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贯穿本书的有一样我们陌生而又熟悉的东西，这东西就是“时间”。它从本世纪初开始，从吴儿堡“老人山”上那个放羊娃开始，仿佛我们的书页哗哗地翻动着一样，仿佛杨蛾子荷包里那块怀表铮铮走动着一样，在你游堕的工夫，在你厮杀的工夫，在你梦想的工夫，在你忧伤的工夫，它以命定的节奏向前走去，向世纪末走去。

这个最平常的东西令老人们惊骇，不管这老人属于一位帝王或者一个平民，当他有一天摸着苍苍白发时，他感到恐怖和惶惑，他第一次感到时间出卖了他，他感到这貌似平常的东西中，有一种花岗岩般坚不可摧的东西。这东西就像不久后将压到他身上的冰冷的石碑一样。而对那些朝气勃勃的青年来说，时间是他们的最好的同盟军，他们的希望的参与者和投资者，时间将迅速打发走上一茬客人，以便腾出位置，请他们就餐。他们的桌前杯盘狼藉。他们在夏天就开始挥霍秋季，他们在秋季就开始对镜悲叹，他们或者挥霍得有理，或者挥霍得无益，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这时候还不懂得时间。

但是谁又能懂得时间呢？一个美国作家在一个故事中说，对于一位女人来说，时间就是一月一次按期而潮的月经。然而他刚刚为自己的这句话得意了不到一分钟后，他接着戛然打住，脸色煞白地说，他不敢奢谈时间，他惧怕这个庞然大物的东西，他也没有勇气使自己掉进玄学的泥淖。

我们恭谦地去请教田野上生长的树木，那么，对于树木来说，难道它的春天萌发的叶芽，秋天飘落的黄叶，是时间吗？是的，这是时间，但是仅仅这一点并不是全部。一圈一圈的年轮是时间，斑驳的树皮是时间，那曾经经受过雷击的枝桠是时间，而那黄叶从离开树枝，落入地面的这一刹那，更是一个充满悲剧感和辉煌感的时间过程。黄叶在空中翻飞着，像蝴蝶一样飘飘洒洒的是它的身姿，间或还因为风的缘故，发出叹息一般的呼啸声，这声音令我们想起“天鹅一生只歌唱一次，是在它行将辞世的时候”这句西方俚语。

生性愚顽的我，常常产生这样一种念头，我想给自己的衬衫的背部，印上这么一句话“拜托了，请告诉我，什么叫时间？”然后，我赤脚像寻找终极真理一样行走在大地上，就教于每一条“此次所涉，已非前番之水”的河流，就教于每一座“相看两不厌”的山岗，就教于每一个朝生暮死的蜉蝣和每一颗倏忽一闪的陨星，就教于每一只只闻其声不见其形的草丛中的蛐蛐，甚至就教于我的这只十年一贯制的僵死的书桌，就教于昨天还在我的头上，接受我的爱抚和梳理，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但今天已经非我非它、归宿无定地见弃于垃圾桶中那根断发。是的，我们尽可以动用我们的全部积累，来参悟和诠释这个命题，但是在我们徒劳无益的探索中，不要忘了，时间正在一分一秒地出卖着我们。当然它自己并不这样认为，它认为自己只是在运动着自己而已。

闪闪发光地矗立于中国西北角的陕北高原，仿佛是一座横亘在天际远处的雕塑群。

这件雕塑是水泥建造的，当水泥还没有干的时期，匆匆而过的时间的风，在它身上留下了时间的痕迹。当你欣赏黄帝庙中，轩辕氏那两个印在石头上的一尺多长的脚窝时，你一定会留下这种感觉。

杨作新在本书的上卷，曾经如数家珍地向风尘仆仆的毛泽东，介绍了这块高原上他所能知道的所有的历史陈迹。那招摇于沮水之滨、桥山之巅的轩辕黄帝陵，那子午岭上神神乎乎时隐时现的秦直道，那葬着扶苏与蒙恬的将军山和呜咽泉，那深陷于万顷黄沙中的大夏王赫连勃勃所筑的统万城，那隋炀帝美水泉，那杜甫鄜州羌村，那被当时的守军范仲淹以“长河落日孤城闭”所描绘过的肤施城，那雄踞于高原北部门户的镇北台和绵延的长城，当然还有横行天下的、斯巴达克式的悲剧英雄无定河边的李自成，以及他的建在蟠龙山上的闯王行宫。我们知道，这些被梦想、传奇、典故和英雄业绩的光环所环绕的历史废墟，当它们经杨作新之口，排山倒海地向毛泽东涌来时，它们给毛泽东以深深的震撼，继而成为他写出《沁园春·雪》的最初的动因。

