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中旬我在日本。13～14日在有着名“中华街”的横滨采访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11月13日下午17时26分～48分，胡锦涛主席和菅直人首相突破自撞船事件以来始终无法摆脱的互不信任，进行了22分钟的正式会晤，为接下来的中日关系奠定了牢固的政治基础。

此轮apec多边外交，至少对中日双边关系来说，不是走廊或沙发式的非正式外交。正式的首脑会谈能否召开，无疑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实际上，两国政府直到当天下午才宣布进行正式会谈。一名日本外务省干部对我表示，“中方希望最后一刻才公开”，从中不难看出，胡锦涛此次趁apec会议实现中日首脑会谈是如何的艰难，主要原因是，国内依然存在许多反对的声音。

13日早上坐车到达横滨站，apec会场周围有超过两万的警察进行把控。横滨出动了所有警力，其他地方的警察也来到离东京不远、位于关东地区的横滨支援。附近所有商店、超市的服务员身上都戴着“我们支持apec”的小牌，实际上是在表明：我们不会去做干扰政府举办会议的事，会好好服从于政府维稳工作。

那天的横滨让我联想到的，当然是举办国家大事相当拿手的中国。安保和宣传是很重要的，毕竟那么多国家的首脑都来到日本一座城市，日本有责任平安、顺利地举办这场国际会议。但我发现，原来日本也像五中全会期间的北京、世博会期间的上海、亚运会期间的广州一样，如此重视国家和城市的“面子问题”。我在这座拥有日本最大“唐人街”的城市待了三天，最大的体会不是这座城市的魅力，而是日本这个国家浓厚的“面子”味道。与我一起采访会议的许多国内外记者看到这一场面后觉得很正常，没什么奇怪，认为一个国家举办国际会议本来就是举国体制，安保第一，面子第二，效率第三，人权第四。这叫国家间政治，或国际政治，大国也好，小国也好，民主也好，独裁也好，或许，国家在超越制度安排的根本命题上，还是殊途同归的。何况，当前菅直人内阁的支持率不断下降，对他来说，apec是靠对外政策得分的绝佳机会，好好主持、安全圆满结束，是执政党的基本需求。

14日上午，中国外长杨洁篪与日本外相前原诚司在友好的氛围下进行了会谈。前原外相对中国在后危机时代的成长战略、发展战略等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起到的重要作用表示了“敬意”。前原外相的对华言论正在明显改善，他实际上是相当重视对华关系的，并认为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经济和地区安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中国来说，未来很有可能当首相的前原诚司是重要交往对象，不应把他作为敌人对待，不能把他几次“失言”作为“不跟你打交道”的唯一依据，这种敌对政策“不靠谱”。我坚决认为，前原诚司这样“有话要好好说，有事要好好谈”的务实、坚定、坦率的政治家，才是中国领导人能够可持续交往下去的外交对手。我愿意相信，前原诚司未来也将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许多国内外有识之士讽刺菅直人政府“横滨apec没什么成果”，但对中日关系来说，收获还是很大的。两个月以来始终停滞不前的许多民间交流活动将陆续恢复，两国社会的政治氛围也趋于稳定、平静。现实中将如何发展，我们拭目以待。

从政治与民间的“接点”角度，首先应关注的或许是正在广州举行的亚运会。11月8日晚，中日男足比赛举行，结果日本获胜。这本身没什么，本来就是体育赛事，胜者和输者明确才是令人兴奋的体育魅力。不过，既是体育爱好者、也是时事问题观察者的我，一直很担忧。广州亚运会开幕前夕，中日关系依然处于敏感和复杂时期，在成都、西安、郑州、武汉、重庆等城市均发生了不同规模的“反日游行”，中国国内的对日情绪严重恶化，还出现了一些暴力事件。

2003年来华以来，我亲身感受了中日政治关系与民间交流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2005年前后两国关系陷入低谷，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连续参拜靖国神社，造成首脑外交停滞不前的恶性循环。2008年中日关系则迎来了“蜜月期”，虽然“毒饺子事件”使许多日本家庭主妇觉得“中国是可怕的、危险的国家”，但两国关系至少保持了表面的友好——胡锦涛对日本的国事访问、四川地震救灾中的中日合作、北京奥运会上的友好氛围等。而2010年，中日关系又面临一道分水岭。在2009年9月民主党首次执掌日本政权后，外交关系果然出现了拐点。只要政治是国家之间展开的，外交就永远是内政的延续。自撞船事件发生以来，两国政府和民众对对方国家的态度和情绪很强硬、很激烈，使众多民间交流时隔五年再次停滞不前。

足球又是最容易激起民族主义的赛事，我们应该适当释放情绪，表现出爱国主义精神，只是务必尊重规则和秩序，就像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经常强调的，必须“依法表达爱国情绪”。

我记得很清楚，2004年在中国举行亚洲杯的时候，日本队在重庆遭到了赤裸裸的痛骂，奏国歌时中国球迷大喊痛骂日本；在北京中日之间的决赛结束后，日本驻华公使的公车被砸坏，比赛结束后，日本球迷无法正常退场，只好被隔离起来，在保护下小心翼翼地离开现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中日女足赛在秦皇岛举行。那个时候，中日关系氛围良好，两国警察又紧密合作，派遣了不少便装警察，维护了现场秩序，比赛始终在友好氛围下“和谐”举行。

而2010年广州亚运会期间，两国关系紧张，在中日男足比赛开始之前，我感到相当担心，因为男足往往比女足更加令人激动。假如那场比赛遭到“愤青”的攻击，比如日本国旗被烧、日本球迷挨打等情况发生，就像一位日本国家体育官员曾对我表示的，“日本国家队有可能会认真考虑要不要参加亚运会”。回望历史，受到“国家间政治”的影响，一个国家的队员拒绝参加另一个国家举办的运动会的情况确实发生过。一个国家的内政不稳定，比如国家动乱、流行感染病等，往往使得其他国家的政府下决心不让本国运动员赴会。政治和体育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前者往往是加害者，后者往往是受害者。

11月8日那天，中日两国政府本着合作的精神，经过协商决定：比赛当天有意把日本球迷“隔离”开来，不让其接触中国球迷，以免不必要的摩擦和冲突。这种自上而下强制性的措施当然是“不好看”的，对于一场和平盛典来说是很“不成功”的。但考虑到两国关系的紧张形势以及顺利、安全举行亚运会的需要，两国政府采取的措施虽属迫不得已，但也是理智、务实的。结果，那场比赛中什么都没有发生，正常进行。我们不要想得太多，还是尽力让事情慢慢过去吧。

apec中日首脑会谈正式举行，对广州亚运会这场多边体育外交中的中日合作、交流来说，明显是一次“追风”，但愿这段时间每一场赛事都能够平安、友好地进行下去，让政治归于政治，让体育回归体育。这是政治家的工作、媒体人的责任、运动员的使命、以及老百姓的权利。

11月7日晚，男足比赛举行的前一天，一位日本足球队选手对我表示：“政治与体育无关，我们做好该做的，但我相信，体育也能够改善政治关系，两者应该取长补短。”他的眼神平和而淡定，令人欣慰。祝愿广州亚运会圆满成功，从而帮助中国体育走出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