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建造了一座纪念碑

《最后一个匈奴》创作谈

1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将要经历两个千年纪之间的更替时刻。我想那将是一个庄严的时刻，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都会在钟摆摆动的那一刻，体味到一种庄严的激情。无论他出自公众感情，还是一己的感情。

晨钟暮鼓，岁月轮回，人类已经走过它的文明进程的相当一段时间了。当我们叼一支香烟，凝神注视人类的来路时，我们说，总的说来，人类生活得还不错。

尽管有战争，尽管有瘟疫，尽管有不公正和压制，尽管有艾滋病和癌症，尽管阴影总是伴随着人类自身一起如影随形，但是，怎么说呢？人类生活得还不错。

人类依旧***和出生，太阳和月亮依旧那么忠于职守，轮番点缀天空，北斗七星依旧在瞬息万变的世态面前为我们提供一个固定的视角，白发苍苍的小学教师依旧给一茬茬的孩子布置《我的理想》这道作文题，花朵依旧定期开放，石匠在凿着墓碑的同时依旧在凿着纪念碑，普希金塑像依旧站在白雪飘飘的广场为人类值更。

是的，人类依旧勇敢地向着它的文明进程走去，不管行走的过程中是春风得意，还是步履蹒跚，是有所获得或者无所获得，它总在走着。哦，进程在继续。

时不时的，总有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特别是行动家们出现，解开人类面临的种种斯芬克斯之谜，以先知的光芒预兆前景，安抚人们忧伤的灵魂，鼓励人们前行。走吧，人类，去勇敢地迎接每一次日出与日落，去勇敢地从事每一次春种与秋收，也许它的目的地是没有的，一片空白，但是，这个伟大存在于过程之中，存在于你和我的每一次行动之中。

2二十世纪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正在完结。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进程中可资纪念的一个世纪，时间进程中的经典时间。

这个世纪发生过许多重要的事情，包括一战，包括二战，包括人类向太空的挑战，等等。但是，每一个公允的历史学家，当他平心静气地研究了诸等事件所能给予人类进程的影响时，他都不能不承认，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乃是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的风行和实践。进程的链条不可能，也没有办法将这一环丢失，它构成了人类进程中的一截。

需要有史诗式的笔触，将这场革命表现出来，为世纪本身，为还要继续前行的人类。

3这种艺术，一度曾被称为“资产阶级的史诗”。这话当然是欠公允的。应当说，它是人类的财富，人类造型术的一部分，人类理想之树开出的一束鲜花，人类试图概括生活和与世界对话的一件工具物（宛如开荒地用老镢头，修坎儿井用砍土镘，挖掘苏伊士运河用圆锹，筑美国西部铁路用十字镐一样，它是件工具物）。

之所以有上面偏颇的说法，是因为体裁的兴起，是伴随资产阶级的兴起而达到大盛的。确实是大盛！举例来说，因了的繁荣，人们甚至将所有的文学体裁，都冠以“”和“非”两种。

一位叫雨果的法国作家在评论一位叫司格特的英国作家时说：“出于其光荣所赋予他的本能，他感到，对于刚刚用血和泪写出了人类历史中最奇特一页的这一代人，必须给予更高尚的东西。”

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司格特与雨果之后，时间又推进了许多年，历史又走过了它辉煌壮丽的一段行程，仅就本世纪而言，仅就中国而言，这一方人类之群的历史进程亦是可歌可泣的。是无比壮丽的，较之雨果所认为的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壮丽之色，更见其伟大，高尚与持久。

因此，无产阶级有理由写出自己的史诗。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它将欠下自己本身一笔债务，并且欠下人类总体利益的一笔债务。

正如这种体裁不该是资产阶级的史诗一样，它大约也不应该是无产阶级的史诗。换言之，将我们的角度放高一点，站在人类总体利益的立场上，表现出人类有史以来这最为英勇悲壮的一幕。这里仍然让我们想到“工具物”这个名词。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这牵涉到具体操作时的概括手段、艺术视角和操作方法。这个我们下边还会说到。

4以上是我写作《最后一个匈奴》时的“大处着眼”，下面我再谈谈“小处着手”。

我想强调的是，在我十年构思中，对于前者的思考甚至超过了对于后者的思考，因为我本身就处在基层，各种情节和细节，门里窗里，涌涌不退，纷至沓来，因此，选择建筑材料并不显得特别重要，重要的是要把上边的这一哲学命题想透。中国的艺术长期徘徊不前的原因正是由于我们概括生活时没有能够做到“大处着眼”，从而缺乏一个客观的视角。

