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着中国东部转了一个大圈回来后，其他人重新进入了工作状态，只有司马皋没有多少的具体事情，在办公室打打杂务。

司马皋很相信星相命理，平时闲暇没事儿，就钻研一些《周易》、《诸葛神算》、《麻衣相书》之类的杂学，颇有心得，却无成果。那次失误，虽然宋书记没有直接尅他一顿，他却惊恐万状，唯恐宋书记在心里画他一道子。后来，他扳着《流年运势》一书对照，果然看到那天他命犯“阳公忌”，诸事不利。想一想，那天确实有点怪，吃罢早饭就有点精神恍忽，心不在焉，跟宋书记出去，不经意间，出了几处小错，强打精神，才回到了机关。车进大门时，看见他哥在门卫房的台阶上站着，焦急地等他，见面后说父亲病重，吓了他一跳，马上和哥哥一起去医院给父亲抓药，就把宋书记交待的工作彻底忘了。

司马皋的家离县城三十多公里，是一个靠山的小村庄，姓“司马”的只他一家，单门独户。他父亲司马占方在解放初期，曾经当过中国人民志愿军。他是个独子，按政策是不能征兵的，可他非常坚决，为了走向更远更高的憧憬，义无反顾地报名参军。在他披着大红花，在乡亲们敲锣打鼓欢送他们的时候，母亲跟在后边哭泣。接兵的首长劝她说：“老人家，你儿子当兵，全家光荣啊！”老太太也不知啥是光荣，一个劲儿地哭着：“俺不光荣嘛。”让司马占方觉得很丢脸。

入伍后，司马占方在本省一个兵营接受了几个月的新兵训练，正准备开拔去朝鲜，“三八线”上停战，板门店谈判正在进行。他们这一批战士连省都没有走出去，就重新整编。时值冬天，司马占方正好犯了从小就落下的支气管哮喘病。部队首长原来知道他多多少少识几个字，在当时是少有的文化兵，有意留下他继续培养，就派人叫他谈话，动员他留在部队。他见了领导，咳嗽得直不起腰来，首长很关切，问他什么时候得了这个病，吃药没有？他太老实，不领会首长意图，说自己从小就有这个毛病，卫生室给他开了几片药，吃了下去，不怎么管用。领导一听，立刻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儿，就放弃了动员他继续留在部队的念头。他这个兵只当了八个月，就算当到头了。后来，司马占方一想起这个经历，就直恨自己，真是“一言丧邦”啊。他后悔当时要是机灵一点，对首长说句瞎话，我这病是近几天才得的，恐怕肯定不会是今天这种样子。部队不仅要给他治疗疾病，还要把他留下来，说不定现在当上了师以上干部。因为他偶尔一次从儿子拿回家的《解放军画报》上看到，军队的一个大官的照片，相当面熟，看看署名，仔细想想，这个人就是他们那个部队的，和他同时期入伍，曾经在新兵连上发过言。司马占方光荣退伍时，人家不怎么光荣地继续服役。到了现在，一个农民，一个少将，真是天壤之别啊。

司马占方从部队退伍后，曾经红火过一阵子，在他们那一带，他第一个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当上了小乡的共青团书记，那时的干部是义务制，只讲奉献，没有任何报酬。他也全身心地投入革命事业，眼看就要成为一名国家工作人员，谁知一场大病害了整整一年多，等他能够出门时，组织上说他“革命意志衰退”，把党籍给撤消了，干部也除名了，接着干他原来职务的人不再是义务制，而是供给制，没有工资，每个干部每个月发60斤小米一类的杂粮。这就是“吃商品粮”的萌芽，干部与群众正式开始油水分离。当时群众骂那些不“为人民服务”的干部时，说他们“白吃了国家小米！”就是由此而来。司马占方从此一蹶不振。成了一般老百姓后，因为识几个字，懂得一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会品评一些道理，口才也比较好，英雄无用武之地，就容易给干部提意见。这种做法，很有点西方国家“在野党”的味道，但在我们国家是不允许的，久而久之，他就成了大小队干部的“眼中钉”、“肉中剌”，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中，总是找茬子整他，甚至批斗他。慢慢地，他向世俗和强权低头了，表面上比较驯服了，可内心深处的倔强从来没有熄火。他认定，只有当官，才能出人头地，没有权力，就总是受人家欺负。他下决心供养两个孩子读书，大儿子却不成器，一上学就头痛，小学没有毕业就辍学了，好在可以挣工分，弥补了因为他身体一直不好给家里造成的困难。只有小儿子司马皋用功刻苦，还喜欢写文章，甚得老司马的钟爱，经常给他灌输一些一定要当官的思想。这本来与孔夫子的“学而优则仕”是一个道理，在当时孩子们接受的教育中，却是石破天惊的。司马皋接受这些教育，是从自身的体会出发的，与他同龄的干部子女，无论从各个方面都占有优势，他从小就受他们的欺负和污辱，再加上亲眼看到父亲被批斗，心里非常仇恨人间这不平等的现象。他上初中时，有一次从父亲的衣袋里看到一张血票，知道父亲为了给他交学费，到县医院卖过血，就偷偷地哭了一场，发誓要学出个样子，不辜负父亲的养育和教诲。

