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天前在法庭门口从马莉手上接过纸条，接着就送给费奇的那位法警名叫江珀。他在吃午饭的当儿，有人走到跟前塞给他5000美元现钞，叫他以腹痛或者泻肚或者随便什么理由请个病假，穿上便衣和潘一起去一趟新奥尔良。时间仅是短短的一夜，吃喝玩乐对方全包。江珀如果有意，还可以为他叫一名应召女郎。潘只要他轻轻松松地陪伴几个钟头，而他则需要金钱。

他们开着一辆租来的小面包在12点30分左右离开比洛克西，两小时后便驶抵新奥尔良。江珀在途中已被潘说服，准备暂时脱下制服，为阿灵顿西部合伙人公司干上半年。潘答应给他2万5干美元，这比他目前一年的薪水还要多9000。

他们住进了圣里吉斯酒店，一人一个单间，中间隔着费奇的房间。费奇使足力气只搞到了4个房间，霍利住在楼下，杜巴兹、乔·波依和丹特不得不住在相距4个街区的森纳斯塔王家饭店。第一个走进酒吧爬上高脚凳的便是江珀，坐在那儿他可以监视酒店的大门。

他们开始守候。暮色渐渐降临，依然不见她的踪影，但无人感到惊诧。江珀活动了4次腿脚，他对这种鬼鬼祟祟的活儿很快就感到庆倦。

费奇在7点差几分出了房间，乘电梯到了屋顶。他预订的桌子在一个角落上，整个的法国区尽收眼底。霍利和杜巴兹坐在10英尺外的一张桌子旁，衣着豪华，一副旁若无人的模样。丹特和一位穿黑色迷你裙的三陪女坐在另一张桌子旁。乔·波依将负责照相。

她在7点30分，不知从哪儿突然钻了出来。监视酒店大门的江珀和潘，在大堂附近都没有发现她。她就那样跨进屋顶酒吧的法国门。眼睛一眨，人已站到费奇的面前。

费奇后来猜测说，她可能跟他们一样，用假名在酒店里要了一个房间，然后从楼梯走上屋顶。她随随便便地穿着夹克和便裤，但人长得很俊，乌黑的短发，褐色的眼睛，坚毅有力脸颊，一层薄薄的脂粉，使她显得更加俏丽。

他估计她的年龄在28到32岁之间。费奇还没有来得及请她坐下，她已闪电般地坐在他的对面，背朝着其他桌上的客人。

“见到你非常愉快，”费奇轻声说，一边用目光四面扫了扫，看看有没有人在偷听。

“是的，确实很愉快。”她的手肘搁在桌上，支撑着前倾的身子。动作迅速的男招待出现在他们面前，问她是否想喝一杯。不，她不想费奇早已用重金买通了这位侍者，叫他小心翼翼地把她手指接触过的杯盘餐具烟灰缸全都拿走保存起来，但她没有给他下手的机会。

“你饿了吧？”费奇喝着矿泉水问。

“不饿。我马上就得走。”

“为什么？”

“因为我坐的时间越久，你的手下拍的照片就会越多。”

“我可是一个人来的呀。”

“你当然是一个人来的喽，喜欢那双红色短袜吗？”爵士乐队开始演奏，但她只当没有听见，眼睛一直盯着费奇。

费奇转过头去，用鼻子轻蔑地哼了一声。他此刻仍旧难以相信。他正在与之交谈的是一位陪审员的情人。他以前与陪审员们曾有过间接的接触，而且还以不同的形式接触过好几次，然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面对面，这样的接近。

而且是她自已找上门来的！

“他来自何处？”费奇问。

“这难道有什么关系吗？他反正如今是在比洛克西。”

“是你丈夫？”

“不！”

“男朋友？”

“你问得太多啦。”

“是你让我想到了太多的问题的。小姐。而且，你肯定还希望我发问呢。”

“他是我的一个熟人。”

“他何时开始使用尼可拉斯·伊斯特尔这个名字？”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是法律认可的名字呀。他是密西西比州合法的居民，一个登记过的选民。假如他想的话，每个月换个名字也行嘛。”

她的双手一直托着下巴。他明白她决不会大意地留下指纹。

“那么你呢？”他问道。

“我？”

“是啊，你并没有在密西西比参加选民登记。”

“你怎么知道？”

“我们查过。当然，假定你的真名确实是叫马莉，而且没有拼错的话”

