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与邓通合作铸钱，卓家的盛运，更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照史书方志来研究，邓通所受赐的铜山是一区，不是一座。他受赐铜山的地区，在今西康荣经县一带，当时名为“严道”，得名的由来，是秦始皇灭楚以后，“徙严王之旅，以实其地”，而西南夷中又有蛮族名“道”。以后一直为流放罪犯的地方。淮南厉王谋反，文帝不忍诛杀，下诏徙置“严道邛邮”之地，即是此处。淮南厉王在流放途中，不食而死，未到严道。否则，那里的铜山不会为邓通所有。

所谓“邛邮”即是临邛，严道与邛邮并称，可知两地密迩。荣经在西康极东，临邛在四川极西，虽隔一个省分，实际相距只两百里。在这个地区，属于邓通所有的铜山，可考者计有两座，一座在荣经县东北；另一座就在卓家大宅附近。都由卓王孙替他采铜铸钱。

卓王孙与邓通的合伙，契约的内容无法详知，据《华阳国志》记载，大致在名义上是一种租赁关系，所得的报酬为“岁取千匠”，这句话的解释是，卓王孙以一千名工人，采铜铸钱的总生产量，归于邓通所有。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卓王孙的手腕非常高明，他虽取得了两座铜山的实际经营权，但避免用自己的名义铸钱，其实“邓氏钱遍天下”，一大半是卓王孙发行的。他这样做法有两个好处：第一是可以避免法律责任。第二不致招摇太甚，是明哲保身之道。以后邓通被祸，卓王孙没有被牵涉在内，相信是由于那张合作的契约，请教了法律专家，精心拟订的结果。

《钱谱》和《西京杂记》都有关于“邓氏钱”的记载，说它与“天子钱”无异，可知成分极好，“币信”极佳，所以能通行天下。这时卓王孙的财富，已经上亿。

他的贮钱的巨瓮，在明朝初年，曾经在临邛卓氏故宅的水池中掘出来，“大可容五石，色如漆”。小口大腹，瓮脚上刻有文字。

邓通之富，富在他“邓氏钱遍天下”的虚名上，同时他也不能像卓王孙那样，利用财富在家乡大起园林，安享清福。他在宫中服侍文帝，几于片刻不离，有钱亦无法去用。钱，对他唯一的作用，不过是否定相士的看法，保障他不致于穷得活活饿死而已。哪知这一重保障亦竟不能获得。起因是他得罪了太子。他的得罪太子，有两个说法：一说是弄巧成拙，一说是无意的。照邓通的为人看来，是无意间所得罪。

起祸的原因是如此：文帝生了一个恶疮，发炎作脓，疼痛不堪。在当时的护理技术上，有这样一个方法，由另一个人用嘴把其中的脓血吮出来。邓通便是如此为文帝效劳。

脓血一去，痛楚顿减，但是文帝反而闷闷不乐，因为“吮痛”向来只有子女对父母才肯这么做。文帝的不乐，正因此举出于邓通而非亲子。

于是，他闲谈似地问邓通：“你看，天下最爱我的是哪一个？”

邓通不防有此一问，也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想了想答道：“当然应该是太子！”

这话答得一点不错，不但得体而且正见得本性善良。不料文帝别有感触，等太子来视疾问安时，便叫他像邓通那样，为他“吮痈”。

这是多恶心的事——太子大为作难，但不敢违命，很勉强地照办了。事后打听到是邓通想出来的花样，不仅他自己这么做，还害了别人。太子疑心邓通是故意“整”他，平时就看不起此人，这时便越发痛恨。当然，必有人在太子面前挑拨，也是可想而知的。

文帝在位二十三年驾崩，三十二岁的太子刘启即位，是为景帝。这一下邓通例楣了，不过景帝并无杀他的意思，只把他免职，撵出京城。

于是邓通回到蜀中，住在荣经县二不久有人告发，说他在“徼外”铸钱。“徼外”可以解释为国境以外。荣经县西面就是“西南夷”，在那里铸钱，岂不是“资敌”？景帝大怒，下令查办。

一查果有其事。但实在是冤枉的。邓通什么也不会，回家又不久，而且有两座日进斗金的铜山，何必还要到国境以外去铸钱？当然是别人假冒他的名义干的勾当。

但铸的是“邓氏钱”，铁证俱在，法律责任便难逃了。

结果，邓通被抄家，抄了家还不够，因为要追缴他所有“盗铸”的钱。当时的法律，并没有“酌留本人及家属生活费”这一条，所以凡有收入——主要是他人的接济，像卓王孙那样，一定是帮助他的。可是他的任何收入，都被官吏没收，充作偿还公款之用，以致于搞得一文不名。

景帝有个一母所生的姊姊，她的名字在现代来说很难听，单名一个“嫖”字，文帝即位，封为“馆陶长公主”，颇有权势，馆陶长公主一则因为邓通为文帝所宠幸，再则看他为人老实，所以很可怜他的遭遇，不断有金钱赏赐，但一样到不了邓通手里。

