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底，我在北京参加了有关“媒体伦理”的国际会议。伦理不仅在中国，在当代，在媒体领域存在，也是跨越时间、空间和分野的话题。就会议的切入点而言，面对着庞大的话题，以小见大是个前提。最引起我注意和关心的是：中国记者“拿红包”的问题。它反映着今天中国记者的现实和困境，作为分析的案例，再好不过了。

不管是刚入行的还是资深的，拿过红包的还是没拿过的，现场的媒体从业者们为“记者该不该拿红包”这个问题花了很长的时间和很大的精力，争论得相当激烈。说明大家经过亲身的体验，有很多话要说。

一位资深媒体人指出：一个同行曾这样形容过辉煌的过去，“我在xx年前，一个月就有1万多元的红包了”，我还能记起这个同行骄傲得意的表情。

散会后，我给一位“跑会议”的经济记者打电话问：“你平时拿红包吗？”我们俩关系很熟悉，对方实话实说：“有，没办法，主办方每次逼着我们接受，平均一次1000元吧。”接着问：“一个月大概拿多少？”对方想了一下回答说：“最多3万吧，平均1万左右。”

这正好与那位资深媒体人所说一致。这一情况在中国是否很普遍？我不敢轻易论断。但行业内存在着一个公开的秘密：部分记者的红包收入往往会超过工资奖金。虽然每一个地区和领域的实际情况不同，但所谓有偿新闻似乎无处不在，每天都在发生。现实传媒体制内编辑部与经营部混岗，这也是造成有偿新闻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它客观上是一场双赢交易，若给钱的和拿钱的角色之间不存在利害关系，双方也不可能这么做。拿红包、收封口费、广告版与新闻版混淆、新闻栏目拉企业赞助等，都是违反所谓“职业道德”的腐败现象。

在那天会议上，所有参会者都达成共识，主张拿红包是不应该的、不可以的，是违反了职业道德的不良而可耻的行为。不过，“应不应该”与“可不可以”是一回事，实际上“能否做到”是另一回事。光从职业道德观察矛盾中的动态不合时宜，也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极端特殊的体制下，更是如此。

同样认为“记者不该拿红包”的刚入行或地方的记者坦诚交待说：“我平时拿红包。”理由是：“活动主办方必须得让我收，没法拒绝”“我们的工资一个月才几百块，又没什么底薪，不拿红包怎么生活啊？”收入偏高的记者认为：“我们内部有个规定不可以拿红包，一旦拿红包了，不仅违背职业道德，还会降低报社的公信力”“我拿着中等偏高、能够相对安稳过日子的工资，如果一个月只拿3000元敢这么辛辛苦苦写稿吗？报社不会让记者为那么一点红包拼搏，钱应该向老板要，不该向外界要”。还有一些其他说法：“作为记者，如果尊重自己，就不可能拿红包，这是底线。连底线都没有，凭什么干这活儿？”“我们不应该讨论该不该拿红包这一低水平的话题”等等。

我原来也知道中国媒体圈里存在的红包问题，但第一次这么集中地听到了记者们的心声，觉得挺新鲜的。其中一部分认为：“该不该拿红包不值得讨论，没什么讨论的必要，就是不应该。”但在我这个老外看来，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愿意还是不愿意，记者拿红包是个结果，是在当代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现象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秘密呢？

之所以让我静下来思考这一深层次的问题，是因为中国媒体记者的形象往往不受尊重，民众甚至对“记者腐败”表示反感、蔑视。这一现状不应该持续下去。因为，无论如何，中国的新闻和言论空间只能往相对自由、开放，至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长远看，言论倒退只能造成更大、更多、更深的社会矛盾、经济衰退和政治动荡。在这个意义上，媒体记者的形象以及其报道公信力必须被保证、改进。假设媒体被定义为社会职业，而不是政治权力，它永远是国民的代言人，换句话说，要为人民服务。

