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喜平

历时五个半世纪的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发展阶段，也是源远流长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光辉总结时期。在这近六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不仅晚出的、戏曲后来居上，成就辉煌；而且传统的诗、词、文、赋等文学形式或开新异境界，或呈复兴局面，均取得了明显进展和突出成就，从而构成了诸体皆备、全面发展的空前文学景观，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最后一座高峰。

赋，这种独具民族特色的古老文体，在明清时期亦有长足发展，就其创作、理论、辑选、评注等总体赋学成就而言，实能光大传统，别开生面。明清赋苑，特别是从明清之际到乾嘉之世，不独赋作数量空前，且大家辈出，名篇纷呈；其中虽有相当数量作者和作品难免因袭模拟之弊，但自有杰出赋家和优秀赋作直面现实生活，关切民生疾苦，鞭挞腐朽和丑恶，讴歌光明和善良，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和个性特色，为一部赋史写就了最后的篇章。

明赋整体成就虽不及清代，却能超迈金元，启导来者，因而在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全部明代赋作现存五千篇以上，古赋盛行，多有佳制；尤其是一些抨击社会黑暗、反映民间疾苦、总结明亡教训的篇章，具有鲜明的创新意识，代表着明赋的独特价值。

明代前期赋家，大抵由经元入明者和明初以来文士两部分作者构成。前者以宋濂、刘基、高启为代表，人数有限，存赋不多，然而由于其赋作多写于元代末年，目击时代风云，身经社会乱离，故能写出乱世惨象与志士壮怀，颇为可观。后者则有李时勉、桑悦、李东阳、薛瑄、徐有贞、吴宽等人，他们虽然生活在八股文与文字狱的双重阴影之中，思想平庸，生活平淡，拟古风气日盛，赋作自然生气不足，但仍有佳作行世。

宋濂、刘基、高启，同为明初诗文的代表作家，其中宋、刘二人又“并为一代之宗”《明史·刘基传》。他们共同经历了元末的社会动乱，亲身参加了明朝的开国大业，后又受到朱元璋的政治迫害，故其赋作内容充实，气格高古，具有突出的社会意义。宋濂曾被朱元璋称为“开国文臣之首”，又被刘基推为“当今文章第一”宋濂：《跋张孟兼文稿序后》，但其赋作却雅正有馀，意趣不足。惟有写于元末的《孤愤辞》，借“无罪而被废斥”抒发牢落不平之气，颇见气骨。高启正值英年即死于非命，辞赋如同其诗歌创作一样，尚未臻于至境，存赋亦少，但才华富赡，格调高朗，诗意浓郁。写于元朝覆灭前夕的《闻早蛩赋》，因“夜坐中庭，闻蟋蟀之声，感而有赋”，生活情韵与政治寓意兼而有之，运笔含蓄，描写生动，以有形之景写无形之声，细腻真切。

刘基是明初辞赋的代表作家，存赋既丰，又多名篇。《述志赋》抒写自己忠而见弃、报效无门的愤慨之情，揭示了生活在元末乱世之中的一代士人怀才不遇终而弃旧图新的思想历程，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吊诸葛武侯赋》《吊祖豫州赋》《吊岳将军赋》《吊泰不华赋》诸作，或伤古人之生不逢时，或悲今人之死非其所，均贯注着作者自身的满腔忠愤，哀人实以自哀。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在这种愤怒与痛苦中消沉，而是对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并最终作出了自己的人生抉择。这也正是志士有别于文人的特出之处。《伐寄生赋》是刘基的代表作，也是公认的明赋名篇之一。该赋融形象性、寓言性、讽刺性于一体，无情鞭挞了“瘠人以肥己”的寄生之物，表达了愤世嫉俗的强烈义愤和对得势小人的极端蔑视，气骨遒劲，文辞犀利，具有鲜明的批判精神，实与其寓言集《郁离子》及讽刺小品《卖柑者言》意脉相通。刘基辞赋的这种立足现实、直写忧患的作风，实开明赋关心民瘼、注目时政之先声。