“你的假定也太多啦。”

“这是我的工作嘛。你是湾区人吗？”

“不。”

在两盆塑料盆景形成的夹缝里，乔·波依已经俯伏了一段时间，拍了她6张侧面照。要在正面把她的面部全部拍下，那就得在比运河水面高18层楼的砖木楼梯顶上走钢丝。他只好呆在那两盆人造绿色植物之间，希望在她离开这儿时，能有较好的机会。

费奇咀嚼着杯中的冰块：“那么我们来此目的何在？”他问道。

“有了第一次会面，就会有第二次呀。”

“这样的会面将把我们领向何方呢？”

“领向陪审团的裁决。”

‘需要一笔酬金唉。这我敢肯定。”

“在这件事上，酬金的意义可是微不足道的。你在录音吗？”她完全明自费奇正在把这场谈话录得一字不漏。

“我怎么会嘛！”

他就是通宵听这盘录音带，跟她也丝毫无关。与谁共同欣赏这盘录音，对他也毫无裨益。他的包袱太重，不可能去找警方或法院投诉。而那也和他一贯的作风相背。他从未想过要用录音带对她进行敲诈，而她对此也很清楚。

他想拍多少照片就让他拍吧。他和他在酒店里撒下的那帮坏蛋想盯梢就让他们盯梢，想监视就让他们监视，想偷听就让他们偷听。她要再和他们玩一会儿猫捉老鼠的游戏，欲擒故纵，伺机出击。

他们可以从老板那里讨到几个辛苦钱，但从她身上将一无所获。

“费奇。咱们现在别钱不钱的，好吗？”

“你想谈什么，我们就谈什么。现在我是观众，你是演员。”

“你们为什么撬门钻进他的公寓？”

“我们干的就是这种活。”

“你对霍尔曼·格里姆斯作何评价？”她问。

“这你又何必问我？陪审团里的事，你一清二楚。”

“我只是想看看你的智商如何，你在那帮律师和陪审员咨询专家身上花了不少钱，有没有相应的收益，我对此颇感兴趣。”

“我从来没有吃过败仗，从来没有花过冤枉钱。”

“那么你对霍尔曼作何评价呢？”

费奇想了一下，打了个手势叫招待再拿一杯矿泉水：“霍尔曼在裁决的问题上大有施展的余地，因为他性格坚强。目前，他还没有确定的看法。他在法庭上非常专注，听得一字不漏。他对案子的了解，可能超过其余任何一位陪审员。当然，你的男朋友除外。我的看法对吗？”

“大体正确。”

“谢谢。你常常和你的男朋友交流？”

“偶尔谈谈。霍尔曼反对今天上午的罢工，这你知道吗？”

“不。”

“他是14个陪审员中唯一持反对态度的人。”

“他们是为什么罢工的呢？”

“对条件不满，电话啦，电视啦，性生活啦，上教堂啦，人类通常渴望满足的那些基本要求。”

“罢工是谁领的头？”

“从第一天开始一直领头的那个人。”

“明白啦！”

“所以我现在才在这儿，费奇，我的朋友要是控制不了局面，我还有什么可以向你提供呢？”

“那么你准备向我提供什么呢？”

“我刚才说了，咱们现在不谈钱不钱的事。”

招待把一杯矿泉水放在费奇面前，又问了一下马莉想不想喝一点。

“请用塑料杯拿一杯不含糖的可乐给我。”

“我们、呢、嗯、我们没有塑料杯子。”招待惶惑不安地望着费奇说。

“那就算了吧，”她说，一边朝费奇咧嘴一笑。

费奇决定跟踪追击：“陪审团目前情绪如何？”

“无聊。赫雷拉兴趣极浓。他认为出庭的辩护律师都是卑鄙的家伙，应该对没有意义的诉讼严加限制。”

“我心目中的英雄！他能说服别人吗！”

“不。他没有朋友，谁都瞧他不起。是陪审团里最不讨人喜欢的一个。”

“女的当中谁最受欢迎？”

“米莉对谁都很体贴，可她起不了作用。莉基长得漂亮，而且很注意保健，人人喜欢她。因而对你来说，她是个麻烦。”

“这不奇怪。”

“你想吃惊吗，费奇？”

“对，你让我吃一惊吧。”

“是哪位陪审员在案子开审以后居然开始抽烟？”

费奇眯缝起眼睛，头向左侧微微一歪。是自己听错了吗？“开始抽烟？”