“记者为什么要拿红包？”体制原因、商业利益、东方文化、行业转型、个人素质以及职业道德等等，可以找到许多原因，这些因素都在相互影响，不是相互制衡，而是相互勾结。不过，让我感到最直接而深远的原因是：记者的生存状况问题。

据悉，中国媒体从业者的平均月薪大概在3500元左右，即年薪4万元左右，收入数一数二的报社平均收入大概是10万左右。当然有更高的和更低的，即使在一个报社或电视台里，其收入也不均衡。据我在华的六年生活以及与媒体密切交往的经验，从工作压力和收入水平看，媒体从业者是最为辛苦，令人感到可怜的群体之一。中国很多大学开设新闻学专业，许多学生愿意学新闻，抱着希望走进新闻行业，说明这行还是有吸引力的。不过，在今天中国的体制下，媒体又是最难做的行业之一，直接受到体制的影响而被管制最多。连我也经历过一些，这个不能做，那词不能写，这块不能碰，这个要删，那篇不能登……

因此，记者们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之所以压力很大，是因为他们有纯粹的理想——想写独家的、有深度的、有趣的，又能给读者带来启蒙和反思的新闻报道。新闻行业的特殊性在于，从业者都有一种责任意识：希望社会能够健康发展，政府能够做好决策，人民能够过好日子。我相信，任何从业者至少刚入行的时候，都是对新闻这一行业抱有道德和良心的。因此，我不相信任何一位记者无理由地拿红包，或者期待拿红包。我还是只能从记者生存状况的恶劣性和艰难性寻找原因，并切入这一问题的病状何在。

参加完媒体伦理会议之后，我认为，对于新闻工作来说，理想和饭碗并存才是合理的。光指望记者的职业道德和良心远远不足以解决这一行业的任何问题，比如拿红包。我举一下祖国的例子。日本国民赞同两个事实：一、新闻从业者很辛苦而勇敢；二、新闻工作者的收入很高。

我曾经问过许多日本长辈，“是什么让您下决心从事媒体行业的呢？”他们的回答几乎高度一致：“二战前的我国政府犯了错误，没能阻止军部的失控行为，结果发动了战争，战败之后，日本承受了侵略国的罪名和一片废墟。那么，我们要自问：当时媒体是干什么的？为何没能阻止军部，监督政府阻止军部呢？媒体的责任绝对不能被忽视，必须被追问、处理。我们搞媒体，是为了再也不让公权力失控、发动战争，尽可能让政府少犯错误。我们不监督他们，谁来监督？社会凭什么证明政府所说的和所做的总是正确的？”

日本媒体人似乎承担着崇高的责任与使命，因此，拿的工资要合理。据我所知，在日本，刚入行的记者平均年薪大概为30—40万人民币，工作了10年之后，大概达到80—100万。因此，日本记者没有必要拿红包，记者也不敢冒这个风险。假设a家报纸的记者拿红包了，并被竞争对手b社发现了，a社的这条丑闻必将被b社曝光，a社的形象将受损、公信力将下降，甚至会陷入破产的危机。

日本记者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天天熬夜，几乎没有周末，承担着巨大的社会压力，有时其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这是由记者这一行业的性质所决定的。我在想，今天的中国记者难道不也是一样吗？每天承受着巨大压力，有时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一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天天熬夜，没什么周末。我相信，几乎所有中国媒体从业者对现实工作感到巨大压力的同时，却对未来感到不安，没有什么安全感。

我只是想说，拿出体制或发展中的瓶颈去辩解记者的生存状况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是极为错误的。正因为体制在转型，整个社会才需要保护记者的合法权利和保障其相对宽松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在老板与记者相互尊重、沟通的前提下，如何解决工资、社会保险、户口等待遇问题是个起点。其次是记者要思考如何从独立、客观、批判性的角度写好报道，做好自己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拿红包也好，有偿新闻也好，“记者腐败”也好，都将自然而然地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