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迪凯霍尔的葬礼是在萨姆被判死刑后不到一个月时发生的。葬礼在圣莫尼卡的一个小教堂举行。只有不多几个朋友和相比人数更少的家庭成员参加。亚当坐在前排，夹在母亲和妹妹之问。他们的手紧握在一起，盯着不远处盖着盖的棺材。像往常一样，他母亲的表情僵硬而淡漠，眼中偶尔闪出泪花，不时用纸巾擦着。她和埃迪有过不知多少次的分手与和解，以至于孩子们都弄不清谁的衣服放在谁那儿。虽说他们的婚姻不曾有过暴力，却也是一直生活在一种持续的离婚状态——离婚的威胁，离婚的计划，和孩子们严肃地谈论有关离婚的事，离婚的谈判，离婚的表格，放弃离婚，发誓不离婚，等等。在萨姆凯霍尔第三次受审期间，亚当的母亲悄悄地把她的东西搬回了他们的小房子，并且尽可能地陪在埃迪身边。埃迪不再去工作，又一次退到他自己狭小阴暗的世界。亚当问他的母亲，她只简单解释说他爸爸显然正在经历着又一次“困难时期”。窗帘被拉上，百叶窗关起来，灯的插头拔下来，声音放到最低，电视关上，全家人忍受着埃迪的又一次困难时期。

陪审团裁决的三个星期后他死了。他在知道亚当会第一个到家的那天，在亚当的房间里开枪打死了自己。他在地板上留了一张字条指示亚当如何尽快在姑娘们到家之前把污物清理好。在厨房还找到了另一张字条。

卡门当时十四岁，比亚当小将近三岁。她的母亲是在密西西比怀上的她，在她的父母匆匆向西搬迁之后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在她出生的时候，埃迪已经合法地把他家人的姓从凯霍尔变成了霍尔。艾伦成了亚当。他们住在洛杉矶东部，三间一套的公寓，窗户上挂着肮脏的单子。亚当记得那单子上有好些破洞。那是他们许多临时住处的第一个。

坐在前排紧挨着卡门的是一个他们称之为莉姑姑的神秘女人。她刚刚被作为埃迪的姐姐，埃迪唯一的手足，介绍给亚当和卡门。虽说孩子们不允许提有关家族的问题，但莉这个名字仍会偶尔被提到。她住在孟菲斯，一次婚姻使她进入孟菲斯一个富有的家庭，育有一子，由于宿怨与埃迪一直没有联系。孩子们，尤其是亚当，渴望能见到亲戚，况且莉姑姑是唯一曾被提到过的，孩子们对她有许多幻想。他们总想见到她，但埃迪却说她不是好人而不让见。他们的母亲小声告诉他们，莉实在是个好人，有一天她会带他们去孟菲斯见她。

反而是莉去了加州，和他们一起埋葬了埃迪。葬礼后她住了两个星期，与侄子侄女混得很熟。他们爱她，因为她漂亮又潇洒，穿着牛仔裤与恤，赤脚在沙滩漫步。她带他们逛商店，看电影，在海岸边作长长的散步。她用许多理由解释为什么没有早来。她说她想来，也答应过，只是埃迪不许她来。他们从前打过架，他不愿意见她。

最后，还是和亚当坐在码头上一起观看夕阳沉入太平洋的莉姑姑谈到了她的父亲，萨姆凯霍尔。海浪在他们脚下轻柔地拍打着，莉给亚当讲述了当他还只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时曾在密西西比那个小镇呆过的一段不长的时期。她握着他的手，拍着他的膝盖，揭开了他们家族悲惨的历史。她赤裸裸地列出萨姆参加三k党活动的细节，克雷默的爆炸案，以及那些终于把他送进密西西比死牢的审判。她的口述中虽说有不少的漏洞，但她很有策略地包含了所有要点。

对于一个刚刚丧父、尚不成熟的十六岁少年，亚当接受整个事情的表现却非常得当。他问了几个问题，海上的冷风吹来，他们紧紧地拥在一起，但大多数时间他只是听，没有震惊也没有愤怒，只是怀着极大的好奇心。这个可怕的故事给他一种奇特的安慰。在他的世界之外竟有一个家族在那里！或许他根本不是与常人不同。或许他也有不少可以分享人生经历的叔伯姑姨表兄弟姊妹。或许也有几栋由真正的祖先建造的老房子，还有他们赖以生息的土地和农场。他终归还是有来历的。