“说得对。”

“我猜不出。”

“伊斯特尔。你吃惊了吧？”

“你的朋友？”

“正是。瞧，费奇，我得走了。明天我给你打电话。”她站了起来，拔腿就走，像来的时候一样迅速，转眼便不见人影。她离开时速度之快，把费奇怔得好一会儿没有转过神来。

丹特在他之先作出反应，立即用手机通知大厅里的潘。潘看见她走出电梯。离开酒店。江珀跟在她后面步行尾随了两个街区，眼睁睁地看着她在川流不息的人丛中消失。

他们花了整整1小时，跑遍了附近的街道、停车场和旅馆的大厅，仍是没有找着她的踪影。这时，在圣里吉斯酒店客房里坐等的费奇，突然接到了先前派往机场监视的杜巴兹打来的电话。她在机场等候一架短程班机。1个半小时后飞机即将起飞，10点50分到达摩贝尔。

“别跟着她。”费奇指示道。他接着又给比洛克西的两名走卒打了电话，命令他们火速驶往摩贝尔机场。

马莉住的是濒临比洛克西海湾的一个租来的公寓套间。她在离住所还有20分钟车程时，用手机拨动911，向警方报警。说是有两名歹徒开着一辆福特，从她离开摩贝尔开始，一直就在跟踪她。这两个家伙行动鬼祟，她担心自己有杀身之险。在911报警台的指挥下，她在一个寂静无声的住宅小区里左兜右拐，最后突然停在一个通宵营业的加油站前。就在她给自己的车加油的当儿，一辆警车开到了那辆躲躲闪闪的福特的后面，两个歹徒奉命爬出汽车，走过停车场，去面对他们跟踪的妇女。

马莉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又惊又怕的受害者，表演得维妙维肖。她哭得越响，警察越凶。他们把费奇的两名走卒带回局子，投入大牢。

10点钟，那个名叫查克、脸色阴沉的大块头法警，在走廊尽头自己住的那个房间附近打开一张析叠椅，坐下来准备守夜。这一天是星期三，陪审团隔离居住的第二夜，是对安全方面的条条框框捣儿个洞眼的大好时机。尼可拉斯按照预定的计划在11点15分拨通了查克房间的电话。查克一离开岗位回房接电话，杰里和尼可拉斯便悄悄溜出房间，大摇大摆地从露·戴尔房间附近的安全门往外走。

露·戴尔此时正在床上熟睡，而那个威列斯呢，尽管白天在法庭上一大半时间都在迷迷糊糊地打瞌睡，现在照样躺在床上震天响地打呼噜。

他们避开大厅，从一个黑暗无人的边门走到外面。一辆出租车正根据事先的指示准时在那里等候。一刻钟以后，他们跨进了比洛克西海滩上的努吉特赌场。他们在酒吧里喝下了三听啤酒，杰里参加屏幕上正在进行的一场曲棍球比赛打赌，输了100美元。他们和两个已婚妇女打情骂俏，她们的丈夫正在用色子赌博，也许会赢也许会输。

调情告一段落后，尼可拉斯在清晨1点走出酒吧，去玩5美元一次的21点，喝杯不含咖啡因的咖啡。他边玩边等，眼看着人群渐稀，赌客慢慢散去。

马莉偷偷溜了进来，一声不吭，在他旁边的椅子上坐下。尼可拉斯把几个筹码推到她面前。除了他们俩，在场玩的只有一个醉醺醺的大学生。

“上楼，”她在发牌的人回头和赌场老板交谈时，双手捂嘴轻声说。

他们在一楼与二楼之间的室外阳台上碰头，从这里可以看到下面的停车场和远处的大海。时值11月，轻风吹来，凉意阵阵。周围寂静无声。他们在一张凳上坐下。紧紧拥抱，热烈亲吻。她把去新奥尔良的情况向他叙述了一遍，非常详尽。几乎是一字不漏。说到目前正在县监狱中受罪的那两名小卒，两人不禁同声大笑。她将在天亮后给费奇打个电话，叫他把手下人救出监牢。

