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生活已有七八年的北京城，我始终无法摆脱一种感觉，即可惜，可惜在于城市运转的畅通度很落后。如今，北京市民的生活压力前所未有的巨大，其程度绝不亚于其他国际大都市，包括东京。压力来源之一，在我看来，明显是城市运转的不畅通。

“不畅通”牵涉到：凌晨、上午、中午、下午、傍晚、晚上、半夜；学校、医院、政府楼、写字楼、马路、地铁、火车站；堵车、抢位、插队、强盗、闯红灯、官僚化手续。无论时间、地点还是原因，不畅通发生的背景错综复杂。这一状况在北京奥运的前后也几乎没有变化。

城市为什么如此混乱？生活为什么如此紧张？居民为什么如此压抑？首先可以找到两层原因：第一，北京正处于迅速崛起的发展阶段，发展是硬道理，紧张也好，压抑也好，都是必经之路，不可避免。第二，政府采取的公共政策、制度设计必须加以完善，那些既不合理又不人性化的政策和制度早晚需要加以改正。可是，运转不畅通的责任仅仅归结于国情和当局是很受局限的。本着这一立场，我要提出第三个层次，即公民社会对此非有所反应、有所付出不可，需以公民的力量提高城市运转水平。

看看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北京任何一个十字路口，都拥堵着汽车、自行车和行人。大家很忙碌，却无序。政府作为“奥运政策”投入了大量的交通指挥员，十字路口的混乱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产生了一种秩序，这是依靠自上而下的公共政策的“有序”。不过，它不是根本的改革，更不是健康的改良，无论是开车的、骑车的还是行走的，只要找到一点空间，或者指挥员不认真执行任务的时刻，就毫不犹豫地闯过去，然后觉得取得了胜利，给自己小小的生活安慰。

北京地铁站可以用“人海”来形容，尤其在上班的高峰时间令人发闷。乘客们一边注意自己的随身物品不被偷盗，一边对拥挤、郁闷的环境感到厌烦，匆匆忙忙地上车下车。某个星期一的早上，我从四惠坐到国贸，里面拥挤得要命，没法走到下车的位置。我下决心勉强、用力地挤过去。但紧接着大量的人冲上来。结果，我被挤到原来的位置。无可奈何，只好到下一站永安里下车。返回国贸的时候发现，跟我遇到同样尴尬局面的乘客还不少。偶然与原来北大的同学相逢，他对我唉声叹气道，“本来是要开早会的，已经来不及了”。

我知道，在这里拿出东京的经验解释北京的现状也许是“犯规”的，两国的国情不同，发展程度不同。我也知道，中国人是最讨厌被日本人教育的。但我作为一个来自日本的老外，只能用亲身的经历去解读眼前的现象，希望中国朋友能够谅解。

东京任何十字路口也充满汽车和行人，自行车少一些。与北京不同的是，市民是忙碌而有序的。我不觉得政府为城市运转制定的规则比北京多，东京交通指挥员的人数也远不如北京。

东京地铁站同样是个“人海”，其程度甚至超过北京。与北京不同的是，乘客从不担心自己的随身物品会被偷走，而是平静地看书，各忙各的，互不干涉。越是上班高峰期，秩序越井然有序。乘客们凭借日常经验准确了解什么时候、哪个车站很拥挤，无论是上车的还是下车的，都提前做好行为和心理上的准备。站在车门旁边的乘客们，先主动下车，让里面下车的乘客下好车，确认没有人要下车后，“率领”新乘客重新上车。大家早就达成了默契，不需要打招呼，更不需要表达谢意或歉意。

东京市民之所以如此扮演角色，恰恰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和权利。大家都很清楚，不自觉遵守“潜规则”是犯规的，结果则是本人受损、吃亏。谁愿意在交通堵塞、地铁无序的地方生活呢？如果你想享受轻松、有序的生活，那么，以先退一步的方式，求进两步，抓住更多、更广、更好的利益是应该达成共识的。动机是自私的，结果却是和谐的。

话又回到北京，只有大家认识到以退为进这一潜规则的前提下，每一个市民的生活质量才能被保证。背后的逻辑是以人为本，思想则是和为贵。

其实，上述所说的“先退一步，后进两步”归根结底要探讨的问题是：“礼让”凭什么？

我2010年以后经常回国，在日中两国之间跑来跑去。早上还在东京坐着像蛛网一样复杂的地铁，用硬币买票，必须看着地图才能避免坐错。下午已经到北京，拿着一卡通坐着相当熟悉的京城地铁，感觉很奇特和别扭。

东京的地铁只能用有序和安静来形容。早晨的东京，比北京多得多的人在换乘通道上彻底分成左右两边走来走去，只有脚步声。我最近一次是陪同一位中国高官访日的，他看到这一场景吓了一跳，并发现通道上只有自己的声音。他说话声音特别大，像在国内一样不顾周围大声说话，结果被警察注意到，人家真以为破坏秩序的“疯子来了”。

到了自动扶梯，左边是站着用的，右边是用来行走的，乘客们很默契，没人违规。高官很不习惯，我站在左边，他为了与我聊天，自然到了我右边，结果把路堵上了，后面的人就开始用眼神骂他一顿，绝不开口。这就是无形中的压力。

走到站台，车来了，乘车高峰时间，车厢里人特多，没有空间。即将上车的乘客们自然排成两队，靠近车门但还不下车的乘客先主动下车，让要下车的人先下车，然后接着上车，最后新来的乘客们上车，没有造成任何矛盾和拥挤。

下午到了北京首都机场，先坐机场快线，到了三元桥站，换乘十号线，大概6点多，相当拥挤。不像东京乘客们那般默契，北京乘客的素质和意识五花八门，没有一条有规矩的。要上车的人在车门的中间站着，阻挡着要下车的乘客，造成摩擦。原来靠近车门附近并不下车的乘客也不下去，坚决在那里忍着，结果里面要下车的人无法下来。该下车的人还没下车时，已经有大量新乘客上来了，造成至少几个人下不去车。

听日本长辈说，上世纪60年代，东京和大阪的地铁也没有今天那么顺畅，经常发生摩擦。今天北京糟糕的地铁秩序也不要紧，要慢慢来。从地铁文化的过渡阶段看，指望乘客们像东京那样形成默契是不切实际的。所以，政府花了一笔钱派遣了大量的指挥人员。问题是，这帮人没起到预想中的作用。明显是高峰时间，同事之间却在聊天，认真一点的也被那些大喊着“他妈的！”“你别推我！”的情绪化了的乘客卷进去，不仅没化解矛盾，还参加了吵架。

我建议，政府应该把素质高一点，有沟通和协调能力的人派到地铁里去。最好的是大学生，给他们实习的机会，当然要给工资的，不用太高，这也是给不懂社会规则的90后们提供了绝佳的锻炼机会。

地铁反映的是一个城市的成熟度和现代化，因此，北京需要尽快迎来高水平的地铁文化。快速、大量建设好地铁线是硬件措施，软件措施更重要，如何创造条件让那些趋于急躁和不安的乘客们之间形成默契：先下车，后上车。我想，北京市政府为改善软环境投入1个亿都不过分，这可以降低大量的行走成本，也能降低居民在大城市过日子的压力。

晚上跟曾去过日本的新华社干部喝酒，我谈到上述想法。他总结说：“我去日本后深有体会，礼让原来是把内耗降低到底的有效工具。”这位领导把日本人的国民性看得相当透。我回应说：“您说得很有道理，对我们来说，礼让不仅是态度问题，更是利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