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一个希望儿子做皇帝，一个希望女儿做皇后，王夫人和馆陶长公主在共同的利益之下，携手合作，展开了排挤太子及其生母栗姬的密谋。偏偏栗姬善妒，这个弱点被馆陶长公主用各种方式来强调，加以还有窦太后的左右，景帝终于在即位后的第七年，把太子刘荣废为临江王，栗姬忧愤而死。

度太子刘荣是老大，景帝再立太子，越次以第九子，七岁的胶东王正储位。九年后即位，是为武帝，立太子妃陈阿娇为皇后。这时的馆陶“长公主”，也就应该称为“大长公主”了。

陈皇后的母教不大好，家世贵盛，六、七岁时就成了未来的皇后，从小养成娇纵的脾气，加以她母亲一向喜欢揽权生事，目空一切，陈皇后耳濡目染，处处霸道。

再有一个想法，认为武帝的得位，别有渊源，越发有恃功而骄，种种令人难堪的语言神态，使得武帝大为不满。在他心目中的陈皇后，已不是十年前愿以“金屋贮之”的阿娇了。

光是一个陈皇后，已经对付不了，更有她母亲推波助澜，以姑母兼岳母的身分，提出种种唯有皇帝才能赋予的权利要求。武帝积不能堪，恶感愈甚。

如果陈皇后有个儿子，则以嫡长子的身分，当然被立为太子。那时不但母以子贵，皇后的地位可保无虞，而且由于骨肉的连系，亦可望重承恩宠。为了这皇嗣的问题，关系重大，大长公主遍求天下名医，花了无数金钱，觅来许多种宜男的药，让陈皇后服用，结果如泥牛入海，影响全无。医不灵则求巫，哪知这一下为陈皇后招来了一场大祸。

找是找的一个女巫，名叫“楚服”。听这名字，就知道她的籍贯，是如今湖南湖北一带，这个区域原为楚国的疆土，在当时被认为是相当神秘的地方，尤以湘西为甚，巫蛊之风，自古已然。到清朝嘉庆年间，还有“河伯娶妇”之类的不人道的情事发生，而所谓“祝由科”，亦至今有人津津乐道。由此可见，在那时找个女巫来为皇后祈祷皇嗣，原是件不足为奇的事。何况武帝本人也跟他祖父一样，素来迷信方士。然则，陈皇后求巫，何以又会贾祸呢？问题出在这个女巫的性别上面。

《汉书·外戚传》说：“陈皇后挟妇人媚道”。此当是楚服所教。《汉武内传》等书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说陈皇后宫中，每到深夜有神秘的祭祀，服药祝祷。而楚服易钗而弁，与陈皇后同入帷帐，行迹异常诡秘。可想而知的，这就是教导“媚道”的时候。

从种种迹象来看，楚服是个男性特征多于女性特征的“阴阳人”。《汉书·五行志》称此为“人疒阿’，视作不祥之物，而居然亲身示范授皇后以“妇人媚道”，这还当了得，久而久之，自然会有人去告密。

于是在元光五年，也就是唐通开南夷道的那时候，武帝下令彻查，楚服“枭首于市”，株连而死的有三百多人。罪名是“为皇后巫蛊、祠祭、祝诅、大逆无道。”

陈皇后就此被废，武帝所赐的“策”，简单明了。“皇后失序，惑于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玺绶，罢退居长门宫。”长门官在长安城内，是个独立的离宫，规模不大，不妨说它是个冷宫。

打入冷宫的陈皇后，心犹不死。大长公主当然也要替；她设法挽回。当时武帝左右可以为陈皇后进言的，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东方朔滑稽之雄，如果是因为其他的缘故，一时得罪，只要东方朔幽默一番，武帝的震怒，可以一笑而解。但皇后失宠，则必动之以情，那就非司马相如的那枝笔不可了。

于是大长公主以黄金百斤为润笔，请司马相如写一篇可以感动武帝的文章，那就是他流传于后世的六篇赋中的《长门赋》。与描写神仙的《大人赋》一样，在技巧上仿楚辞的形式。至于写上武帝，“嘉览”之余的效果，多说武帝大为感动，复见亲率，以后又冷淡了下去，如昭明文选《长门赋序》所说：“相如为文以悟主上，复得亲幸”。而《汉书》补注，以为“‘复得亲幸’者，著述之体，皆著其效验，《说苑》、《国策》皆然，”这话说得不错。陈皇后“复得亲幸”，并无正面的证据。但未回君心的反面证据却有两个。第一，陈皇后果然复得亲率，则必移宫。即令仍为废后的身分，不能复居正宫，可是以未央、甘泉等宫，千门万户，亦必有一处比长门宫好些的宫苑来安置她。其次，如果武帝曾临幸长门官慰问陈皇后，则正史不载，稗史亦当有记，可是翻遍详记长安、咸阳宫阙的《三辅黄图》，找不出此事的影子。