他们没有长谈，尼可拉斯得赶回酒吧去找杰里，以免他醉成泥人，把袋里的钱全部输光，或者正和某位仁兄的太太厮混时被人当场抓获。

他俩都有个小巧的手机。用手机通话，难保绝对安全。他们又重新规定了联络的暗号和交谈的暗语。

尼可拉斯和她吻别，转身走进酒吧。

温德尔·罗尔终于意识到陪审团已听腻了他的专家们的证词，不愿再听他们喋喋不休地谈论研究成果，或者拿着图表向他们讲课。他的顾问们也在不断对他说，陪审员们对肺癌与吸烟的关系已经听得够多，而且说不定在开庭之前，他们早就相信吸烟不仅能使人上瘾。而且还有一定危险。罗尔深信他已在布里斯托尔牌香烟和使雅各布·伍德丧生的肿瘤之间建立了明确的因果关系，因而现在应立即冻结这一类的证词。

星期三上午，他在法庭上大声宣布道，原告推出的下一个证人是劳伦斯·克里格勒先生。传唤克里格勒出庭的当儿，被告律师们显然有点儿紧张。原告方面的另一位律师，来自丹佛的约翰·赖利·密尔顿，立了起来，笑容可掬地向陪审团点头致意。

劳伦斯·克里格勒虽然年近70，但肤色黑红，身体健康，穿着时髦。而且行动敏捷。自从播放过雅各布·伍德的录像证词以来，他是第一位在姓名前没有加上博士头衔的证人。他从派恩克斯烟草公司退休后，一直住在佛罗里达。

约翰·赖利·密尔顿用三言两语便结束了作证开始时的老一套问题，因为有滋有味的货色就近在眼前。

劳伦斯毕业干北卡罗林纳州立大学，主修工程。他为派思克斯效劳了整整30年，却在13年之前一场官司的中途被迫离开。他起诉了这家烟草公司。公司又对他提出反诉。结果双方在庭外调解了结，条件外人无从得知。

在他受聘之初，这家公司名叫联合烟草公司。他被派到古巴，研究当地烟草生产状况。从那时以后，或者说至少在他离开这家公司之前，一直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他对烟叶进行过研究，以便找出种种不同的方法，促使它更快地生长。他自认为是这一领域的专家，但他并不以这一身份作证，而且也不发表个人的看法。他仅谈事实。

他在1969年完成了一个长达3年之久的公司内部项目，对种植一种名叫雷利4号的实验烟叶的可行性作了研究。这种烟叶尼古丁含量只有普通烟叶的13，他的研究结论是，由于公司研究经费充裕，雷利4号完全可以像公司种植和生产的其他烟草一样有效地种植和生产。

这是一项纪念碑式的成果，他为之十分自豪。因而公司的上层人物一开始就对此结果表现冷漠时，他灰心到了丢魂落魄的地步。他虽然竭尽全力，与公司高层官僚周旋，拼命挣扎，结果依然无济于事。对这个尼古丁含量如此之低的新品种，似乎无一人愿意关心。

他后来发现自己错了。他的上司们对烟草中尼古丁的含量关心得很哪！1971年夏他搞到了一份公司内部的备忘录，其中明确指令上层管理部门尽一切可能悄悄败坏他对雷利4号所作研究的名声。他自己公司里的人，不声不响地在他背上捅了一刀！他没有发作，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一个人，而是秘密地搜寻制造这阴谋的根源。

在他讲到这儿的时候，约翰·密尔顿出示了两件证物：

克里格勒1969年完成的厚厚的研究报告和他于1971年搞到的那份备忘录。

答案已像水晶一样透明。联合烟草公司不愿生产尼古丁含量低得多的烟叶，是因为尼古丁意味着利润。早在30年代后期，这一行业的人已经知道尼古丁使人上瘾！

“你是从何处得知烟草业当时就知道这一点？”密尔顿明知故问道。除了故作冷漠厌倦的被告律师，法庭上所有的人都听得聚精会神。

“在烟草行业这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常识。”克里格勒答道。

“在30年代未期，有家烟草公司资助过一项秘密研究，其结果清楚地证明：卷烟中的尼古丁能使人上瘾”

“你见过这份研究报告吗？”

“没有。你恐怕也能猜到，这份报告早已被人藏匿起来了。”克里格勒停了一下，朝被告律师区瞧了瞧。炸弹就要落到他们头上啦。他此刻真是得意非凡，“但我见过一份备忘……”

“反对！”凯布尔站起来大声喊道，“证人不能陈述他在书面文件上可能读到或不可能读到过的任何东西，理由很多，我们已在有关的辩护状中作过充分陈述。”

