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四十年间，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明朝的残余势力坚持反清复明，东南沿海和西南地区的抗清活动连绵不绝。直至康熙初期方才最后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巩固了强大的封建帝国。此后几十年间，终于形成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繁盛局面。

清初赋家，主要由坚持气节的明末遗民和出仕新朝的文人学者两部分构成。前者以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多“志士之赋”刘熙载：《艺概·赋概》。他们紧承明末繁兴之势，再起波澜，成就杰出。后者以朱彝尊为代表，系学人之作，内容之富与情韵之美相对不足，却为乾嘉时期的赋学繁盛奠定了基础。除上述两部分作者之外，另有一些名士兼才子者，所作大率情思浪漫，意趣超拔，在清初赋作中别具一格。其中以陈维崧、吴兆骞、蒲松龄三人最为杰出。

著名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是清初遗民赋家的代表作者，也是成就卓著的清赋大家。骚体长篇《避地赋》最能代表黄宗羲的人品与赋品。作者从父亲黄尊素因反对魏忠贤而被害入笔，铺写自己于明亡前后数十年间流离转徙之情景，视野宏阔，笔势雄放，既具自叙性质，又能以小见大，折射出明清之际风云变幻的时代光华，正所谓“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浦起龙：《读杜心解》。他如《雁来红赋》之托物言志，识见超卓；《海市赋》之描绘幻境，奇想横空；《姚江春社赋》之状写民俗，意趣盎然；《获麟赋》之借事说理，命意警拔，均是各具特色的佳构。船山之赋，体式多样，情韵优美。长篇铺排，短章精粹，各显其长。《祓禊赋》全篇仅有十句，却能写得情味深婉，诗意充盈，诚为以少胜多的力作。《蚁斗赋》意象繁富，笔墨精微，物性、诗情、哲理相互生发，在咏物之作中独具风神。《霜赋》境界清丽，寄兴高洁，尤能显现出已届古稀之年的作者的人格之美。由明入清的气节之士朱鹤龄及其《枯橘赋》，也属黄、王的同调。该赋以自甘枯槁而誓不徙北之橘树，寓写明末遗民义不仕清的志向，颇能道出当时遗民的共同心声。

随着南明政权的崩溃和清朝统治的巩固，士人反清意识逐渐淡化，并进而积极用世，歌功颂德。施闰章、汪琬、朱彝尊便是出仕应征赋家的代表。施、汪二人均为顺治进士，康熙时再举博学鸿词。朱彝尊亦于康熙十八年荐举博学鸿词。他们又都是清初著名诗人、作家兼学者。施诗与宋琬并称“南施北宋”，汪文与魏僖、侯方域合称“国初三大家”，朱词与陈维崧并称“朱陈”，在当时均享有崇高的声誉。施闰章之赋平实淡雅，多系歌功颂圣之作，但《粤江赋》却写得凄迷动人，寄意深婉。汪琬存赋二篇，《丑女赋》以丑写丑，旨在刺世；《反招隐辞》反语见意，情系山林，命意谋篇均有可取之处。朱彝尊之作以《湘湖赋》为代表，吊古抒情，感慨苍凉，赋中见人。

陈维崧、吴兆骞、李渔、尤侗、蒲松龄诸人，则是清初赋家中名士才子型的作者。陈维崧词风豪放，高唱入云，作品之富为历代之冠。赋亦气骨劲健，辞采壮丽，一如其人之豪气纵横，落拓不羁。尤以《铜雀瓦赋》和《看奕轩赋》最为出色，感慨沉雄，笔势奇崛，华辞胜意，相得益彰。“江左三凤凰”之一的吴兆骞，正值华年即成为清初文字狱的牺牲品，长流宁古塔二十三年，“冰与雪，周旋久。”顾贞观：《金缕曲》他将自己独特的人生感受贯注于白山黑水、林海雪原的北国画卷之中，奇景壮观，悲情苦意，自能为清赋别开生面。“其《长白山赋》，足摩班、张之垒”徐世昌：《晚晴簃诗话》，《秋雪赋》《羁鹤赋》等边塞名作，均能发前人所未发，“令读者如相遇于丁零绝塞之间”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充溢着一种慷慨悲壮之气。李渔、尤侗，同为清初戏曲名家，李渔更是一生未仕，毕生从事于戏曲创作、表演和理论研究。二人作赋既丰，取材又杂，多有不循绳墨之处。但尤与李亦有不同。李赋气格轻浅，辞意油滑，未能取得更高的成就。而尤赋之《田夫祷》等篇，取材命意，均有独到之处。该赋名为祈神祷文，实为讨神檄文，其中既有对天灾的诅咒，也有对人祸的揭示，更有一种人力可以胜天的进步思想，颇为难得。与李渔、尤侗不同，蒲松龄则以著称于世，“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郭沫若：《淄川蒲家庄蒲松龄故居联》。其赋亦能庄谐并用，情辞兼妙，读来清新活泼，逸趣横生，在清初辞赋中，具有一种别样的风采。《煎饼赋》《祷雨赋》《绰然堂会食赋》《屋漏赋》诸作，反映民间苦难生活，描绘自身穷困境况，或苦中作乐，或笑里含泪，真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堪称辞赋中的“家言”。