哦，那是谁？一个瘦瘦的、衣冠周正的中年人，在清凉山的后山低头寻觅着什么。从一个山坡奔到另一个山坡，从一个山峁奔到另一个山峁。他的手里捏着一张刚刚收到不久的平反通知书，他想尽快地将这事告诉给当事者本人，可是，仅仅只有四十余年的光景，土包已经从山坡上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阶阶的梯田。这个人在山坡上行走着，他在这一刻是不是也感觉到了“时间”这个奇怪的东西，于是，他边走边吟唱着。他行走和吟唱的同时，他还不时垂下头来，采撷着山坡上熏人的野花。他的吟唱信口道出，杂乱无章，如果我们稍稍梳理一下，再押上韵脚的话，它大约是这样的不可能士兵洒下的每一滴鲜血，

都被庄稼吸收了化作营养；

不可能历史落下的每一星尘埃，

都被山水冲入深深的海洋。

应当有一部分留下来，

即便是废墟，也留在大地上，

当人们轻松地走过时，

陡然一惊，开始沉重地思想。

在本书的上卷，伴随着革命苦难而又庄严的行程，我们注意到了，有一个若隐若现、时有时无，然而却又不可或缺的副线，始终贯穿其中，这就是陕北大文化现象对这场革命的影响。它影响着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影响着活动在这块地域的每一个革命者本人。

败军之将不可言勇。然而，当毛泽东率领着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归来的疲惫之旅，进入这块土地的时候，他有一种龙归故渊的感觉。他感到空前的轻松和自由，他感到自己和巨人安泰一样，重新从这块土地上获取了力量。他开始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在这块金黄色的圣坛上建起阶级的千秋大业，他像民间传说中的那种见风就长、一日三丈的巨人一样出现在时间进程中。

一九八七年，来自陕北安塞县的腰鼓，去了一次京城。五百农民，在一个偌大的广场上，出了一回风头。那急急如雨的鼓点，那勇猛剽悍的动作，那咄咄逼人的气势，那一股蛮动、狠劲，那一番龙游虎走、龙腾虎跃，令看台上的观众看花了眼。其实，较之在黄土地上自得其乐的舞蹈、得意忘形的踢踏，场地上的表演，不知逊色了多少倍，然而它还是赢得了满堂喝彩。一位美国观众，专程来到陕北高原考察，他说他想不到温良敦厚的、以歌舞升平见长的中国民间传统舞蹈中，还有这样类似美国西部舞蹈的剑拔弩张的一支。如果，我们将这句话延伸下去，那么是不是说，在温良敦厚的民族性格中，还有这个性高扬的一种性格。

是的，是这样的。儒家学说在一统中国时，网开一面，留下了陕北这个空白点。当然，这种网开一面，并不是为牧者的恩赐，并不是它预见到有朝一日，我们这个民族气息奄奄、窘于窒息之时，仿佛横空出世，这块横亘在大西北的闪现着金黄色光芒的轩辕本土，那些从千万条山岗一起站起的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陕北汉子，会给我们的民族精神，注入新鲜的、生机勃勃的豪迈力量。不是的，它的网开一面的原因，是由于历史上的陕北，长期处于边关要地、民族战争的拉锯战之间。加之，民族交融的结果，使这块高原，成为一种各种文化现象互为补充互为妥协互为依赖的地方。纵然儒家文化自长安、自中原、自黄河东岸的山西，气势汹汹而来，但是，它只留下很肤浅的影响，水过地皮湿而已，特有的陕北地域文化仍然顽强地生长着和完成着。

在前面的叙述中，我们提到那个《七笔勾》，提到“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这句话，那么，能不能允许我们完整地一段这个《七笔勾》，特别是当我们正在讨论陕北地域文化的时候。