司马皋没有能够考上大学，不是因为本人没有努力，而是他受的教育太差了。他受的高中教育，教他的老师都是小学教师拔高教高中的，可想而知教学水平有多高，在那个年代混个高中毕业文凭，实在学不了多少东西，即使学到的也难保是一些不准确或者不正确的知识。当时县委宣传部正好要培训一批农村通讯报道员，各乡镇都有名额，报名的人远远不够。司马皋听说这个消息后，就报名参加了，并且经过培训，掌握了新闻写作的技巧，学以致用，给本乡写出了好几篇在市级党报上发表的文章。公社党委书记十分爱才，向县人事劳动局要了一个“亦工亦农”的指标，把司马皋安排在公社机关里上班，当上了公社的通讯专干。后来这位书记调到县城当上了一个重要局的局长，全力推荐他进了县委办。他到了这个全县的中枢部位后，是从打杂开始的，逐步写一些小文章，思路、言辞都很清晰。他的聪明才智，在实践中不断地迸发出来。由于他长得比较有成色，察言观色的功夫不断见长，主任们就派他做领导们的随员，一干就是几年。

司马皋走出农门以后，家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他们了。对他最有刺激的是一个儿时玩伴儿，与他产生了强烈的反差。有一次，他回家到后山转了转，见到这个家伙蓬头垢面，在山上放羊，见了他很亲热。他问这个儿时的朋友：“你怎么不出去跑跑，只在家放羊啊？”朋友告诉他：“还不是为了挣钱嘛。”他问：“挣那么多钱干什么？”“娶媳妇呗。”他觉得可笑，就继续往下问：“娶媳妇干啥？”“生孩子。”“生孩子干啥？”“还让他放羊，再娶儿媳妇生孩子，生下的孩子长大接着放羊。”一问一答，这个老朋友很懂幽默，跟他开玩笑。但也说出了一个让他思绪横生的道理，人生如果陷入这样的循环往复，是多么的悲哀！老朋友真的太胸无大志，鼠目寸光了。他坚决不能这么平淡地过一生，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父亲没有实现的愿望，干大事，做大官，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等他调到了县委办以后，人们更加用巴结的眼光看他。跟了领导，特别是跟了宋书记以后，下级领导对他都很恭维。乡里的老亲旧眷提着香油、香烟，来托他办一些别人认为棘手的事情，他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他们十分感激。从而更让他体会出，权力是多么重要。他并没有实际的权力，但县委书记的余晖，就足够他使用了。于是在他的内心里，对“进步”的要求极为迫切。

查志强和项明春进入县委办公室的时间并不长，就被提升为秘书，给他的震动很大，他反复思索，找不出什么原因，根据自己喜欢的那些杂学推断，很可能与家里的风水有关。在泰山上抽的一签，让他觉得希望渺茫，这种状况必须彻底改变，不然他认为自己肯定没有多大造化。外出旅游以后，他趁宋书记仍然在党校学习，回了老家，自己按图索骥，把家里的阴宅、阳宅，全部看了一遍，心里恍惚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又因为自己揣摩的道理不一定准确，想请一个高人来认真地看一看。他把这个想法对长年有病的父亲讲了，父亲哪有不支持的道理？只要为了孩子进步，杀他剐他都干。就对司马皋说，孩子，你看着办吧，别招摇，千万不要让人看我们迷信，告你的黑状，影响了你的前程！司马皋说，没事儿，现在好些领导都找世外高人看风水，算不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