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渐渐接近了夫勒斯诺灯光闪烁的地区。

“你能继续去洛杉矶吗？”梅森问飞行员。

“当然。不过我得加点燃料，仅此而已。”

梅森说：“先在夫勒斯诺降落，就像你正常停下来加油一样，我在那儿下去，你带着斯特里特小姐飞到洛杉矶。”

“那你怎么办？”

“我在这儿停下来。”

“对我来说没问题。”

“抵达洛杉矶之后，”梅森说，“你不要和新闻记者谈起此事。如果你能设法降落后不被采访，我就太感激你了。斯特里特小姐在降落前用支票跟你结帐，可以吗？”

“可以。”

梅森对德拉斯特里特说：“我会和你保持联系，德拉，先睡一会儿吧。”

“保罗怎么办？”

“我在这儿跟他联系。”

她把手伸向梅森，梅森轻轻地握着她的手，说：“好姑娘。”

“你什么时候回来？”

“大概明天早晨吧，这里有些工作要干。”

“多吗？”

“我不知道。”

“系好安全带，”飞行员说，“我们要降落了。”

飞机一个急转弯降落在机场。飞行员刚一媳灭发动机梅森就跳下来，匆忙进了候机厅，走进一个电话亭，他用右手挡在头上，这样别人从外面就看不见他的脸了。

梅森接通了德雷克的办公室，几分钟之后保罗德雷克的声音从电话中传来。

“你在夫勒斯诺干什么？”德雷克问。

“四处看看。”

“他们抓到你了吗？”

“谁？”

“夫勒斯诺警察局。”

“没有。”

“他们正在找你。”

“什么罪名？”梅森问。

“警察认为你偷换了证据。”

“根据是什么？”

“代文浦留下的那封信。”

“那封信怎么了？”

“他们认为你拿走了原来装在信里的原件，换了6张白纸。”

“这对我来说有什么后果？”

“据那里的地方检查官说，这可能使你被认为是事实后帮凶。”

“接着讲，”梅森对保罗说，“还有什么？代文浦夫人怎么样？”

“显然她在夫勒斯诺。”

“我想他们已经找到尸体了吧。”

“是的。”

“身份鉴定有问题吗？”

“毫无疑问。尸体埋在一个很浅的坟里。噢，告诉你一件有趣的事，佩里，坟坑是两三天之前挖的，是事先准备好的。”

“你确定吗？”

“确定。”

“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有几个孩子曾经见到过那个坑，在里面玩过游戏，把它当做掩体，所以他们才很容易地发现了尸体。那些孩子看到他们的掩体被填平了，就去告诉他们的父母。有一个孩子的父亲觉得事有蹊跷，就去那里看个究竟。那儿的土很松，很容易挖，他挖了两三英尺时，碰到了一个软软的东西，扒开浮土一看，竟是一只人的大腿。他马上带来警察，挖出了尸体。”

“人死了多长时间了？”

“昨天死的。显然雷诺特医生说对了，现在警察正忙不迭地向他道歉呢。”

“有人看见‘尸体’爬出窗户？”

“警察认为有一个男人把尸体装进汽车，然后跳窗逃跑了。”

“穿着睡衣？”

“他们是这么认为的——作为遮掩，万一有人看见他。”

“还有什么？”

“你说的用假名住旅馆的话是对的，在这方面我们跑在警察的前头。弗兰科史坦顿在夫勒斯诺的威尔士伯格汽车旅馆登记，显然那就是代文浦。人们对他的描述与代文浦个人相吻合，他甚至给了他本人的汽车牌号。不过他没喝酒。他接待了一个来找他的人，那天晚上他们谈得很晚，隔壁有一对夫妇向老板抱怨过。”

“男的还是女的？”

“谁？”

“和他会面的人？”

“是个男人。我们对此知之不多，我们只是随意地和威尔士伯格夫人聊了聊，没敢谈太多以免引起她的警觉，担心如果问太多问题她会去警察局报告，你当然不希望那样。”

“的确不希望。”梅森说。

“好吧，”德雷克说，“剩下的都是你的事儿了。现在还有一件事，佩里，你的朋友莎拉安赛尔一直在办公室里转来转去，总机接线员格蒂告诉她可以给你留口信，跟她说我可能会跟你联系。”