但是莉是聪明人，她及时觉察到他的兴趣所在。她解释说凯霍尔家族是个奇特而秘密的家族，他们自我封闭，回避与外人接触。他们不是那种到了圣诞节就团圆，逢七月四日国庆必聚会的友好热情之人。她住在离克兰顿只一小时路程的地方，却从未见过他们。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日暮时分去海堤成了一种仪式。他们会先在市场上买些红葡萄当零食，把籽吐进大海，直到天全黑下来。莉给他讲了在密西西比与她的弟弟埃迪度过的孩提时代。他们住在离克兰顿仅十五分钟路程的一个小农场里，那里有可以钓鱼的池塘和可以骑的小马。萨姆是个和蔼的父亲，不是专制的却也实在不能说是亲切的。她的母亲多病而且不喜欢萨姆，但她溺爱她的孩子。她失去过一个孩子，一个新生儿，那时莉六岁，埃迪差不多四岁。她几乎一年都没走出她的卧房。萨姆雇了个黑女人照顾埃迪和莉。一九七七年她母亲死于癌症，那也是凯霍尔全家最后一次相聚。埃迪曾偷偷跑回家乡去参加葬礼，不过他设法避开了所有的人。三年后萨姆最后一次被捕并被判刑。

关于她自己的生活莉没有讲多少。十八岁时，中学毕业典礼结束后一个星期她就匆匆离家直奔纳什维尔，打算录制唱片一举成名。不知怎么回事她遇上了费尔普斯布思，范德比尔特大学的研究生，家里开着银行。他们最后在孟菲斯结婚安了家，开始了一种看来并不快乐的生活。他们有一个儿子，沃尔特，他显然相当反叛，现住阿姆斯特丹。关于莉的情况细节只有这些。

亚当拿不准莉是否改过姓。他怀疑她改过，可谁又能责怪她呢？

像来时一样，莉悄悄地离开了。没有拥抱也没有告别，天亮之前她溜出他们家走了。两天后她打来了电话，鼓励亚当和卡门写信来，他们也热切地照办了，可是再也没有了她的信和电话，重新建立联系的保证渐渐地烟消云散。他们的妈妈有一个解释。她说莉是个好人，可不管怎么说她也是凯霍尔家的人，天生就有些忧郁古怪。亚当的梦碎了。

在他从佩琅代因毕业的那个夏天，亚当和一个朋友开车穿过半个国家去基韦斯特。他们在孟菲斯与莉姑姑一起住了两个晚上。她独自住在公寓式管理的一套宽敞、现代化的私人套房里，房子坐落在可以俯瞰河上风光的陡峭河岸上。他们在阳台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只有他们三个，吃家里烤的比萨饼，喝啤酒，看过往的驳船，几乎无所不谈，只是从不提及家庭。亚当对于将要上的法学院表现出异常的兴奋，莉也有一大堆关于他的前途的问题。她活泼、幽默、健谈，是个称职的女主人和姑姑。当他们拥抱告别时，她眼里含着泪水并且央告他再来。

亚当和他的朋友避开了密西西比，取道向东，穿过田纳西州和云雾山。据亚当估算，他们曾一度离帕契曼的死囚牢和萨姆凯霍尔不到一百英里。那是四年前，一九八六年的夏天，那时他已经收集了整整一大箱有关他祖父的材料，录像带也差不多完成了。

昨晚在电话中的谈话不长。亚当说他会在孟菲斯住几个月，会很高兴去看她。莉邀请他去她的老地方，那个有四间卧房和一个半工女佣的峭岸上的家。她坚持让他住在她那儿。然后他说他将在库贝事务所孟菲斯办事处工作，实际上他将致力于萨姆的案子。电话的另一头半天没有了声音，接着是个不那么坚定的邀请，无论如何要去她家，他们一起谈谈这件事。