5《最后一个匈奴》的构思从1979年开始。那年4月，省作协开了它恢复活动以后的第一次创作会。那次会上，我和一位与会者商定合作写一部以陕北为背景的。她叫臧若华，一身牛仔，“幸子”头，那时她刚从香港探亲回来，气质和谈吐令会议生辉。创意是她提出来的，她提供了两个情节，一个是毕加索式的陕北剪纸，一个是高粱面！饹羊腥汤事件。会议结束后，不久，她就偕丈夫去定居香港了。我希望她能够留下来，我说，你的离去，也许会是中国文坛的损失。但是，她执意要走，她说，从北京插队到延安，已整整十年，她实在耐不住寂寞了。她还说真正意义上的陕北作品，也许得你们本地人来完成。

我接住了这位远足者抛给我的球，从此不得安定。思索了几年，我突然发现，她为我提供的两个情节，实际上是解开陕北大文化的钥匙。一幅毕加索立体主义形式的剪纸，它出自一个一出生便被囿于乡间，大字不识的农家小姑娘之手。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二十世纪的陕北，有一个人与毕加索的艺术思维在某一刻达到同步前进。东西方大相径庭的文化背景，在某一刻突然进入“二十世纪风格”。这个天才的剪纸女孩后来遇到高粱面！饹羊腥汤事件，她死了。陕北大地重新收藏了这个秘密。

这是一个带有“发动机”性质的情节，它一动作起来，推动了下部的发展。所有的别的材料于是因此而驯服。我为自己的世纪史的下部，准备了足够的材料。

上部的材料来源于刘成章先生。大约是1982年，他委托我跑动跑动他父亲的案子。他父亲据1925年国民党《秦声报》介绍，是当年肤施县的中共党支部书记，1937年国共合作时，受党的派遣，去庐山参加蒋介石的一个什么会议（我翻阅资料，发现那是一个有各界名流参加的会议，例如有梁实秋先生），回到肤施县后（这时已称延安），就被关押，继而自杀于狱中。当然主要的跑动者是刘成章，而尤其重要的是这确系冤案。案子后来翻过来了。我接到刘成章寄来的一封复印的平反决定。在拿到决定的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了，我跑动的过程，我深入到那个已被岁月尘封的空间的过程，实际上是为我的长卷上卷，搜集材料的过程。

上、下卷的材料基本具备，一部陕北的世纪史，一部中国式的《百年孤独》便有了成书的可能。

6陕北是一块特殊的地域，尤其对中华民族的二十世纪来说。

我在悼念路遥的文章中说，陕北，这块焦土，北斗七星照耀下的这块苍凉的北方原野，我始终坚定不移地认为，各种因素，使这里成为产生英雄和史诗的地方。

二百万年前侏罗纪时代昆仑山卷起的滚滚黄尘，在这里堆积而成这块黄金高原。

这里后为成为轩辕部落的本土。天雨割裂，水土流失使它成为中国境内最贫瘠的地区之一。斯诺先生说，人类能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生存，简直是一种奇迹。他称他看到的山梁沟峁好像一幅抽象派画家的胡涂乱抹。

正是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着一群不安生的人们，生生不息，传宗接代，以高昂的高原野调和洋芋小米打发着日月。在一篇文章中，我说：在这个地球偏僻的一域，生活着一群有些奇特的人们。他们固执。他们天真善良，他们心比天高命比纸簿。他们自命不凡以至目空天下。他们大约有些神经质。他们世世代代做着英雄梦想，并且用自身去创造传说。他们是斯巴达克和唐吉诃德性格的奇妙结合。他们是生活在高原的最后的骑士，尽管胯下的座骑已经在两千年前走失。他们把死亡叫做“上山”，把出生叫做“落草”，把生存过程本身叫做“受苦”。这段话本来是我为《最后一个匈奴》写的题记。后来挪作他用。

由于篇幅的原因，我无法扳着指头，将这块特殊地域的各种文化大现象，如数道来。例如腰鼓，一位美国人在看了安塞腰鼓后，惊叹在温良、敦厚、媚俗的中国民间舞蹈艺术中，竟有如此剑拔弩张、个性高扬的、类似美国西部艺术的一支。例如陕北民歌，例如剪纸，例如横亘在子午岭之巅的秦直道，等等。这里，我只想说说，造成这块地域各种大奥秘的根由所在。

光绪皇帝派了一位御史到陕北考察（叫王培棻，是光绪的老师，大约还是梁启超先生的岳丈），回去后写了个《七笔勾》的奏折，里边有一句话叫“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

下面一节，我们将着重谈谈这个问题。

7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学说在一统中国时，网开一面，遗漏了陕北。这种遗漏当然不是为牧者的恩赐，而是在两千年的封建统治中，有三分之一，这块土地被中央集团控制，三分之一，则被少数民族控制，三分之一，为民族战争的拉锯战时期。