司马相如晚年住在长安以西的茂陵。在此以前，他被拜为“孝文国令”。文帝葬霸陵，在今西安东面卅里，地临霸水，原称霸上，文帝挑选此处作为他将来的埋骨之地，改名为霸陵。景帝时称文帝的陵寝为“孝文园”，置“令”管理。武帝派司马相如去当这个官，是因为这个守令，没有多少民政要管，借此地让他养病。

不久，司马相如辞官移住茂陵。此地本为槐里县的茂乡，武帝很早就看中了它的风水，把它从槐里县划出来，特置一邑，改名茂陵，迁了许多富户住在那里。地当今陕西兴平以东，咸阳以西，离长安八十里。

茂陵是武帝所辟的一个“新社区”，住民有二十七万人之多，长安县也不过二十八万人，两相比照，不能不惊诧于此“新社区”发展的迅速。但稍作深入地研究，便知不足为怪。当时的移民政策，并不考虑人民的意愿，指定移到茂陵的，都是富户，以雄厚的经济力量投入此新社区，一切建设，得心应手，而又不必受政治都会所必然的种种体制上的约束。所以茂陵这个新社区，是个富庶、整洁、宁静而舒服的地方，为寓公的乐园，这就是司马相如要卜居于此的道理。

那时，司马相如已五十开外，文君则正在盛年，但“不安于室”的不是盛年的妻子，而是暮年的丈夫。在茂陵，司马相如看中了一个妙年女子，想娶来作妾。这在当时的道德规范来说，是件无足奇亦无可非议的事，如果有什么人的妻子，为此提出反对，必蒙妒妇之名，但文君与司马相如的关系不同，即使在那个时代，司马相如的企图也应该被视为负心。旁人的观感如此，文君的哀伤愤懑，可想而知。

司马相如以琴曲得妻，文君亦以琴曲挽救了她的婚姻。相传文君为此作了一篇《白头吟》，设酒抱琴，与夫决绝；酒入愁肠，鼓琴而歌，唱的是：

皑如山上雪，皎若云中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日沟水头。蹀躞御沟上，沟水东西流。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竹竿何袅袅，鱼尾何(上竹下部)(上竹下部)？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据说这篇诗感动了司马相如，顾念旧情，打消了纳妾的念头。此后老病侵寻，但不废为文，一篇赋成，立即有人要了去传抄，结果连原稿都散失了。他死后，武帝派人向文君去搜求遗稿，还留下一篇赋，是专门献给武帝的，其时为元狩五年。

汉武帝始建年号，六年一改元。因获白麟而称为“元狩”。接着又于汾水得宝鼎，因而以“元鼎”为年号。元狩、元鼎年间，为中国国力空前强大的时期，但经济的发展，与文治武功并不相称，除了开边殖民以外，营造宫室，整治黄河，把文、景二帝的蓄积，用之如泥沙。于是不仅国库的收支，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整个社会的经济情况，也落入令人可忧的境地，富者愈富而贫者愈贫，仅在关东地区，贫民便有七十二万人之多，而此犹是地方官的奏报，实际人数当还不止此。

放任的自由经济，至此已完全不能适应国策的需要，经济制度的彻底改革，终于在武帝突破旧观念的果敢决定之下，见诸事实。从此，临邛卓家，再不能享有铁冶事业的特权，渐致衰落。武帝的经济制度改革，出于专家的设计及执行，效果优越。这些专家，都是商人出身，其中最有名的是桑弘羊，铁矿国有化，就是他的杰作。

史书称桑弘羊为“兴利之臣”，而在他被大用以前，武帝已用各种方法，来减轻卫青每年以数万人远击匈奴所加诸财政方面的沉重压力。例如“人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官职爵位可以购买，徒刑可用钱来赎免或减轻。但戋戋之数，无济于事。武帝本希望富翁、大贾，有所捐输，结果亦大失所望，富商大贾无不隐匿财产，于是而有所谓“人羊为郎”的故事产生。

“人羊为郎”是《汉书》的作者班固挖苦卜式的话。近代表扬卜式，称他为“爱国商人”可是看《汉书》的记载，此人是不是当得起这个荣誉的头衔，不无疑问。他是河南洛阳附近的人，以畜牧为生，不曾读书而好名。由畜牧发了财，把他所置的产业，都送给了他年纪很轻的弟弟，自己赶了百把头羊进山，再去收养，养得多了再置田产。而他的这个弟弟，因为缺乏长兄的教导，钱又来得容易，信手挥霍，成了败家子。卜式也就一次一次分产业给他。

当元朔年间，朝廷连年用兵，国库支细之时，卜式上书武帝，愿以财产的一半，捐献军用。那时捐献都是有所希求的，所以武帝派一个使者去问他：“你是不是要做官？”

“我从小牧羊，不知官怎么做？”他说：“我不想做官。”

“那末，是不是你有什么冤屈，想要申诉？”

“没有！我生来与世无争。本地人有穷的，我借钱给他。有做错了事的，我暗地里劝他。我住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的人跟我好，没有冤家，哪来的冤屈？”

“那末，”使者只好这样问了，“你到底要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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