时间已过九点，亚当一面瞟着他的黑色敞篷绅宝一面按下她的门铃。这一排建筑共有二十套，紧密地连在一起，一色红瓦的房顶。一面宽阔的砖墙，墙头上是粗重的铁栏杆，保护着社区不受从孟菲斯市区来的威胁。一名武装警卫守着唯一的大门。要不是房子另一面有河上的景色，这些房子实际上不值多少钱。

莉打开门，他们相互吻了一下面颊。“欢迎，”她说，看了看停车场，锁上了他身后的门，“累了吧？”

“还可以，应该十个钟头的路我走了十二个钟头。我不是很急。”

“你饿不饿？”

“不，我几个小时前吃过。”他跟着她进了书房，两人面面相对，琢磨着说什么合适。她差不多五十岁了，四年来她老了很多。头发已是灰褐各半，并且长了很多。她把头发在脑后紧紧地扎成了个马尾。她淡蓝色的眼睛有点发红并且神色焦虑，眼角多了许多皱纹。她穿着宽松的活领棉布衬衫和褪色牛仔裤。莉仍然很潇洒。

“真高兴见到你，”她说，带着亲切的微笑。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咱们坐到阳台上去。”她拉着他的手穿过一扇玻璃门来到一个木结构阳台上，吊在木梁上的篮子里种着蕨类植物和九重葛。河就从他们下面流过。他们坐在白色的柳条摇椅里。“卡门好吗？”她边问边从一个陶水罐里给亚当倒了一杯冰茶。

“挺好，还在伯克利的研究生院。我们每星期通一次话。她很认真地在和一个小伙子交朋友。”

“她学什么呢？我忘了。”

“心理学。想拿个博士，然后也许教书。”茶的柠檬味太重却不够甜。亚当慢慢地咂着。空气闷热。“马上就十点了，”他说，“为什么这么热？”

“欢迎来到孟菲斯，亲爱的，整个九月都会很烤人。”

“我受不了。”

“你多少会习惯的。我们大量喝茶并呆在屋里。你母亲怎么样？”

“还在波特兰，现在嫁给了一个做木材生意发了财的男人。我见过他一次。他大概六十五岁，说七十岁也像。她四十七岁，看上去像四十。一对漂亮的夫妻。他们飞来飞去，圣巴斯、南部法国、米兰，所有富人都得去看看的地方。她非常幸福。她的孩子长大了，埃迪死了，她的过去已经被彻底埋葬。她有的是钱而且生活得非常正常。”

“你对她太刻薄。”

“我对她太宽容了。她确实不愿意有我在她身边，因为我让她痛苦地联想起我的父亲和他倒霉的家庭。”

“你母亲爱你，亚当。”

“天哪，那可是好事。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我就是知道。”

“我没想到你和我母亲这么亲密。”

“我们并不是亲密。别激动，亚当，轻松点。”

“对不起。我有点紧张，仅此而已，我需要强烈点的饮料。”

“放松些。趁你在这儿咱们开开心。”

“我不是来开心的，莉姑姑。”

“就叫我莉，行吗？”

“行。我明天要去看萨姆。”

她小心地把杯子放在桌子上，然后站起来离开阳台。她回来时带了一瓶杰克丹尼尔威士忌，往两个杯子里都倒了许多。她一口气喝下了她那杯，望着远处的河面。“为什么？”她终于问。

“为什么不？因为他是我的祖父。因为他要死了。因为我是律师而他需要帮助。”

“他甚至不认识你。”

“明天他会的。”

“所以你会告诉他？”

“是的，我当然要告诉他。信不信？我真打算把凯霍尔家的一个深藏不露的肮脏秘密公开。对此你怎么看？”

莉用双手捧着杯子慢慢地摇摇头。“他要死了，”她喃喃地说着，并不看亚当。

“还没有，但很高兴知道你也关心他。”

“我是关心。”

“真的吗？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别提这些，亚当，你不理解。”

“好的，很公平。给我解释一下，我在听，我希望理解。”

“我们不能谈点别的吗，亲爱的？我对这件事还没有心理准备。”

“不。”

“我们可以以后再谈，我保证。我只是现在还没有准备好。我以为我们只是聊天说笑。”