乾嘉时期，清朝统治稳定，国力强盛，文学创作流派纷呈。清代赋学，也以此时最为繁盛。清中叶辞赋创作，骚、骈、文、律诸体，全面复兴。由于骈文中兴局面的形成和考据学风的盛行，该时期赋家多具作家兼学者的双重身份，才情横溢，学识渊博，发而为赋，或辞采富赡，典雅精工；或格调高古，内容奥博，皆能极一时之盛。又由于赋这种铺陈体物之作的文体特点正与大一统帝国的盛世景象相吻合，故能取得“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西京杂记》引司马相如语的艺术效应。然而，康乾盛世无论从中国历史进程看，还是从世界总体格局看，终究不能与汉唐盛世相提并论。何况盛极而衰，清朝至嘉庆时已经危机四起。“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龚自珍：《咏史》，正是乾嘉士人的精神写照。因此，思想平庸，创新不足，又成为赋学复兴景象之下的时代缺陷。只有袁枚、汪中等少数作家能够标新立异，写出独特的思想和个性。

“桐城初祖”方苞是清代文人由初期而至中叶过渡阶段的一位重要代表，他所开创的桐城派绵延两百多年，在古文创作实践和理论建设两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就。然而，由于“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王兆符：《望溪先生文集序》的道统与文统的双重作用，桐城派作家们作赋既少，又乏佳构。惟其如此，方苞的赋作方能稀者为贵。其代表作《七夕赋》融入了作者别离相思的真切感受，故能写得情思凄婉，境界空灵，风格与其另外三篇质木无文的赋作迥然不同，也与他的平实雅正的古文判然有别。与方苞同列“桐城三祖”的大师姚鼐几不作赋，惟有他的学生，“姚门四杰”之一的管同，尚有佳作存世。管同的《吊邹阳赋》借题发挥，名为吊古而实以自哀，寄寓着一代士人对统治者“好谀而恶直”的倒行逆施的满腔悲愤，表明了自己对黑暗现实的清醒认识和洁身自守的人生态度，激情似火，快语如飞，虽觉直切有馀，沉郁不足，然而“在桐城诸家的赋中，这就算是翘楚了”马积高：《赋史》。

作为桐城派分支的阳湖派作家，为文旁及诸子，兼取骈散，文境既广，笔力亦肆，故多能辞赋，成绩突出。阳湖派领袖张惠言便是乾嘉时期最负盛名的赋家之一。张惠言早年即致力于骈文辞赋创作，今存赋二十二篇。其大赋学汉魏，词藻富赡，气势雄阔，代表作有《游黄山赋》《黄山赋》等；其小赋学六朝，托意幽深，写情蕴藉，代表作有《望江南花赋》《邓石如篆势赋》等，均系清赋名篇。又编有《七十家赋钞》行世，录屈原《离骚》至庾信辞赋凡二百零六篇，足见其于赋学用力之勤。他以汉学大师而兼长文学，在辞赋、骈文、古文及词诸领域均能卓然名家，颇能代表乾嘉赋家学古而变古、集成亦自成的时代风尚，在清代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张惠言弟子董士锡和金式玉，亦工于赋，尤以抒情小赋见长，所作《白云赋》和《悼归乙赋》，均不失为佳构。