万里遨游，百日山河无尽头，山秃穷而陡，水恶虎狼吼，四月柳絮稠，山花无锦绣，狂风阵起哪辨昏与昼，因此上把万紫千红一笔勾。

窑洞茅屋，省上砖木措上土，夏日晒难透，阴雨更肯露，土块砌墙头，灯油壁上流，掩藏臭气马粪与牛溲，因此上把雕梁画栋一笔勾。

没面皮裘，四季常穿不肯丢，纱葛不需求，褐衫耐久留，裤腿宽而厚，破烂亦将就，毡片遮体被褥全没有，因此上把绫罗绸缎一笔勾。

客到久留，***熬茶敬一瓯，面饼葱汤醋，锅盔蒜盐韭，牛蹄与羊首，连毛吞入口，风卷残云吃罢方撒手，因此上把山珍海味一笔勾。

堪叹儒流，一领蓝衫便罢休，才入了黉门，文章便丢手，匾额挂门楼，不向长安走，飘风浪荡荣华坐享够，因此上把金榜题名一笔勾。

可笑女流，鬓发蓬松灰满头，腥膻乎乎口面皮赛铁锈，黑漆钢叉手，驴蹄宽而厚，云雨巫山哪辨秋波流，因此上把粉黛佳人一笔勾。

塞外荒丘，土鞑回番族类稠，形容如猪狗，性心似马牛，嘻嘻推个球，哈哈拍会手，圣人传道此处偏遗漏，因此上把礼义廉耻一笔勾。

上面正是那个《七笔勾》，光绪皇帝特史、朝内翰林院大学士王培棻来陕北高原北部一带视察后，回去写给清廷的类似我们今天的“采风录”之类的东西。以上所述，主要是北部，也就是黑寿山治沙的那一带的风物，高原南部与关中平原接壤地带，景观或有不同，肤施城则位于腹心地带。不过，陕北高原是一个统一的地理板块，因此诸多风情，差异固然有之，却也不会太大。

马克思说过：民族交融有时候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动力。

然而，怎么说呢？在陕北，不论是哪个民族，不论它以何种的方式交融，这些所有的开头最后都终结到了一点：那就是如今的现在时的陕北，那就是斑斓多姿的陕北大文化现象，甚至包括王培棻以不屑的口吻概括出的那种种人文景观，溯本求源，也许只有以的这样的解释才得以透彻和明了。

伟大的二十世纪的巨人毛泽东，正是在这样的一块大文化氛围里，完成他哲学思考的成熟和性格的成熟的。他是一位天生的叛逆者，一个无法无天的人物，一个被打发来为两千年的封建统治画句号的人。他不止一次地称自己是“法家”，以示和两千年正统思想的决裂。他从密不透风的世俗的氛围中走出来，进入一个神清气爽的天地，他开始用高原的泥巴来铸浇着他的大厦。“陕北是个好地方！”这句泛意的概括表达了他对这块土地由衷的感激和全面意义的评价。也许，“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这句话，正是在偌大的中国地面上，红色割据只留下这一块金色高原的全部奥秘所在。同样的，也许，这也正是中国革命以这里为大本营，继而取得全国胜利的全部奥秘所在。

在本书的上卷，在那个二十世纪的二分之一时间中，我们把我们的全部梦想、热情和最善良的祝愿，给了杨作新，我们同时借助于跟踪杨作新这个人物，表现了革命在这块土地上发生的过程和发展的过程。

一位可敬的前苏联作家在谈论自己的作品时说：“在这个世界上，只要还有一个人在受苦受难，我的书就是为他写的，我的同情心就是因他而发。”如果他的话不算错的话，那么我即是怀着这样的心绪，在谈论我们的杨岸乡。

况且在我的忧郁的目光中，确实看到了进程中的人类，他们生存的痛苦、奋斗的痛苦和渴望表现的痛苦。我以心度心，敏感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人类的一切苦难都与我息息相关。当我们在街上行走的时候，我们听到了教堂里的钟声，我们不必问这个世界上又有谁死了，我们不必问丧钟为谁而鸣，某一个人的痛苦同时也就是我们人类全体的痛苦。

那个天才的剪纸小女孩死了，她带走了那个永久的秘密。她将生存的任务卸给了丹华。她宛如霞光从云层中倏然一闪，为你指出一个高度，为你留下一个谜语，然后那乌云又适时地闭合了。丹华又将这个球扔给了杨岸乡，然后明智地脱身。