“对不起，莉。我烦透了聊天和秘密。我没有过去，因为我的父亲轻易地把它抹去了。我想知道它，莉。我想知道到底有多糟。”

“糟透了，”她的声音像耳语，几乎是对她自己讲。

“好的，我是个大人了，我能承受这些。我的父亲在他必须面对这些之前就在我面前溜掉了，所以恐怕除你之外没有别人可以告诉我实情了。”

“给我一些时间。”

“没有时间了。明天我就要和他面对面了。”亚当一口气喝了一大口，然后用袖子擦擦嘴。“二十三年前，《新闻周刊》说萨姆的父亲也是个三k党徒，是吗？”

“是的，我的祖父。”

“还有几个叔叔和堂兄弟也是。”

“他妈的一大帮。”

“《新闻周刊》还说在福特县人人都知道萨姆在五十年代初开枪打死了一个黑人，而且从未因此而被捕，从未在监狱里呆一天。是真的吗？”

“这和现在有关系吗，亚当？那是你出生之前好多年的事。”

“所以真有那么回事？”

“是的，有那么回事。”

“你知道情况？”

“我看见的。”

“你看见的！”亚当似乎无法相信地闭上了眼。他喘着粗气，把身子缩进了摇椅。一艘拖船的汽笛声吸引了他的注意，他的目光随着它走向下游，直到它从一座桥下穿过。波旁威士忌开始起作用了。

“咱们说点别的吧，”莉温和地说。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说，仍然望着河流，“我就爱上了历史。我对多少年前人们生活的方式着迷——拓荒者、马车队、淘金潮、牛仔和印第安人、西部移民。曾有一个四年级的孩子说他祖父的祖父抢劫过火车并把钱埋在了墨西哥。他要拉起一帮人跑去找钱。我们知道他是瞎编，但是非常好玩、我经常想象我的祖先，记得我曾因为似乎没有祖先而困惑过。”

“埃迪怎么说的？”

“他告诉我他们全死光了，说人们在家族史上浪费的时间比其他的事都多。每次我问有关家族的问题，我母亲就会把我推到一边叫我把嘴闭上，因为再问有可能惹恼他，也许他会因此情绪低落，在他的卧房里呆上一个月。我的整个童年大部分时间在父亲身边都是如履薄冰般提心吊胆。长大之后，我开始认识到他是个非常怪僻的人，非常不幸，但我做梦也没想到他会自杀。”

她晃动着杯子里的冰块喝下最后一口。“事儿还多着呢，亚当。”

“那你什么时候告诉我？”

莉轻轻拿起水罐注满了他们的杯子。亚当兑进波旁威士忌。几分钟过去后，他们边喝边望着河边路上的车流。

“你去过死囚牢吗？”他问，仍然盯着河上的灯光。

“没有，”她的声音几乎听不见。

“他在那儿呆了差不多十年，你从来没有去看过他？”

“我给他写过一封信，是最后那次审判之后不久。六个月后他给我回信让我别去，说不愿意让我看见他在死囚牢里。我又写了两封，他一封也没回。”

“我很难过。”

“别难过。我心里非常内疚，亚当，要我谈这些事不是那么容易的。你要给我一些时间。”

“我可能在孟菲斯呆一段时间。”

“我想让你住在这儿。我们互相需要，”她迟疑地说，用食指搅了一下杯中的饮料，“我是说他就要死了，是不是？”

“看样子是的。”

“什么时候？”

“两到三个月。他的上诉实际上已是山穷水尽。找不出更多的理由了。”

“你为什么要卷入这件事？”

“我不知道。也许是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抗争的机会。今后的几个月我会拼命工作，同时祈祷奇迹出现。”

“我也会祈祷的，”她说，又喝了一口。

“我们能谈点别的事吗？”他问，突然看着她。

“当然。”

“你是一个人住在这儿吗？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准备住在这儿的话，就应当先问清楚。”

“我自己住。我的丈夫住在我们乡下的房子里。”

“他是一个人住吗？我只是好奇。”

“有时是。他喜欢年轻姑娘，二十刚出头的，通常是他银行的职员。我去那儿之前会打电话。他如果来这儿也会先打电话。”