辩护状长达80页，一个月前双方早已辩论过，哈金法官也已作过裁决，而且还是以书面形式。

“反对记录在案。克里格勒先生，你可继续作证。”

“我在1973年冬见过一份仅有一页的备忘录，是对30年代进行的尼古丁研究结果所作的摘要。这份备忘录已复印过多次，非常陈旧而且被人作过轻微的改动。”

“什么方面作过改动？”

“日期已被刮掉，备忘录作者的名字也是如此。”

“这份备忘录收件人是谁？”

“收件人是山道尔·s·费拉里，当时是亚拉亨尼种植公司的董事长。而亚拉亨尼则是现在的康派克公司的前身。”

“一家烟草公司？”

“是的，基本上是它自称是一家消费产品公司，但生产的主要是烟卷。”

“他何时担任董事长？”

“1931至1932年。”

“我们能否假定这份备忘录是在1942年之前写给他的？”

“可以。费拉里先生死于1942年。”

“你是在何处看到这份备忘录的呢？”

“在里士满市派恩克斯公司的一个部门里。当初派恩克斯的名字仍是联合烟草公司，总公司设在里士满。1979年改名后才迁到了新泽西。但里士满的房屋目前仍在使用，我离开公司前一直在那儿工作。公司的旧档案大多也存放在那儿，我的一个熟人给我看了这份备忘录。”

“此人是谁？”

“一个朋友，已经过世了。我向他保证过，决不透露他的身份。”

“你确实掌握了这个备忘录吗？”

“是。实际上，我还复印了一份。”

“你复印的那份现在何处？”

“它在我手上为时很短。我把它锁在抽屉里的第二天，就奉命出了差。有人乘我不在的当儿，把我的办公桌翻了个底朝天，拿走了许多文件，其中就有我复印的这份备忘录。”

“你还记得其内容吗？”

“我记得十分清楚。你别忘了，我一直在搜集可以证明我的猜测的材料，而且搜集了很久呢。看到这份备忘录的那一时刻，是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

“那么它说的是什么呢？”

“共有3段，可能是4段。咱们长话短说，开门见山吧。该作者说，他刚刚读过亚拉亨尼种植公司研究部负责人秘密送来的尼古丁研究报告，该负责人的姓名在备忘录中只字未提。在他看来，该报告确凿无疑地证明尼古丁是能使人上瘾的。据我记忆所及，这是前两段的精髓。”

“那么第3段？”

“备忘录作者向费拉里建议，公司对在卷烟中增加尼古丁含量的问题，作一认真研究。尼古丁含量越高，烟民越多而烟民越多，则销售量越大，利润也越高。”

克里格勒陈述时，抑扬顿挫运用得恰到好处，庭上的人无不竖着耳朵。多少天来，陪审员们如今第一次如此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证人的一举一动。

“利润”这个词像一团肮脏的烟雾，久久地在法庭之上盘旋。

约翰·赖利·密尔顿等了一会儿说：“现在让我们再把这一点明确一下，这份备忘录是由另一家公司的某一个人写好后，致送亚拉亨尼公司董事长的。是这样吗？”

“正是。”

“这个亚拉亨尼公司当时和现在都是派恩克斯公司的竞争对手？”

“是。”

“那么，这份备忘录是如何在1973年落到派恩克斯手上的呢？”

“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找到答案。但是，派恩克斯肯定知道这一研究结果。事实上，在70年代初，整个行业都已知道。如果不是更早的话。”

“这你又是如何知道的呢？”

“我在这一行业干了30年呢，这一点你要记住。而我这一辈子就是在烟草生产中度过的。我和许多人交谈，尤其是别的公司里的同行。这些烟草公司有时候是不分彼此的，这样说并不为过。”

“你有没有试过，想从你朋友那里再搞一份这个备忘录的复印件？”

“我试过，但没有成功。咱们就到此为止吧。”

除了按照惯例在10点30分休息一刻钟喝杯咖啡，在上午开庭的3个半小时中，克里格勒一直在马不停蹄地作证，而在人们的印象里，这段时间却过得恃快，仿佛只是短短的几分钟。这是本案审理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一个以前的雇员揭开了公司肮脏的秘密，这出戏演得完美无缺。陪审员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热切地盼着午餐，观察陪审员身体语言的律师从来没有像今夭这样聚精会神，连法官本人也一直埋头写个不停，似乎想记下证人吐出的每一个词汇。