稍后于宋濂、刘基、高启的王翰、方孝孺两位赋家，生活至建文朝，赋亦多作于明初。王翰的《闲田赋》，以质实的文字评古论今，抒发了“追淳风之不反，伤衰世之末造”的沧桑之感，推崇“盛德”、“人心”，表现出非凡的识见。宋濂的学生方孝孺光大师业，以理学名重当世，人品高尚而思想迂阔，但其辞赋写来却能发扬蹈厉，生机蓬勃。《友筠轩赋》咏物述怀，以小见大；《吊茂陵文》怀古寄思，气韵苍茫。两赋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愫志趣，与其一生之立身行事颇相符合。

从成祖永乐至孝宗弘治的几十年间，明朝国力强盛，文坛流行雍容典雅的“台阁体”。这是明代文学创作最为沉寂的一个时期，辞赋亦然。赋家们多以歌功颂圣为能，或表现上层文人安享太平的生活意趣，内容陈腐，缺少新意。但如李时勉的《北京赋》、桑悦的《两都赋》等作，客观上反映了大明帝国开国初期的强盛，歌颂了大一统的盛世气象，尚能透露出些许时代气息；又从李东阳的一些闲适之作中，亦能隐约窥见那个时代士大夫们安闲平庸的精神面貌。作于此时的薛瑄的《黄河赋》和吴宽的《哀流民辞》，则以各自的特色而引人注目。薛作将自强不息的人文精神融汇于万里黄河自然景观的描绘之中，构思别致，气象壮阔；吴作针对“野无麦苗，赤地亘数千里，流民就食者相枕藉道上”的残酷现实，以同情之笔描写北方灾民离乡背井的悲惨境遇，又于篇末委婉讽谕，虽揭露尚欠深刻，但已属难能可贵。

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与文化思想均发生了显著变化：封建政治黑暗腐败，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市民阶层不断壮大，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破土而出，“异端”思想活跃一时，文学上的浪漫主义思潮与人文主义精神日益高涨。笼罩在这种时代氛围之中的明代后期辞赋创作，也同样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这便是理学气味渐趋淡化，讽世精神应运而生，艺术风格丰富多样，情韵辞采清新华美，尤其是反映现实、抨击时政的赋作不断涌现，改变了“台阁体”影响之下的明代前期赋苑名虽号称雅正实则流于空泛的风气，成为明赋发展中的重要时期。

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和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举起了明代中后期以复古求创新的文学复古运动的旗帜，从而推动了整个明代文学思潮的重大演进与文学创作的时代变革，赋的变化也从此展开。前后七子文学集团中的作家多仁人志士，他们以复兴古学为己任，赋也格外受到重视。其中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王廷相、王世贞、宗臣及顾璘等人最为突出。

李梦阳为人刚直，痛斥奸佞，五入囹圄而本色不改，颇具政治才干和报国壮志。其赋作现存四十馀篇，复古模拟之迹终难掩愤世报国之情与磊落不平之气，故所作多有抨击现实黑暗之处，《疑赋》便是其中的代表作。此赋通过对令人疑惑不解的种种自然与社会奇怪现象的集中描写，抒发了作者深广的忧愤，正话反说，托意深切。何景明赋作多以清俊秀逸见长，但亦有直面严酷人生的血泪之作，如《东门赋》表现水深火热之中的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纯以对话和白描出之，真切沉痛，确系别开生面之作。徐祯卿的《述征赋》和《丑女赋》，皆能别具一格。前者化繁为简，不落俗套；后者出奇制胜，警拔尖新，体现了作者的独创精神。王世贞亦多批判时政与讽刺权奸之作，如《土木赋》之写英宗土木堡被俘事，《老妇赋》之写严嵩媚主弄权事，或直陈己见，或曲笔讥刺，均有社会意义。其《登钓台赋》状写清情胜景，如诗如画，末段唱出“渭川钓利，铜江钓名”的芦歌，画龙点睛，命意尤为超拔。它如宗臣的《钓台赋》、顾璘的《祝融峰观日出赋》等，都能于同类作品中卓然特出，自具个性。