骈文经清初陈维崧等大家的积极倡导，至中叶时已成中兴局面，足以与古文分庭抗礼，而意趣情韵犹能过之。以骈文大家而兼治辞赋，既水到渠成，又得天独厚。因此，精工骈文而兼长辞赋，便成为清中叶赋苑的一大景观，胡天游、汪中、洪亮吉、彭兆荪、胡敬、董祐诚等人，便是这样的赋家，其中汪中、洪亮吉二人，尤为杰出。

胡天游年辈先于汪、洪，其赋能于秀整中见清劲，托古寄意之作，奇崛矫健；借景言情之作，精美典丽，均不乏优秀篇什。彭兆荪、胡敬、董祐诚年辈均后于汪、洪，赋作亦各具特色，皆有所成。彭兆荪赋内容深广，风格奇异。《雁门关赋》状写北国山川关塞之美，气势沉雄，情辞悲壮。《苦寒赋》描绘时局之动荡与民生之多艰，意蕴深厚，情味峻切。二赋取材立意均有独到之处，堪称力作。胡敬的《穷村赋》铺陈农村破产景况，真切生动，惜文末有添足之病，影响了全篇的思想深度。董祐诚的《桂华赋》喻写士人苦闷心境，亦能情景契合，细微传神。

汪中是清代骈文的代表作家，旁溢为辞赋，虽数量有限，却能以少胜多，独领风骚。所作多抒写身世之悲与不平之气，风格凄丽哀婉，情思真切悲愤，具有独特的思想境界和艺术魅力，堪称盛世悲音。享有“惊心动魄，一字千金”杭世骏：《哀盐船文序》之誉的《哀盐船文》，真实而生动地描绘了仪征江面盐船失火时烈焰冲天、群声嘶号、衣絮飞扬、焦尸浮江的惨象，表达了对无辜罹难盐民的深切同情，萦回激荡着一种深沉的人道主义精神，成为“状难写之情，含不尽之意”李详：《汪容甫先生赞序》的传世名篇。《经旧苑吊马守真文》，由湘兰“托身乐籍，少长风尘”的不幸遭际写到自身“俯仰异趣，哀乐由人”的卖文生涯，悲情共鸣，灵犀相通，吊人亦以自吊，写来悲愤交集，血泪俱下，表现出一个有正义感的士人对封建礼教的强烈愤慨和对被污辱被损害者的真切同情，具有一种可贵的平民意识和抗争精神。

洪亮吉是仅次于汪中的骈文大家，与汪中一样，少小孤贫，靠母亲为人织绩，苦学成才。晚年又因批评朝政而遣戍伊犁。其《过旧居赋》便交织出童年时光的无穷乐趣与艰难人生的无尽悲酸，流淌着无私而伟大的母爱亲情，语言淡雅，情思绵长，工于白描，涉笔成趣。又能大胆将东邻西舍的世俗生活图景和家庭细事人伦亲情纳入其中，同样充溢着一种可贵的平民色彩和赤子情怀，堪称辞赋中的《项脊轩志》。他的《七招》和《感知己赋》，一以七体大篇铺写文坛风尚与士人情趣，一以深情之笔追忆良师益友，兼有学者之博雅与诗人之情采，足以窥见乾嘉时期一代学人的精神风貌，确能收到“总览人物”的独特效应。

一代才人袁枚也是乾嘉赋家的杰出代表，他于“格调”、“肌理”诸说盛行之际，独标“性灵”，自写情怀，体现了反对封建束缚，争取个性自由的时代要求。其才并合雅俗，其文兼擅骈散，皆能独树一帜。赋作则清新活泼，不拘一体，多写愤世之情与闲适之趣。其名作《秋兰赋》通过歌咏秋兰幽雅高洁、凌寒独秀的品格风貌，寄托自己洁身自好、超尘脱俗的人格追求与审美理想，幽姿绰约，清香氤氲，洋溢着一种浓郁的抒情气息，一如随园性灵诗。代表作《笑赋》尤能体现其诙谐尖新、鲜活生动的独特风格，亦颇能反映袁枚其人蔑视尘俗、睥睨世态的思想作风。作者以漫画、夸张的手法，集中讽刺了封建末世的种种弊端，愤世嫉俗之心，出之以幽默讽刺之笔，众生百相，士林丑态，尽在其中。