记者们异常地虔敬，陪审员咨询专家们异常地专心，华尔街派来的那群看家狗，一直在一分钟一分钟地计算时间，休息时间一到，立刻冲出法庭，上气不接下气地给纽约挂电话通消息。那些在法庭四处转悠、百无聊赖的本地律师，今后将成年累月不停地唠叨这个上午作证的情景。连坐在前排的那位露·戴尔，也停止了手上的编织，凝神倾听。

费奇坐在办公室隔壁的监视室里边看边听。克里格勒本来预定在下周初作证，那样也许就有机会让他根本无法走上证人席。在亲眼见过那份备忘录的人当中，如今只有少数几个还活在人世，而费奇就是他们中的一个。克里格勒记忆力好得令人吃惊，他描述得那么准确，在场的每一个人，甚至费奇，都很清楚他讲的句句都是实情。

9年以前，费奇第一次应聘为烟草业四巨头服务时，接受的第一个任务便是寻找那个备忘录的每一个复本，并将它销毁。时至今日，他仍在执行这一任务。

无论是凯布尔，还是费奇聘用的任何一名律师，都没有见过这个备忘录。

法院是否同意将该备忘录作为证据在法庭上出现，曾经引起过一场小小的战争。根据规则，一般不准对已经遗失的文件作口头描述，并以此充作证据。其道理十分明显。最好的证据是文件本身。但是，如同法律的所有其他领域一样，这一方面也有例外，而例外之中又会有更多的例外。罗尔他们干得非常漂亮，最后终于说服了哈金法官陪审团应该听取克里格勒对备忘录的口头描述，尽管该备忘录是一份已经失踪的文件。

当天下午凯布尔对克里格勒进行盘诘时，自然会使出浑身解数，决然不会留情，但损害已经产生，恶劣影响难以全部消除。费奇又急又恨，他再无心思去吃中饭，把门一锁，一个人关在办公室内。

在陪审员休息室里，这天午饭时的气氛与往常大为不同。那些有关橄榄球和烹饪法的无聊闲扯，这时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沉默。陪审团这个拥有审议权的集体，在过去两周中，遭到一些捞取了高额报酬来到比洛克西演讲的大专家的蒙蔽，他们用枯燥无味的科学数据和图表，使陪审员们陷入了昏昏沉沉麻木不仁的状态。而今天，克里格勒那耸人听闻的公司内部丑闻，如同一声霹雳又将他们震醒。

他们吃得很少，瞪着眼睛发呆的却很多。他们大多想走到另一个房间，和要好的朋友呆在一起，把刚才听到的重温一遍。他们听得准确吗，大家都听懂了刚才证人所说的意思吗？烟草公司故意使香烟中的尼古丁保持很高的含量，以便让人上钩。他们终于如愿以偿。在原来的4个烟民中，斯泰拉已经脱离陪审团，目前仅剩3人。但伊斯特尔喜欢和杰里、鬈毛狗以及安琪魏斯相伴，因而也可以算上半杆烟枪。他们迅速吃了几口，便离开休息室，来到吸烟间坐在折叠椅上，望着开着的窗外喷云吐雾。

由于卷烟中尼古丁的含量过高，夹在手上的香烟也比平时略显沉重。但尼可拉斯如此挑明时，却没有谁能笑出声。格拉迪斯·卡德太太和米莉·杜勃雷与烟民们同时离开了休息室。她们在洗手间的马桶上坐了很久。接着又花了一刻钟，对着镜子洗手聊天。聊到一半，洛伦·杜克也走进洗手间。她向放置纸巾的容器上一靠，立刻连珠炮一般地吐出她对烟草公司的惊诧和厌恶。

桌子收拾干净后，隆尼·谢弗立刻接通他那台手提计算机和他相隔两个座位的霍尔曼，这时也已接好插头，正在摆弄他的盲人机。上校对霍尔曼说：“我猜你无需翻译，已经听明白上午的证词了吧？”

霍尔曼咕哦了一下，然后说道：“我得说，真难以想象。”如果说霍尔曼对案件作过任何评论，那也是仅止于此。

隆尼·谢弗对什么都不感到惊诧。什么东西也没有给他留下一点印象。

菲利浦·萨维尔曾经礼貌周全地向哈金法官提出过一个要求，允许他在午饭时抽出一点时间在法院后面的一棵老橡树下练瑜伽。法官欣然批准。他在一名法警监护下走到树旁，脱去衬衫、短袜和皮鞋，在柔嫩的草地上坐下，身体缩成一团，活像一张椒盐卷饼。在他开始念念有词的当儿，法警溜到附近一张水泥长凳上，低下了头，这样就谁也认不出他。