这一下真的要饿死了！馆陶长公主无可奈何，只好供给他衣食，还不敢说赏赐，是借给他的，因为唯有所有权不属于邓通，才可以免予没收。

问题在这里，馆陶长公主在京城，邓通在荣经，相去数千里之遥，衣食难免有接济不上的时候。弄到头来，邓通果然活活饿死。

西康荣经县，现在有两个遗迹，一个名为“邓通城”，是他免职家居还保有铜山时的住处；另一个就是“饿死坑”，邓通死后，头上连根铜簪子都没有。

邓通得罪饿死，他的合伙者卓王孙未受影响。这因为景帝的目标只在邓通，不愿株连。同时卓王孙原有临邛、荣经两处合法的铜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无须违法到国境以外去盗铸。凡是大企业家，事业只要上了轨道，有了制度，往往只有一个因素可以使他垮下来，那就是作非法的勾当而受罚。否则即使遭遇了极严重的意外，如战乱等等，依旧有复起的可能。卓王孙固守法而免祸，就是一个最显明的例子。

不过，邓通获罪，他受赐的铜山必由国家收回，卓王孙与他的合伙关系，当然亦告终结。就这样，卓家的财富，依然无人可及，同时冶铁的事业仍旧存在，仅仅守成，亦可数世不愁衣食。

卓王孙那时应该是四十岁左右。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女儿叫文君，生成绝色，皮肤尤其好，柔滑如脂。她从小娇生惯养成任性外向的性格，所以放诞风流，艳名四播，不幸红颜薄命，她十七岁就守了寡，卓王孙把她接回家来住，一则是养尊处优，在娘家的生活舒服，再则深知这个女儿的性格，怕闹出丑闻来，面子上不好看，接回娘家，自有防范的意思在内。

其时临邛的县令名叫王吉，他有个好朋友叫司马长卿，是成都人，本名犬子，因为仰慕蔺相如的为人，改名相如。司马相如喜欢读书，也学过击剑，在文学方面，是个不出世的天才。他家的境况不坏，所以做了“郎”，官拜“武骑常侍”。

汉朝有这样一种制度，选拔富家子弟，充作皇帝的侍从，称为“郎”。后世以郎为年轻男子的美称，即由此而来。因为侍奉天子，所以又称“侍郎”，又有“侍中”、“中常侍”等等职称。“郎”的官俸不高，而服装车马极其讲究，因而非富家子弟不能做，但天子近臣，身分不同，而且只要有才干，极容易受到赏识。不幸地，景帝对于文学，并不爱好，同时司马相如口吃，而在皇帝左右奔走，顶重要的是奏对敏捷，所以他做官并不得意。至于他本人的作风，又不脱文人散漫自适的本性，更不宜做这个需要随时注意仪容，保持警觉的宿卫郎官。这样，即不得意，又感拘束，他便起了弃官的念头。

其时封建诸王，最有势力的是梁孝王刘武，他与景帝同为窦太后所生，景帝看待他，自与别的异母弟不同。又以吴楚七国之乱，梁国的位置在河南、山东一带，正居中原，为战略上的要地，所以发生了极大的阻挡作用。事平论功，梁工居首。

窦太后也偏爱这个小儿子，赏赐不可胜数。于是梁王大治宫室，广结宾客。四方豪杰，云集大梁，山东“稷下”一派的学者，如邹阳、枚乘等人，亦为梁王的上宾。

景帝即位的第七年，梁工人朝，这些学者也都跟着到了京城。司马相如跟他们谈得非常投机，因而告病辞官，投入了梁王门下，在梁国住了好几年，有名的“子虚赋”，就是他此一时期的作品。

这样，过了五、六年诸侯门下饮酒读书的闲适生活，忽然遭逢意外——梁孝王在出猎途中，一病而亡，居停既逝，门客星散，司马相如潦倒还乡，境况十分艰窘。

就在这困处愁城的日子中，他接到了临邛县令王吉的信，信写得很简略：“知道你宦游不得意，来看我。”

信虽简单，准备为他想办法的诚意，并且必有办法好想的把握，是很显然的。

司马相如也知道临邛多富翁，有好朋友在那里做县令，这个秋风大可一打，所以决定接受邀请。

当然，他懂得打秋风的方法，最要紧的是不能露出寒酸相。于是悉索敝赋，把能够变钱的东西，统统卖光，凑足一笔盘缠，作背城借一之计。因此，到临邛的时候，车马仆从，一应俱全。派头相当不坏。

在王吉是早就设计好的，亲自出城迎接，把他安置在公家的“招待所”里，就像接待贵人那样，每天都要到招待所去谒见请安。司马相如也摆出贵人的架子，接见了几次就厌烦了。等把名刺递了进去，叫僮仆出来挡驾，说有病不见。而碰了钉子的王吉，依然一天一趟，报到不误。

这一下，临邛县民纷纷猜测，不知来了个什么贵人？看他的架子这么大，县官这么恭敬，可知官阶一定不小。这些猜测，越传越盛，终于传到了卓王孙耳朵里。

卓王孙的架子也不小，县官并不在他眼中。平时只在他那占地十里之广的大宅里纳福，偶然出门，也无非与他的同行，也是巨富的程家和郑家有所往来。这一天偶而聚在一起，谈到了住在招待所的这一位贵人，都觉得他的来头似乎不小。

于是卓王孙说道：“王县令总算是个很知趣的人，我们给他做个面子吧！”

“这个面子怎么做法？”

“请王县令的贵客吃个饭，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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