“她想干什么？”梅森问。

“她现在非常后悔，她现在换了个脑子。她说她当时对米日娜代文浦失去了信心所以一时冲动。她当时很累，所以疑神疑鬼。现在她说真想把自己的舌头割下来。”

“她在换脑子之前把她知道的全部都告诉警察了吗？”梅森问。

“噢，当然。她什么都说出去了，警察对她态度有些强硬逼着她发疯。所以，她前思后想了一遍，终于觉得她用不确凿的证据控告了米日娜代文浦。现在她泪流满面，后悔不迭。她想让你知道你可以信任她，她想通过你给米日娜带个话。”

“真是好心人哪！”梅森说。

“可不是！她把知道的什么事都抖落出去了，然后又跑回来请求宽恕——或者是想再来探听点消息，好去吹嘘。”

“你觉得是警察派她来的？”梅森问。

“可能吧，”德雷克说，“但如果她是在演戏的话，那戏演得可真不错，她洒的可都是实实在在的眼泪。她让你一跟我联系上就给她打电话，她留了一个电话号码。你要吗？”

“天哪，不要，”梅森说，“我要是从这儿给她打个长途电话，她5分钟之内就能报告警察说我在夫勒斯诺，到那时这里的每一个警察都会来抓我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去威尔士伯格旅馆，订一间房，设法从威尔士伯格夫人那里打探点儿消息。”

“用假名登记？”

“不，”梅森说，“那不就意味着潜逃了吗。我用真名登记，在警察找到我之前我大约有20到30分钟的时间。那座坟挖好多长时间了，保罗？”

“至少3天了。代文浦死之前孩子们在里面玩了3天。”

“这可不大妙了，”梅森说，“地方检查官会以此作为预谋杀人的证据。”

“他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已经那么说过了，他把它称之为他所遇到的最卑鄙、残忍的预谋杀人案。”

“好了，”梅森说，“我会去找你的。”

梅森确认没人注意他后离开了电话亭，然后留出去叫了辆出租车，直奔威尔士伯格旅馆。

坐在登记桌后面的女人大约50岁左右，神态很像是主妇，她的嘴唇看上去很友好，但眼睛却显得很锐利，像能把人心看透似的。

“您好，”梅森说，“我没带行李，没计划要留下来，我只带了钱。”

“我们要的就是钱，”威尔士伯格夫人说，“还有两间房，你可以随便挑，5美元一间。”

梅森递给她5美元同时给了她一张名片。“我是律师，”他说，“我想了解一下发生在这里的一个案子的情况。”

“是吗。”

“我想了解一下弗兰科史坦顿，”梅森说，“几天前他在您这儿住过。”

“是啊，噢，你是第二个问起他的人。”

梅森温和地笑着说：“史坦顿先生朋友挺多的。”

“出了什么事？他做了些什么？他……”

“就我所知没什么事，”梅森说，“只是想给他一些文件。”

“噢！”她尖声说，接着，她很怀疑地问：“离婚？”

梅森摇摇头，“我不便讲太多细节，不过是关于一处矿产买卖权的问题。买卖权再过几天就到期了，如果买方要求偿清买卖权的话，嗯，你知道，如果不能找到史坦顿那将是非常尴尬的。”

“啊，是的，我明白。噢，他只在这儿呆了一个晚上，他留下了在洛杉矶的地址。”

“我有他的地址，”梅森说，“可是他不在家……嗯，还有几天的时间，但如果他想把自己藏起来的话那就太令人尴尬了。你记得关于他的什么事吗？”

“不很多，”她说，“他在做矿产生意，这个我知道。他拿了两只箱子，非常重的箱子，他好像说里面有什么矿样。”

“矿样？”

“我猜是的。他还带着一只他新买的手提包。”

“新买的？”梅森问。

“对，包是裹着的，除了提手之外都用纸裹着。还有，从他拎包的样子能看出它是空的，但箱子显然是满的。”

“两只箱子？”

“是的。”

“嗯，是不是有人和他在一起，还是他一个人？”

“不，他是一个人，这是我惟一确切记得的事。来了一些客人找他，大约11点半的时候他隔壁房间里的男客打来一个电话，说他不想抱怨，可是史坦顿先生的房间里一直有人说话，使他无法入睡。他问我是否可以给他们打个电话请他们保持安静。”