“这倒不错而且方便。这个协议是谁牵头定的？”

“经过长时间的摸索。我们已经有十五年没有生活在一起了。”

“了不起的婚姻。”

“这种方法行之有效，真的。我用他的钱，同时不过问他的私生活。我们一起出席少数必要的社交活动，他很快活。”

“你快活吗？”

“多数时间。”

“如果他欺骗你，你为什么不去打离婚官司让他输个精光？我会代理你。”

“离婚是没有用的。费尔普斯来自一个正统而古板的豪门世家，钱多得要命。守旧的孟菲斯上流社会嘛。在有些这样的世家之间互相通婚已经有几十年之久。他家其实希望费尔普斯和他五表妹结婚的。可他却被我的魅力所征服。他的家庭极力反对这门婚姻，所以如果现在离婚那将是一种痛苦的证明，承认他们家当初是对的。此外，那些人非常自豪于他们的贵族血统，一次讨厌的离婚会使他们蒙受羞辱。我喜欢这种独立的生活，用他的钱但按我自己的选择生活。”

“你爱过他吗？”

“当然。我们结婚时曾疯狂地相爱。顺便说说，我们是私奔的。那是一九六三年，我们曾想举行一个有他的贵族家庭和我的平民家庭参加的盛大婚礼，但没有实现。他的母亲不肯和我说话，而我父亲正在忙着烧十字架。那时费尔普斯并不知道我父亲是三k党徒，当然，我也拼命要保住这个秘密。”

“他发现了吗？”

“在爸爸因为爆炸案被捕时我告诉了他。他依序告诉了他的父亲，这件事缓慢而小心地在布思家里传开。那些人在保守秘密上是非常专业化的。这也是他家唯一和咱们凯霍尔家相同的地方。”

“看来只有几个人知道你是萨姆的女儿？”

“非常少。我愿意保持这种状态。”

“你觉得丢脸因为——”

“见鬼，我是为我的父亲觉得丢脸！轮到谁还不都是这样？”她的言词突然变得尖锐刻薄。“我希望你不要有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这个在死监里受罪的可怜老头就要为他的罪孽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我不认为他应该死。”

“我也不认为。可他的确杀了不少人——克雷默家的双胞胎和他们的父亲，还有你的父亲，天晓得另外还有谁。他应该在牢里过完他的余生。”

“你一点也不同情他？”

“偶尔会。如果我这天高兴而且阳光明媚，我没准儿就会想起他，想起小时候的一件快乐的小事。可那种时候太少了，亚当。他给我的生活和他周围人的生活带来许多痛苦。他教我们恨所有的人。他对待我们的母亲很卑鄙。他整个该死的家族都卑鄙。”

“那咱们就杀了他算了，怎么样？”

“我可没那么说，亚当。而且你这么说并不公平。我每时每刻都想着他，每天都为他祈祷。我对着四壁问过无数次，为什么我父亲会成为这么可怕的人，他是怎么变的。他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现在正坐在阳台上的好老头，拿着烟斗和手杖，也许杯子里再斟一点波旁酒？当然，是为了健胃。为什么我的父亲非得去当三k党徒，杀死无辜的孩子也毁了他自己的家？”

“也许他并不是蓄意杀人。”

“他们死了，是不是？陪审团说是他干的。他们给炸成碎片并排埋在一座小小的坟墓里。谁管他是不是蓄意去杀了他们？他在场，亚当。”

“这会是非常重要的。”

莉跳起来抓住他的手。“上这儿来，”她坚持着。他们几步走到阳台的边上。她指着几个街区以外的孟菲斯地平线。“你看那个平顶的建筑，面朝着河的那座，离我们最近的。就在那儿，三四个街区远。”

“看到了，”他回答得很慢。

“最高的一层是十五层，对吧？现在从右边，往下数六层。你跟得上我吗？”

“跟得上。”亚当点点头，顺从地数着。那是一座华丽的高楼。

“现在从左边数四个窗户。有一扇亮着灯。你看见了吗？”

“看见了。”

“猜猜谁住在那儿。”

“我怎么知道？”