儒家学说的伟大功绩在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它产生了一种向心力和凝聚力，使我们这个民族延绵至今，而没有像另外三个文明古国一样，泯灭在路途。儒家学说的副作用在于，两千年的奴化教育，束缚了中华民族那种生机勃勃的创造精神，让人们实际上成为精神上的侏儒，这就是百年积弱的缘由所在，是面对今天的世界，我们总是茫然无措的缘由所在，也就是五四运动何以要以“打倒孔家店”作为标帜的缘由所在。

但是，真好，历史网开一面，留下一个陕北。大文化背景造就这活泼的、豪迈的、慓悍的、自命不凡的、不安生的人类之群。这令毛泽东如鱼得水的一块特殊地域，这令李自成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一块地域。

斯诺先生的确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他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叶，历史将民族再造的任务，重新放在这块轩辕本土，这块民族发祥之地上，委实是一种巧合。请朋友们在《西行漫记》中寻找他这一句话。

我们民族初生期的那种生机勃勃的创造精神（请想象一下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那个辉煌时代吧），在这里顽强地留存着。民族交融中华各民族的交融，轩辕氏所封的七十二国（见于右任先生考证）之间的交融，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融，使这里产生了这样一支唐吉诃德式、斯巴达克式的人种。

这就是陕北。这就是三十年代中叶，当这个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关头时，造物主何以历史地将民族再造的任务，放在这块金色高原的缘由所在，这也同样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在这里取得决定意义的成功的缘故所在。

8我想话到这里，我总算把这个艰难的问题说清楚了。

我不是为了做学术考证，那是远比我高明的学者们的事情，我是在为自己的长篇操作而服务，没有这一番思考，所谓的史诗只是徒具形式而已。

9进入实际操作阶段以后，我写得很苦，可以说苦不堪言。

有一年多一点时间，我像一个精神病患者，一架不知道什么叫停息的陀螺，一架失控的航天器一样运转着。当画完最后一个句号时，我趴在桌子上大哭一场，我说：“你是不可战胜的！”这个“不可战胜”不是表现在这个人完成了这部长篇，而在于经历了那么大的精神的惊涛骇浪以后，他的精神还是正常的。

我在写作时掉了三颗牙齿，掉了十三斤肉。我写作时抽掉了一百多条烟。但是说这些是没有意思的。有些作者和我写得一样苦，甚至比我还苦，但是我的书毕竟是出来了，社会毕竟给了我一次和同类对话的权利，而他们还没有，因此，我不管怎么说还是幸运的，我想说的是，不要说我写作时这一章的风格好些，那一章的风格差些，或者上卷好些，下卷差些，请你们认真研究一下，我的每一章的叙述视角，是贴着一个人物前行的，我必须用这个人物的观察、概括、艺术涵养、修辞手段说话，这是个操作手段的问题，在中国，这个问题至今似乎还没有受到应有重视，而它是使艺术这个工具物更精致一些，准确一些的重要一环。

我在写作中案头的两本指导书，一本是拜伦勋爵的《唐璜》，一本是《印象派的绘画技法》。《唐璜》教给我多样性（这个多样性只有莎士比亚和拜伦才具有），教给我像轧路机那样将遇到的所有材料都可以压到这条道路上，教给我挥舞着魔杖一路前行，所有的路途物都因魔杖而点化成金。印象派则教我什么叫和谐，什么叫敏锐，什么叫把艺术的某一个特征发展到极端，然后在极端的峰顶再造一块和谐的平原。

10我的下一部长篇叫《天堂之路》（或者叫《回头约》）。一个类似《圣经》中的《出埃及记》的故事。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艾特玛托夫的《一日长于百年》都用过这个框架。仍然是陕北题材。

11我十分地感激首都评论界的各位前辈，从他们身上我感受到了艺术的庄严。

我是一个小人物，小人物再加上不善言辞，不善交际，那么在这个活跃的世界面前，简直不知道怎么生存，但是，他们没有忽视我和蔑视我，并且在座谈会上，为我说了那么多令我感动的话。我不宜在这里说出他们的名字了，因为可以列长长一个名单。

不过，我要说说朱珩青女士，《最后一个匈奴》的责编。没有她在素昧平生的情况下，给我寄来约稿合同，没有她上门督促，这件作品大约现在还在臆想中，或者根本没有可能问世。尽管它会以遗传基因的形式留给身后，但是，那总是一种遗憾或损失。

联想到《最后一个匈奴》的构思初衷和成书过程，我想说，“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前进！”这话是歌德说的，米兰·昆德拉将它从字纸篓里翻出来，重说了一遍，现在，轮到我高建群将它说第三遍了。

199363～199365于延安

《最后一个匈奴》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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