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离美国新总统奥巴马上台只有一个多月的时候，中国突然在外交上推出了一些强硬的举措，这吸引了全球媒体的关注。

2008年11月26日，由于法国总统萨科齐将与达赖喇嘛见面，中国方面推迟了、或者说是暂时取消了在法国举行的中欧领导人峰会。对于法国总统近日表示与达赖会见并非是针对中国，并非想损害中法、中欧友好关系的说法，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刘建超在12月1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说：“我想这样的辩解解决不了目前中法关系所面临的困难。法国领导人执意会见达赖干涉了中国内政，损害了中国核心利益，法方应该清醒认识到目前问题的严重性，正视中方的态度，采取有效措施，为中法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创造条件。”

12月8日，中国海洋监察船只进入了钓鱼岛（日方称为“尖阁诸岛”）附近水域，日本政府对此表示强烈的抗议，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刘建超12月8日晚对此回应说，“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有关船只在中国管辖海域进行正常的巡航活动是无可非议的”，并在12月9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不认为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正常的巡航活动有何‘挑衅’可言，至于中方何时再派有关海监船去巡航，应由中方决定。”

12月8日，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在门户网站上宣布，由于从比利时巧克力、意大利白兰地酒、英国调味酱等多种欧洲输华食品中相继检出质量安全问题，将对其进行为期90天的“风险预警”，这期间将进行更细致的检查，并很可能查出更多的问题。

只举了三个例子，就已经涉及到了西藏问题、中日关系、中法关系、中欧关系、食品安全、国际贸易战等2008年的热门问题，而中国在这些领域里，都正在“主动出击”。

这些措施在2008年年初似乎是不可想象的。当时，中国外交部正在努力扑灭这些领域里的“大火”。达赖喇嘛在3月份的西藏事件爆发前后，曾经到全球许多地方活动过，并获得包括布什在内的多国领导人的接见，当时中国并没有采取行动抵制过达赖的活动，相反，还曾经暗示对达赖本人和达赖集团应当作出适当的区分，或者说他本人可能没那么坏。在中日之间，双方把工作的焦点放在胡锦涛主席时隔10年的历史性对日访问──“暖春”方面，东海方面的谈判也在两国展开“共同开发”上达成了原则性共识，取得了不小进展，连边界上的巡逻都比较“谨慎”。食品安全方面，中国有关部门的工作更是完全放在解决河北省石家庄市发生的“毒饺子”和“毒奶粉”事件上。事实上，曾经有媒体试图在毒奶粉事件爆发初期炒作日本食品的质量问题，对此连国内舆论都觉得“太过分了”。再加上一些人权、人民币汇率、贸易战之类的老话题，基本上把中国外交部的精力全占用了。政府的宣传也提示国民不要过多地关注这些国际动态，把精力放在国内“办好奥运”上，因为中国队的表现远比当时的国际新闻更能让国民感到自豪。

然而，短短几个月时间，这种状况戏剧性地改变了。外交重新成为了政府吸引国民注意力的精彩游戏。在我看来，这一有趣的变化是在内部和外部多方面的影响之下出现的。

首先，从内部来说，2008年台湾选举中国民党的重新上台，让中国的对手失去了极为重要的“台湾牌”。从此以后，发展中国家很难再靠说一句“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从北京获得贷款、援助，满载而归；欧美国家也不能再用向台湾出售武器，或邀请陈水扁到本国的某个机场“过境”两个小时，作为对付中国的办法。还有，北京奥运会已经圆满结束，为“保证奥运顺利举办”而紧张了七年的中国官员，终于获得了难得的轻松。中国已经证明，自己能够举办奥运会这么隆重的国际盛会而不遭到任何国家的正式抵制。今后，“抵制”中国将变得更加难以想象。既然对手手中的“台湾牌”、“奥运牌”这两张“王牌”都已经打出来了，那么，中国自然就会打出自己的牌。

其次，从外部来说，与中国打交道的国家也不像年初传递奥运圣火时一样“不好得罪”了，任何程度的“错误”或“虚弱无力”都会为其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增添变化。比如，法国总统萨科齐的计划是利用中法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和法国作为欧盟轮值主席的身份，成为“北京和达赖之间的调停人”，来提高自己的威望。在奥运会之前，他在西藏问题上做出了许多动作，令中国国民非常愤怒，但中国政府没有与他进行正式的对抗，甚至允许他勉强达到了“促使北京与达赖重新谈判，否则不访问北京”的目标。可是奥运之后，当萨科齐想在中欧峰会期间，在一个挂着欧盟十二星旗的房间里会见达赖的时候，中国大胆地对他实施了报复，并且明确地表达了对他的不满。

12月7日晚，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奉命召见法国驻华大使苏和，就法国总统萨科齐日前在波兰会见达赖提出严正交涉：“萨科齐总统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中方的一再严正交涉，执意以法国总统和欧盟轮值主席的双重身份会见达赖，粗暴干涉了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了中方核心利益，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破坏了中法和中欧关系政治基础，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抗议。”中方称，法国与中国作为“战略伙伴关系”更应该“互相提出更高的要求”，萨科齐以欧盟轮值主席的身份会见达赖，是“把自己的错误做法推向欧盟”。

法国对整个欧盟实施了报复，然后表示应该让萨科齐一人负责。总的来说，中法在美国新总统上台之前进行了几轮较量，中国虽然未必获得了多少利益，但法国、尤其是萨科齐本人，却成为了失败者，成为下一个试图靠影响中国而获得威望的领导人的“前车之鉴”，这对于奥巴马来说也是值得考虑的。

另一个例子则是日本，主要的原因倒不是日本的政策错误，而是国内政治的斗争限制了外交的施展。目前，在帮助对华外交上取得切实进展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福田康夫已经辞职，麻生太郎上台不久就动不动面临着支持率不高而且持续下滑的趋势。根据日本《朝日新闻》在12月6、7日举行的舆论调查，麻生内阁的支持率从11月8、9日的37%下降到22%，至于“谁最适合做首相”，麻生（30%）甚至败给民主党党首小泽一郎（35%）。在这样的政局不稳的形势下，麻生正期待12月13日在日本福冈县举行的首届中日韩首脑会议来挽回局面，中国则会考虑通过有争议岛屿方面的相关事态来进行“试探”，也可能是按照汉语里的说法，给他“一个下马威”。此时，麻生如果采取比较强硬的动作来回应的话，这次作为东道主首次主持的中日韩首脑会议就会受到影响，外交上就会立即陷入困境。同样由于三国首脑峰会发生在美国新总统就职之前，在没有美国支持的前提下，日本很可能采取“忍”的态度，淡化处理此事。果然，本来被称为“对华鹰派”的麻生保持平常心地表态：“很遗憾，明明是侵犯领海。”中国似乎占了上风。

最后，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同样也在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影响了中国的外交决策。一方面，让所有国家都面临经济上的问题，各国都开始考虑如何才能从国际上获得帮助，解决经济问题。而在这个方面，中国不仅一点都不邪恶，而且还有可能成为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天使”。这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在经济、贸易等方面主动出击的话，那么中国的“要价”也就随之提高。而另一方面，中国作为金融危机的受害国，也需要采取一些外交上的行动，起到转移国民注意力，甚至帮助国民重建信心的作用。这样，“亮剑”就成了中国的选择。而由于上述因素的长期性和战略性，恐怕中国的外交之剑在未来还会拔出更长，发出的亮光更多。

总而言之，2008年是中国外交的多事之年，但是，“亮剑”已经为这些事件画了句号，并给了奥巴马时代的中美关系与世界秩序一个戏剧性的开端。2009年提前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