当时受文帝宠幸的人，一共有三个，除了邓通以外，另外两个是太监，一个名叫伯子，在北宫服役，所以称他为北宫伯子，此人生性忠厚，人缘极好，将来可保无虞。另一个名叫赵同，他有一项特长，懂得星象，善“望气”，此“望气”与徐夫人铸剑，看冶炉中火候的“望气”不同，是看星象的变化，照临的方位，察知何处地气衰旺，好预作趋吉避凶，祈禳化解之计。当年楚国庄生，为了救陶朱公的次子，促成楚王大赦而作的“危言”，就是从“望气”上想出来的。

赵同常为文帝的“骖乘”——陪着皇帝，坐在车子的右面。在冗长的旅途中，可以谈谈这方面的情形，破除寂寞。帝皇贵人都相信这一套，赵同具此特长，为人倚重将来亦可自立。

令人伤脑筋的是邓通，他除了会划船以外，一无所长。虽然官居上大夫，在三公九卿之次，其实这个职位并无一定的员额，职掌议论，不负实际责任，是文帝不得已而替他安排的不必上班的一个挂名差使。但虽无实际责任，居此清高的名义，毕竟为名器的滥授，只要有人提出攻击；立刻就会保不住。所以文帝对邓通的将来，一直在忧虑。

有一次，文帝找了个有名的相士，来替邓通看相。相士断言，邓通将来要穷得活活饿死！文帝一向相信龟卜星相的花样，这一次却大不服气。

他说：“邓通有我，要富就富，只看我肯不肯。怎么说他穷得要活活饿死？这话太可笑了！”

于是文帝赐邓通一座铜山。人民可以自由铸币，但铜山是属于公家的，邓通有了铜山，便可以大铸“法钱”。这比法国路易王朝，特赐某人以发行彩票的权利，还更容易发财。

话虽如此，也不是全然没有问题。邓通出身孤寒，家乡没有人可以为他经营，他本人又必须在宫里服侍文帝，滕不出空去采铜铸钱，就算有空，他也办不了这样大的事业。

这不等于货弃于地了吗？不要紧，幸好所赐的铜山，就在临邛地区，可以委托卓王孙代为经营——实际是邓通以铜山为资本，借重卓王孙的技术，算是合伙的生意。

卓家其时在临邛已有五六十年的历史，所以照时间来计算，卓王孙应该是老卓的孙子。

这时的卓家，与老卓当初到临邛时，搭一个茅篷来住的情形，真有霄壤之别。

经过三世的经营，到了卓王孙手里，他家的位于临邛城南五里地方的住宅，占地广达十里，其中亭台楼阁，自然应有尽有，此外更特辟了渔池和“围场”，作为垂钓和打猎之用。起居豪奢，“拟于人君”——’由《汉书》上的这四个字，可知卓王孙的起居享用，颇有僭越非礼之处，只是汉初法令宽疏，对于贬抑商人的“七科滴”

法令，并未严格执行，兼以天高皇帝远，所以不曾惹出大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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