复古派赋家之外，其他各色人物亦多能赋，且不乏杰作行世。著名哲学家王守仁和著名戏曲家汤显祖，即同时又是辞赋大家。王赋如《太白楼赋》之写李白神采，《吊屈平赋》之抒忧愤情怀，立意高远，感慨深切，都是情文并茂的名篇，作者的人格追求与精神世界鲜明可见。汤赋多至近三十篇，风格奇丽，辞采繁富，才情与义理并佳，《哀黄生赋》《西音赋》就是这样的佳作。江南才子唐寅和蜀中奇才杨慎，也都精于辞赋。唐寅的《惜梅赋》已见才情，《娇女赋》则诗情兼有画意，虽语涉浮艳，却是作者以市民思想为主导的叛逆性格与世俗审美观念的生动体现，值得重视。杨慎则以讽刺小赋见称，《蚊赋》即能寓无情鞭挞于活泼轻松的笔调之中，颇有个性。至于杨循吉、徐献忠、陆深、王廷陈、薛蕙、黄省曾、骆文盛、黄尊素诸人，或善于讽世，或工于咏物，或长于抒怀，或径以反映现实著称，他们的作品都为明代后期赋苑增色不少。

杨循吉的《折扇赋》迥异于历来咏扇之赋比兴寄托的格套和幽怨孤寂的情结，能够走出文人的狭小情感世界，推己及人，由己之苦热联想到三边重铠之甲士和四野赤背之农夫，可谓别出机杼，自铸新词。徐献忠的《布赋》实不咏布，而是出于“天下所共衣被，而详其衷者甚寡，于是核其事，告诸观风者作《布赋》”的创作动机，借题发挥，详尽地描绘了江南织户的劳作之苦和生计之困，形象地揭示出民生凋敝的根源就在于债主盘剥、官吏征敛、宫廷勒索的残酷现实，爱憎鲜明，命意不凡，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陆深的《瑞麦赋》则一扫历来赋嘉禾瑞麦者歌功颂圣、点缀升平的积习，将笔墨集中于天灾人祸摧残之下的穷困百姓身上，自成创格。全篇洋洋两千言，其体制不沿用汉大赋而采取宋文赋形式，描述详尽而饱含情感，语句平实又富于变化，堪称明代长赋中的杰作。王廷陈的《左赋》尤称奇文，作者身系牢狱，放眼苍莽，杂陈世间形形色色相左之事，语似荒诞，意实深切，生动地描绘出明代中期是非颠倒、美丑错位的丑恶现实，作者愤世嫉俗的如火激情尽在其中。黄省曾的《射病赋》和《钱赋》则从不同侧面切入明代社会的病态现实，或揭露病入膏肓、莫可救药的专制昏君的倒行逆施，或讽刺金钱万能、物欲横流的卑劣世风，皆能切中时弊，穷形尽相，入木三分。骆文盛的《怜寒蝇赋》在历代咏蝇之作中最具特色，善于将诙谐幽默的嘲讽笔调与揭露批判的严正内容统一起来，在淋漓尽致、妙趣横生的刻画之中，对凶顽而又虚弱的丑类进行了透彻剖析和有力鞭挞，颇具喜剧效果。薛蕙的《孤雁赋》和黄尊素的《壮怀赋》均系抒情言志的名作，但立意行文各具特色。前者借失群之孤雁寄托“羁旅而无朋”的愁思，意境凄清，志向高远；后者则托人以写志，通过对历代风流豪杰、仁人志士的英雄业绩的缅怀，借以激励自己和东林党人的战斗意志，壮怀激扬，英气逼人。

明末，专制统治更加腐败，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统治阶层内部东林党人及复社、几社文人的进步斗争彼伏此起，女真贵族称兵边关内外，明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面前，文坛风气为之一变，指斥权奸的浩然正气与抗清报国的慷慨悲歌交织出明末文学的时代旋律。辞赋创作也随之呈现出新的景象，明末与清初赋苑，大家名篇，层出迭现，从而使明清之际成为赋的繁兴时期。