凯布尔像老朋友一样对克里格勒亲切地说了一声“哈啰”。

克里格勒满面春风。充满信心地回礼道：“下午好，凯布尔先生。”

距今7个月前，在罗尔的办公室里，凯布尔和他那一伙人曾经对克里格勒作了一次长达3天之久的录像取证。看过和研究过那盘录像的人当中，至少有两打律师，外加几名陪审员咨询顾问，甚至还有两名精神病专家。他们的一致结论是，克里格勒说的是实情。但事到如今，即使是实情，也得把它搞得模模糊糊。现在是对证人进行反诘，而且是关键性的反诘，因而只好让事实见他妈的鬼去，在证人的头上必须浇上一桶粪。

经过成百小时的密谋策划，他们终于制定了一条战略。凯布尔用一个问题开始了盘诘：“克里格勒先生对原来的雇主是否仍是气愤难平？”

“是。”他答道

“你恨那家公司吗”

“公司是个实际存在的事物。人又怎么能恨物呢？”

“你恨战争吗？”

“从来没有参加过战争。”

“你恨虐待儿童吗？”

“我想这非常令人恶心，但幸运的是，本人与此从无关系。”

“你恨暴力吗？”

“我确信暴力很可怕，但在这一方面，本人同样是十分幸运。”

“如此说来，你是什么都不恨的了？”

“我恨花椰菜。”

场内响起了一片轻微的笑声，凯布尔明白，他已挨了一记闷棍。

“你不恨派恩克斯？”

“不。”

‘你恨不恨在那里工作的人？”

“不。有几位我不喜欢。”

“你恨不恨当时和你一起工作的哪一位同事？”

“不。我当时是有几位敌手，可是我不记得当初恨过什么人。”

“你告过的那几位你也不恨？”

“不恨。我再说一遍，他们是我的敌手，但他们干的也只是他们分内的事。”

“这么说你爱你的敌手喽？”

“那也说不上。我知道我应该努力去爱敌人，但这实在困难。我不记得曾经说过我爱敌手这样的话。”

凯布尔本指望通过暗示克里格勒作证可能是存心报复，以此来赢得一分，只要反反复复使用“恨”这个词，就有可能在一些陪审员心目中留下深深印象，令他们牢记不忘。但他的这一希望最终还是落了空。

“你到此作证是出于何种动机？”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是为钱吗？”

“不。”

“你到此作证，是由罗尔先生或者为原告效力的别的什么人付给你报酬吗？”

“不，他们同意支付我的旅费，如此而已。”

让克里格勒敞开胸杯，详述到此作证的种种原因，是凯布尔最不愿干的事。在和密尔顿的一问一答中，克里格勒对此已有所涉及，而在当初录像取证时，他更是详详细细讲了足足5小时。必须立即转换话题。

“你这一辈子有没有吸过香烟，克里格勒先生？”

“吸过。遗憾的是，我曾吸了20年。”

“你的意思是，你但愿从来没有吸过烟？”

“当然。”

“你是何时开始吸烟的？”

“1952年，我进那家公司工作的时候。当时，公司鼓励所有的员工吸烟。现在依然如此。”

“你是否认为吸烟20年损害了你的健康？”

“当然。我觉得我很幸运，没有像伍德先生一样死掉。”

“你是何时戒烟的？”

“1973年。在我得知有关尼古丁的一切之后。”

“你是否觉得，由于吸了20年香烟，你目前的健康状况有所下降？”

“当然。”

“你是否认为，公司对你决定吸烟负有某种责任？”

“是的。我刚才已经说过，公司鼓励员工抽烟。没有一个不抽。我们在公司内部商店买烟，半价优惠。每次会议开始的时候，都有一盘子卷烟传来传去。吸烟是公司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你办公室里有通风设备吗？”

“没有。”

“被动吸烟的情况严重到何等程度？”

“非常严重。我们头上总是低悬着一团蓝色的烟雾。”

“那么你今天责怪这家公司是因为你的健康没有达到你认为应该达到的那种水平？”

“我倒宁愿这样说，大学毕业后，我要是进入另一行业就好了。”