“露丝克雷默。”

“露丝克雷默！孩子的母亲？”

“就是她。”

“你认识她？”

“我们遇到过一次，极偶然的。她只知道我是莉布思，是那个声名狼藉的费尔普斯布思的妻子，仅此而已。那是为芭蕾舞剧团或者什么别的事而举行的一次大张旗鼓的募捐会。我一向都尽量避免和她见面。”

“这真是一个小地方。”

“它可能是比较小。如果你去问她关于萨姆的事，她会说什么呢？”

亚当望着远方的灯火。“我不知道。我读过些报道，说她仍然怀恨在心。”

“怀恨？她失去了她整个的家庭。她一直没再婚。你想她会关心我父亲炸死她孩子是不是蓄意的问题吗？当然不。她只知道他们死了，亚当，死了二十三年了。她知道他们死于我父亲安置的一枚炸弹，如果他当时呆在家里和家人在一起而不是和他那些愚蠢的哥儿们深夜在外面兜风，小乔希和约翰就不会死。他们现在将会是二十八岁，也许受了很好的教育而且结了婚，会有一两个孩子让露丝和马文解闷儿。她才不关心那炸弹蓄意要去炸谁，亚当，她只知道那炸弹在那儿并且它爆炸了。她的孩子们死了。这才是最要紧的。”

莉回身坐进她的摇椅。她摇晃着她的冰块喝了一口。“别误会，亚当。我反对死刑。我可能是这个国家里仅有的一个父亲关在死监里的五十岁的白人妇女。死刑是野蛮、不道德的，是对人的歧视，残酷而不文明——我赞同所有这些说法。但是别忘记受害者，明白吗？他们有权力要求报复，这份权力是他们应得的。”

“露丝克雷默要报复吗？”

“据各方面的报道，是的。她不再对媒体多说，但是她在各种受害者团体中很活跃。几年前曾有人引述她的话：执行萨姆凯霍尔的死刑时她会到场旁观。”

“这可不算宽容。”

“我不记得我的父亲要求过宽恕。”

亚当转过身背对河坐在栏杆边上。他看了一眼市区的楼群，然后低头打量着自己的脚。莉又长长地喝了一口。

“那么，莉姑姑，我们将干些什么呢？”

“把姑姑省了。”

“好的，莉。我就在这儿了。我不打算就离开的。明天我去见萨姆，在我离开时我希望成为他的律师。”

“你是否打算把这事瞒住？”

“你是指我其实是凯霍尔家人这件事吗？我不打算告诉什么人，但这秘密要能长久保住倒怪了。它所涉及的是死监里的犯人，萨姆的名气不小。新闻媒体很快就会开始刨根问底。”

莉盘起腿望着河流。“会伤害到你吗？”她轻声问。

“当然不会。我是个律师。律师为猥亵少年犯、暗杀者、毒品犯、强xx犯和恐怖分子辩护。我们不是受欢迎的人。我怎么会被他是我的祖父这一事实所伤害？”

“你的事务所知道吗？”

“我昨天告诉了他们。他们其实本不高兴，但后来改变了态度。实际上，我在他们雇我的时候对他们隐瞒了此事。我那样做是不对的。不过我想现在已经没事了。”

“要是萨姆不同意呢？”

“那样我们就都安全了，不是吗？谁也不会知道了，你会受到保护。我会回到芝加哥去等着看有线电视新闻网关于执行死刑的精彩场面的采访报道。然后我会选在秋天一个阴冷的日子里开车过来，在他的坟前放一束花，很可能看着墓碑再次问自己为什么他要干这样的事以及他怎么就变成了这样的邪恶之徒，而我又为什么偏偏出生在这样一个不幸的家庭，你知道，这些问题我们问了多少年了。我会邀你与我同去。那可以算是一次家庭团聚，知道吗？只有我们凯霍尔家的人穿过墓地，带着廉价的花束和厚厚的太阳镜以兔有人认出我们。”

“别说了，”她说，亚当看见她已是泪流满面，泪水流到她的下巴上，她用手指擦着。

“对不起，”他说，转身望着另一艘驳船缓缓从北边驶过河上背阴的地方，“对不起，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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