明末赋家，多系慷慨悲歌之士，赋作之内容风格，一如其人。其中以吴应箕、夏完淳最为杰出，陈子龙、黄淳耀等亦有佳作传世。他们的赋作，内容丰厚，体式多样，风骨遒劲，情思悲怆，成为明赋发展中的一个黄金时期，堪称明赋之后劲。

吴应箕早年参加复社，曾在南京组织讨伐阉党活动，后又起兵抗清，其赋作较多地反映了这种可歌可泣的战斗历程。《吊忠赋》歌咏天启间东林党人同魏忠贤的斗争，《悯乱赋》铺陈崇祯朝内忧外患的史实，写来波澜壮阔，史笔森严。《雪竹赋》则是其抒情短赋的代表作，辞意俱佳，形神兼备。作者写竹，一洗末世文人的闲情逸致，而出之以倔强伟岸的情操品格。雪竹之节，志士之心，以竹写人，寄兴高远。陈子龙为著名几社领袖，早年崇尚七子，倡言复古，赋作多而佳者少，摹拟之迹较重，内容沉厚不足。及至家国危难之时，则多讽世感时之作。《释愁文》即于揭露上层社会腐败昏聩现象的同时，抒发了英雄失路的精神痛苦，描述切实，情感悲愤。黄淳耀也是著名的死节之士，《顽山赋》便是作者人格精神的艺术写照。该赋以虚实相生、物我为一的笔法，突出顽山傲然矗立、万劫难移的品格，将自然景观与人文精神融为一体，蕴涵丰富，意味深长。

年仅十七即以身殉国的少年英烈夏完淳，“生为才人，死为鬼雄”沈德潜：《明诗别裁集》，以其壮丽人生与辉煌诗章后来居上，成为明末爱国作家的杰出代表。夏完淳兼擅诗、词、曲、文、赋，存赋二十二篇，皆系诗意盎然的骈、骚二体。其中少数早期赋作，内容难免空泛；而多数写于国难前后之作，自能形成内容厚重、气度恢宏、声情悲壮、辞采清丽的独特风格。《大哀赋》《九哀》《寒泛赋》《端午赋》等，便是突出的代表。《端午赋》以乐景写悲情，凄婉哀丽，真切感人。在长达数千言的《大哀赋》中，作者将自己的身世际遇与国家民族的兴亡命运联系起来，揭露晚明政治的黑暗及南明王朝的腐败，总结国土沦丧的惨痛教训，歌颂江南人民“竿木群兴，风云毕会”的英勇抗敌情景，表明自己“既有志于免胄，岂无心于丧元”的誓死救亡兴复的坚定志向，实为反映明清易代之际错综复杂斗争的宏伟史诗。此赋体制结构虽系借鉴庾信《哀江南赋》而成，其文辞之老练苍劲，亦不免有逊于庾作，然情韵境界，则犹能过之，允为明赋压卷之作。

清代是我国最后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康乾盛世也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盛世。如同对这个封建末世的腐朽黑暗绝不可忽视一样，对于清代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也同样不可低估。文学领域，各种古老文体在这个历史时期得以复兴、总结并呈现出最后的辉煌。清代赋学同样得以复兴、繁盛，成为辞赋发展史上的最后一个高峰。

清赋在艺术上善于兼采前人之长而避其短，以众体兼备、艺术精工而自具特色，实有集大成的意义。首先，从数量看，现存清赋是先秦至明朝历代赋作总和的几倍，多至数万篇。其次，清赋作者遍及各个阶层，人数空前，其杰作佳构置于历代名赋之列亦无愧色。再次，在赋学复兴的时代氛围之中，有关历代赋作的汇集、编选、笺注、评论，更是成绩斐然，远非前代所能比拟。陈元龙《历代赋汇》、张惠言《七十家赋钞》、鸿宝斋主人《赋海大观》、王芑孙《读赋卮言》、李调元《赋话》、刘熙载《艺概·赋概》等，便是其中最重要的成果。诚然，就一部赋史而言，与封建社会历史行程相对应，清赋同样难免衰落之势。因而，雅炼有馀，生气不足，也就成为其突出的时代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