那个小女孩之死是一种偶然又不是一种偶然。生死路上没老少，并不是生活特别地苛刻于她，责任也不纯粹在于丹华，在那一段时间内（按照政治家们的说法，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类事情的发生相信不止一起。由于有了丹华，我们才知道这小女孩手里握着一桩秘密，那么，同样的大奥秘也许还存在于别的撒手长去的人的手里，只是丹华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而已。

是的，裸露在众目睽睽的大庭广众之中的历史沉淀物，仅仅属于大文化的一部分。

在广袤的土地上，在古老的高原上，“过去时”究竟给我们留下多少大神秘，那还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剪纸只是其中的一件而已。

陕北民间剪纸，它是来自遥远年代的一个个神秘符号。作为这块轩辕本土，当碑载文化挂一漏万地记载历史的时候，剪纸艺术却以其神秘的色彩，依靠农家妇女的手中剪刀，为我们展示出条条迷津。记得我们的杨作新曾经为灯草儿所剪的太阳老虎和麻钱老虎而惊讶不已，其实，这种原始的象征符号，只是宛如一年级算术题中的一加一等于二的基本知识一样。

你见过那幅叫做《合欢树》的剪纸么。那是一棵树木，陕北的树木，它的名字叫杜梨树。不过在进入剪纸以后，它已经变形，变得轮廓丰满，树干低矮，整个树冠成为一个桃状。成群的野物在树上栖息着、嬉戏着，唱着欢乐的生命之歌，各种各样含意明显的图案，例如《猴子坐莲花》，例如《蛇盘兔》等等，表明这是一幅赞美生殖崇拜、描绘交媾情景的艺术品。树干中分，树干左右的两个主角，一个是玉兔，一个是三足乌鸦。这令我们想起古典中“金乌东升，玉兔西坠”之类的话。一阴一阳，在这幅剪纸中，达到了完整的统一，组成了一个和谐的世界。最深奥的哲学命题，最浅显的生存图景，在这里同时得到了圆满体现。

而杨岸乡出生时接生婆婆为他剪出的那幅“抓髻娃娃”图案，据那位活得太久的老研究员的考证，它是我们民族的护身符或者说守护神，他甚至继而推而测之，认为“抓髻娃娃”图案也许最初是黄帝部落的图腾。当然，前一种考证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认可，而后一种推测则被认为仅仅只是推测而已。

未来的某一天，这位老研究员还会颤巍巍地拄着拐杖，踏上高原。他将在杨岸乡的陪同下，来到交口河旁边那架大山上，按照杜梨树阴影所指示的方向，在那个剪纸小女孩的坟前静静地待上一会儿，表示一位健在的学问家对一位故世的创造家的致意。

“我们这个民族的发生之谜、生存之谜、存在之谜、腾飞之谜，也许就隐藏在这黄土高原的层层皱褶中。”站在墓前，老研究员以一种奇怪的口吻，对坟墓，同时也是对杨岸乡说。他继续说道：“对着那幅毕加索式的剪纸，我常常想起陕北。我觉得它宛如一条船，一架阿波罗太阳车，一乘帝王之辇，缓慢而又笨拙地行进着，从远古走向今天。怀着儿子之于母亲般的虔诚心情，我在它的斑驳面容上细细查找，试图找到它秘而不宣的一切。

我怀着焦渴的心情，久久期待着，期待着某一天早晨或者黄昏，天开一眼，它神秘地微笑着，向你显灵，慷慨地展示它的全部。至于如今，我只能说，我对它究竟了解多少，连我自己也没有把握。”

说完之后，他就以杖点地，离去了。

在二十世纪剩下的这为数不多的时间中，作为陕北高原的儿子的杨岸乡，他将在精神的领域里，在创造的领域里，肩负起苦涩的使命，而他的亲爱的兄长，那个黑寿山，将在物质的领域里努力。他们的行为，代表了革命的夺取政权的形式完成之后，在建造的领域里的两个方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所有的工作，其实正是本世纪上卷所进行的工作的继续。

杨岸乡调回了肤施城，这给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调入的那个单位正是丹华原来工作的单位，他现在是彻底地顶替了这个人物的角色了。他的调动一半是由于黑寿山的关照，一半是由于父亲问题的平反，作为落实政策因素，对子女进行照顾和安抚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