“谈话声很大吗？是吵架吗？”梅森问。

“显然不是，恰恰相反。他们谈话声一直很低，但他们一直在说，已经很晚了。你知道，当你想睡觉的时候如果有细微的单调的噪音，比方说水龙头滴水的声音，或是什么别的类似的声音，这声音会显得很大，能把你烦死。”

“我完全理解，”梅森说，“你不知道史坦顿先生早晨什么时候离开的？”

“不知道。我大约一两点钟或者是3点钟才睡，通常我睡得很晚。服务员照看房间。”

“您这里真不错。”

“谢谢。”

“您有多少个房间呀？”

“52间。”

“地方可真不少，”梅森说，“照看这么多房间一定很不容易。”

“是不容易呀。”

“我猜你们肯定也有自己的麻烦事儿吧？”

“的确是有哇。”

“您往他的房间打电话告诉他不要打扰别人时他说了些什么？”

“他说他在商量事情，马上就要结束了。我想这是实话，我从门里往外看，看见有辆车停在他房间的外头，几分钟后那车就开走了。”

“你知道是什么样的车吗？”

“不知道，只是一辆普通大小的车，常见的一个牌子，我不知道是哪一个。我不大擅长判断车型，我丈夫只要看一眼车就能说出它的年头、牌子和型号，只要看一眼就行。我对此可不在行。”

“史坦顿没有打长途电话吧？”梅森问。

“这我可说不准。你明白，我们并不能很准确地把这类花费计在房费里。人们想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希望他们到大厅里的收费电话亭去打，那儿有两个收费电话亭。我们当然能够接通长途电话让客人在房间里谈，如果我们知道房客是谁可能会这么做，不过如果是陌生人我们不鼓励这样。”

“史坦顿先生没要求长途电话服务？”

“我在的时候没有。我相信他没有要求，因为帐单上没有任何长话记录。”

“但是他有可能到大厅去打电话吧？”

“噢，是的。”

“那会被注意到吗？”

“不会，根本不会。”

梅森说：“噢，我自己也要打个电话。”

他高兴地微笑着，走进了电话亭，投进一枚硬币，要求接执法官办公室。电话接通后他坚持要跟负责人谈，当他听到助理执法官声音时说：“我是佩里梅森，一个律师。我到这里来跟我的当事人爱德代文浦夫人见面。你们拘捕了她，我想和她谈谈。”

“你……你……你是佩里梅森？”

“是的。”

对方的声音突然变得温文尔雅：“您现在在哪里，梅森先生？”

梅森说：“我在威尔士伯格旅馆，我想乘出租车去您的办公室，和我的当事人谈谈。”

“嗯，现在，梅森先生，您根本不需要这么麻烦，”对方说，“我们希望在此表示我们的友好，我们将派车去接您。您就呆在您现在的位置，5分钟之内就会有车去接您。”

“5分钟之内？”

“嗯，可能更快些，”对方说，“请稍候，我看看我能做点什么，请先别挂断。”

大约30秒钟的静寂之后对方又说：“我们有一辆车在等您，梅森先生，我们一直在找您。”

“真的？”梅森说。

“是的，你去了代文浦先生在天堂的房子吧？”

“没有。”

“没有？”对方不相信地问。

“没有，”梅森说，“我去了代文浦夫人的房子，如果你想知道那封信的内容你最好去审问代文浦先生的秘书美宝诺格。还有，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代文浦先生死前的晚上曾经住在这里，住在威尔士伯格旅馆，他登记的名字是弗兰科史坦顿。”

“你肯定吗？”执法官问。

“当然，还有汽车牌号。”

“你为什么给我们提供这个消息？”法官问。

“我的天！”梅森惊讶地叫道，“难道有什么理由我不告诉你们吗？”

“不，我想没有。我们觉得你可能不愿意让我们知道你的消息。”

“你们为什么会那么想？车道上来了一辆闪红灯的车，我想这是来接我的吧？您派车可真够快的。”

“我们希望高效率，梅森先生，”助理执法官说，“刚好有一辆广播车在您附近，更巧的是，他们正在询问各家旅馆，查找代文浦先生在哪儿住过。”

“噢，很高兴我替你们节省了许多麻烦，”梅森说，这时，两名虎背熊腰的助理法官走进大厅，他挂断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