“行业？你对整个烟草行业心怀怨恨？”

“我不是烟草行业热情的崇拜者。”

“所以你才到此作证？”

“不。”

凯布尔翻了翻笔记，迅速改变了话题：“克里格勒先生，你有过一个姐姐，对吗？”

“对。”

“她出了什么事啦？”

“1970年去世了。”

“死于何种原因？”

“死于肺癌，她每天两包烟，吸了大约23年。是香烟杀害了她，凯布尔先生，如果这就是你想了解的原因的话。”

“你和她关系密切吗？”凯布尔颇为同情地问。他挑起了一个悲剧性的话题，给陪审团留下了不良印象，此刻他想以同情的姿态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抵消。

“我们很亲密。我只有这一个同胞。”

“她的去世你很悲哀？”

“是。她是个很特别的人。时至今日，我仍旧怀念她。”

“提起这件事我很抱歉，克里格勒先生。可是这与本案有关，我不得不提。”

“你的同情令我感激不尽，凯布尔先生。可是，这与本案毫无关系。”

“她对你吸烟有何想法？”

“她不喜欢。她临死前还要我戒烟。凯布尔先生，你希望听到的就是这句话吗？”

“假如是事实的话。”

“哦，这绝对是事实，凯布尔先生。我在她去世前一天，向她保证一定戒烟。而我也确实戒了，虽然这一过程拖了足足3年。因为我上了钩了，这你是很清楚的，凯布尔先生，像我姐姐一样上了钩了。生产那些杀害了我姐姐的卷烟的公司，故意使香烟中尼古丁的含量一直保侍在高水平上。这些卷烟本来也是可能将我杀死的呀。”

“喂——”

“你别打断我，凯布尔先生，尼古丁本身并非致癌物质，这你很清楚。它只是一种毒品。这种毒品使人上瘾，从而让致癌物质在某一天可以乘虚而入。香烟天生有害，其原因就在于此。”

凯布尔镇静自若地望着他：“你讲完了吗？”

“我准备回答你下面的问题。但是，你别再打断我。”

“一定。而且我向你道歉。现在我请问你，你是于何时开始相信香烟天生就有害的呢？”

“我说不出准确的时间。这早就是人所共知的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谁都知道香烟天生有害，这无需天才。但我还是愿意这样回答你：我开始相信这一点，是在70年代初期某个时候。在我完成了我的研究项目以后，在我姐姐去世以后，在我看到那份无耻的备忘录之前不久。”

“1973年？”

“1973年左右。”

“派恩克斯和你的聘用关系是何时中止的？哪一年？”

“1982年。”

“如此说来，你尽管认为该公司的产品天生就有害，你仍继续为之工作？”

“是的。”

“1982年你的年薪是多少？’

“9万美元。”

凯布尔停了一下，他走回被告律师席，从一位助手手里接过一本拍纸簿，瞧了一会儿，一边咬着一根眼镜柄。他随后又回到麦克风前，询问克里格勒1982年起诉派恩克斯公司的原因。克里格勒一时摸不透他的用意，惶惑地望着罗尔和密尔顿，用目光向他们求援。凯布尔对导致这起讼案的一系列事件的细枝末节紧追不舍，而案子本身又极为复杂，涉及许多个人隐私，因而进展很慢，近于停顿。

罗尔表示反对。密尔顿表示反对。凯布尔则装模作样，似乎无法理解他们怎么居然会表示反对。双方律师凑到哈金法官面前，低声争论，而克里格勒则巴不得快点走下这个证人席。凯布尔对克里格勒在派恩克斯公司最后10年的工作表现，发动了连续不停的攻击。他可能要传唤其他证人出庭，反驳克里格勒、这便是他作出的强烈的暗示。

他的这一手法差点儿获得成功。被告律师无法驳倒克里格勒证词中对己不利的因素，他们便改变策略，在陪审团面前散布烟幕。如果不能把证人当场搞臭，那就用鸡毛蒜皮的细节缠得他魂不守舍，心烦意乱。

但年轻的尼可拉斯向陪审团揭露了被告的伎俩。他念过两年法学院，愿意在下午边喝咖啡边休息时用自己的经验提醒陪审团的诸位同事。他不顾霍尔曼的反对，大声道出了自己的愤慨，指责凯布尔使用障眼法企图把陪审团的看法搞乱。

“他把我们都当成傻瓜啦。”他愤愤不平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