晚清时期，国家内忧外患，文学变旧创新。于是“新派诗”、“新文体”纷纷应运而生，传统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重大革新与嬗变，中国文化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转型时代。当此中西交汇、新旧转换之际，辞赋这一古老的文体，由于自身难以迅速应变和不宜通俗普及的特点所制约，已很难焕发出生机，衰落之势也就在所难免。诚然，道咸以后的辞赋创作依然数量可观，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即如黄遵宪这样的努力倡导文学革新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亦有佳作传世，其应试之作《小时不识月赋》便能“化臭腐为神奇，为律赋别开生面”钱仲联：《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至若龚自珍、王闿运、章炳麟等辞赋大家，更有着相当的成就。然而，赋学衰微的总体趋势毕竟不可逆转，赋，这种绵延两千馀年的古老文体，终于随着文言文的退出历史舞台而衰微消失，国学大师章太炎所谓“小学亡而赋不作”章炳麟：《国故论衡·辨诗》的论断，未必恰当，但文言亡而赋不作，却是历史的无情事实。

晚清辞赋创作所以成就不高，究其原因，一是赋家多为守旧复古之士，所作体制风格虽能追继古人，然内容精神已与风云变幻的时代和日新月异的生活格格不入；一是赋作表现新生活、新事物、新境界大都牵强附会，生硬干枯，缺少形象和美感，终不如当时的诗文灵活善变。惟其如此，清朝末年，辞赋已近形存实亡；及至民国初年，终于形实俱亡了。

龚自珍、王闿运、章炳麟是晚清时期的赋家代表，他们或为思想先驱，或为国学大师，或兼二者于一身。所作辞赋，颇能于旧制中翻出新意，形式、内容、情韵皆属上乘。

龚自珍是打破“万马齐喑”沉闷局面的启蒙思想家，批判封建衰世，呼唤时代风雷，“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其文学创作亦能继往开来，自成一家。咏物小赋《哀忍之华》通过对“天女所怜”又“投之人间”的“忍之华”的处境遭际与精神状态的描摹刻画，控诉了邪恶势力对美好事物的摧残，表达了个性解放的时代呼声，立意虚幻而感慨愤切，形象生动亦富于情韵，兼有深沉独异的哲思之美与瑰丽浪漫的诗意之美。另如《燕昭王求仙台赋》《别辛丈人文》《戒将归文》诸作，也大都具有这种思想深度和艺术美感。王闿运是晚清旧派文学的代表，其不合时宜的人品与文品实难掩没深厚学力和高妙诗才。写于咸丰年间的《哀江南赋》《上征赋》诸作，虽旨在诋毁太平天国革命，却能于叙事描写之中揭露吏治的腐败，反映民众的苦难，并正面表现了农民起义军所向披靡的雄壮声势与清军土崩瓦解的狼狈情状，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艺术性。《嘲哈密瓜赋》是一篇讽刺崇洋媚外风尚的咏物之作，不乏积极意义，但与当时日益兴盛的洋务风气和西学思潮相对而言，又不能不说是一种保守。章炳麟是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赋作颇能以古朴形式表现革命内容，如《祓三厉文》《哀韩赋》《哀山东赋》《吊伊藤博文赋》诸篇，均是充满战斗气息与爱国精神的直面现实之作，读来确有一种“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同上的独特感受。惜艰深简古有馀，文采情韵不足。这并非太炎拙于华辞，而是由其独尊汉魏、鄙薄六朝的赋学观念和朴学大师的思想作风所决定的。尽管如此，章炳麟在清末衰微的赋苑中，仍不失为一位有力的殿军。

通过这番对近六百年的明清赋史的匆匆巡礼，我们深深感到这是一座涵蕴丰厚的艺术宝藏。世间万物都有其发生、发展、高峰、衰落、消亡的历史过程，辞赋亦然；明清文学的天空中，辞赋由云蒸霞蔚、绚烂辉煌而归于黯淡乃至消逝，这也正是历史的必然。“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的千古名句正可以道出我们对明清辞赋留连忘返的心情和冷静客观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