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什么都不要。只请你把我的一点点愚见，代奏天子。”卜式发表了他的“国事意见”：“现在天子诛杀匈奴，我以为贤者宜死节，有钱的人要捐献。这样匈奴才可以消灭。”

使者回到长安，据实回奏。武帝对卜式很嘉许，想表扬他一番，跟丞相公孙弘商量。公孙弘表示反对，他认为卜式这个人行事不合人情，很可能心怀不轨，最好不要理他。武帝接纳了他的建议，就把这件事搁置了下来。

到元狩二年，霍去病打了个大胜仗，匈奴中的一个“王国”，在甘肃的“浑邪王”，率四万人投降。汉朝就其地置河西两郡，把关东的贫民移置到那里去开垦，可是官库官仓，钱米甚少，不够分配。卜式听到这个消息，又捐了“二十万钱，约相当于二十斤黄金，也就等于两家的“中人之产”。

等移民的工作告一段落，地方官奏报当地富户捐助的名单，其中有卜式的名字。

武帝还记得他，特加赏赐——这个赏赐是古往今来所从不曾有过的。

那时服兵役要派赴边疆作守卫，不愿去的可以出代金，规定为三百钱，这有个名目，叫做“过更”。武帝赏赐卜式的，就是每年四百个名额的兵役代金。这也就是说，每年他可以坐收十二万钱。卜式把这四百个名额，又转送了当地的政府。奏报到京，武帝认为富豪纷纷隐匿财产，卜式的行为，难能可贵，是个忠厚长者，便格外看重他了。

武帝决定奖励卜式，以为激励。于是召他到京，要他为郎官，赐爵“左庶长”

——这是汉朝特有的制度，专门封赐老百姓的爵位，称为“民爵”，左庶长是第十级，又踢田十顷，同时把他的事迹，布告天下，“咸使闻之”。这一下，卜式名成利就，身分大不相同了。

卜式曾经说过不愿做官的话，此时不便自食其言，所以面奏武帝，不愿为郎。

武帝最善于因材器使，便说：“我有羊在‘上林’，你去养吧”！”上林是御苑，在长安西面，为秦始皇所辟。到武帝时，大加扩充，周围三百里，十二宫、卅六苑。

内中有百卉异草，珍禽奇兽，如白鹿之类，但也养着家畜，以供食用，所以有羊。

卜式这才答应下来，以郎官的职位，干牧羊的本行。他布衣草鞋，亲自下手，一年多以后，把羊养得很肥，而且多了许多小羊。武帝偶尔巡行到那里，一看甚为高兴，不免赞许一番。

这时卜式才露出本意，他说：“不独牧羊，牧民也是如此：老百姓的生活要有规律，爱捣乱的把他剔出去，不要让他妨害大众。”

对这个用管理羊群的方法来管理老百姓的理论，武帝颇感兴趣，想来实验一下。

便叫他回河南去做缑氏县的县令，成绩果然不错。再调到成皋，并兼管漕运，考绩第一。这一下武帝要重用他了。其时正封诸皇子为王，王夫人得宠，她的儿子刘闳，最为武帝钟爱，封为齐王，在传统上这是第一个大藩。卜式被派为齐王太傅，负辅导齐王的重任。但刘闳因为有病，未曾就国；太傅无所尽其职责，便转为齐国“相”，治理齐国国政。

不久，南粤发生了变乱。事起于武帝派往南粤的专使，是南粤太后的旧欢，这位专使的外交办到了她的寝宫里，枕边细语，一国兴亡。南粤太后决定率幼王群臣内附。国相吕嘉，以太后私通汉使为耻，表示反对。太后谋诛吕嘉，而吕嘉先发制人，率兵入宫，弑太后及幼主，又包围行馆，杀了汉使。武帝闻报震怒，遣水陆两军十万人，三道出师伐南粤，又发夜郎兵出未修成的南夷道，千辛万苦才到洋河江，顺流而下。直抵番禹，灭南粤，置九郡。时为元鼎六年，唐通的企图，经过十八年终告实现。

这是一次大征伐，自然全国总动员。卜式一看又是慷慨陈词的时候了，便上书发挥他早先的“国是意见”，认为“群臣宜尽死节，其弩下者宜出财以往军。”同时表示，他愿意和他的儿子，以及山东善射善行船的子弟从军，“死之以尽臣节。”

这番话正投武帝所好，再一次把他的事迹义行，“布告天下，使明知之”，而且赐爵“关内侯”，黄金四百斤，田十顷。封候是大用的先声，不久大拜，为“御史大夫”，这是副丞相的职位。可是没有多少时候就垮了下来。因为盐铁国有化及征收船税，在执行技术上发生了偏差，卜式建议废止，武帝大不高兴之故。

盐铁国有化的政策，起于元狩四年，创议者是一个有名的司法官张汤。元狩四年为武帝即位后的第二十二年。当建元六年闽粤攻南越，遣韩安国、王恢相救；是为武帝一朝大规模用兵的开始，第二年也就是元光元年，命李广屯云中，程不识屯雁门，展开对匈奴的防御及攻击，这样到了元光六年，遣卫青、公孙贺、李广等出击，自此年年出”塞，不过十年的工夫，财政上便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不得不从根本上去着手改革。

当时国家的岁出岁入，现在无从稽考其数字，但其项目，大致是清楚的。收入方面，第一项是田赋，自古以来最标准的税制是十分之一。高祖、惠帝时减为十五税一。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其间减半即三十税一者，十二年，完全免除者十二年。

孝景年间，始终维持三十税一的标准。此四十年间，真是深仁厚泽，而终汉之世，大致尊重这个传统，就像清朝从康熙朝规定的“永不加赋”一样，对于农民的思惠，是迭经变乱而仍能长期保持政权的一个主要原因。

其次是丁口税，按人收税，所以在汉朝称为“算钱”，凡年满十五到五十六岁为止，出钱一百二十，称为“一算”。有时减，有时加，幅度不超出三分之一。而此“算钱”的算法，又常被用作推行某一项政策的手段。譬如为了增加生育，规定老处女“五算”，以为惩罚。为了增加生产，对只为私人服役的奴婢“倍算”——

奴婢的“算钱”当然由主人出。此外商人亦被视为不事生产者，所以也是“倍算”

未成丁的也要纳税，称为“口钱”，这是皇帝个人的收入。照定制，七岁起至十四岁，每口二十钱，为“算钱”的六分之一。武帝为了弥补军费，由“少府”掌管的个人收入，划出一部分交国库。“口钱”的征收也加重，起征的年龄提前到三岁，税率加十分之一点五，变成二十三钱。由于“口钱”无分贫富，一律照纳，以致贫民无法负担而“生子辄杀”，实在是一项弊政。

至于工商税，花样甚多。汉朝对财经问题的处理，最大的失策，就是对商人的观念和态度不正确。重农固然甚当，而过分轻商到了显失公平的程度，则难免自食恶果。因为上下关系是相对的，不尊重商人则无由责商人以急公好义。拿商业税来说，有一种“市籍税”，不管你改了什么行，甚至做了官，只要是商人的子孙，家有“市籍”便得照缴不误。而“市籍”也者，在司法的意义上等于有“前科”。所谓“七科滴”中，“贾人、故有市籍、父母有市籍、大父母有市籍”占了七分之四，这些有“前科”的人，随时有戍边的可能。试想，有“市籍”已是一种精神上的羞辱和威胁，复收税而加以物质上的惩罚，然则经商“财累万金而不住公家之急”，虽说商人重利，而政府也实不能不作自我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