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四史》中，毛泽东对《南史》评价比较高，一些篇目都做了精读细批。

《南史》共八十卷，为唐人李延寿所撰，是一部私人修撰的史著。李延寿一个人撰写了《南史》和《北史》两部史书，概括介绍了南北朝的历史状况。《南史》起于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年），终于陈后主祯明三年（589年），记述了南朝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共170年的历史。李延寿在唐初曾参加过官修的《隋书》和《晋书》的编撰工作。介绍梁朝历史的史书，除了《南史》以外，还有收在《二十四史》中的《梁书》，这本书也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由姚思廉在贞观十年（636年）完成的。李延寿在编撰《南史》时，参考了《梁书》的相关篇目。《南史》的长处，在于它能根据当时的“杂史”即所谓“短书”补充了一些比较生动的历史资料，因而口语化较强，故事生动，使人物的形象更加栩栩如生。这大概也是毛泽东喜读《南史》的一个原因吧！

在中国的历史上，自东晋南迁以后，南方建立的政权，前后有270多年。如果加上孙吴这个政权，在金陵建都的六朝，则有330多年。有两个人在位的时间较长，那就是吴主孙权和梁武帝萧衍。孙权，如果从建安五年（200年）算起，至其终年为53年，是六朝时期在位最长的一位帝王了，他能在东汉末年天下攘攘而乱纷纷的局面下，在南方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权，与比自己强大的魏和在自己上游的蜀国相抗衡，实属不易。故辛弃疾在《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那首词中会讲：“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这句词也为毛泽东所喜欢。在孙权之后，当算梁武帝萧衍了。

在南北对峙的局面下，从军事力量上讲，大部分时间都是北方强大，南方处于弱势。而梁武帝萧衍在位的48年，南方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得到较高的发展。梁武帝去世以后，南朝便一蹶不振，南北军事上的均势消失，40年后北方便并吞了南方。

梁武帝是在天监元年（502年）夏四月即帝位建国的。萧衍从雍州（治所在今湖北襄阳）起兵后，据《资治通鉴》载，当时北魏的车骑大将军源怀上言：“萧衍内侮，宝卷（齐废帝东昏侯）孤危，广陵、淮阴等戍皆观望得失。斯实天启之期，并吞之会；宜东西齐举，以成席卷之势。若使萧衍克济，上下同心，岂唯后图之难，亦恐扬州危逼。何则？寿春之去建康才七百里，山川水陆，皆彼所谙。彼若内外无虞，君臣分定，乘舟藉水，倏忽而至，未易当也。”可见当时北魏希望在萧衍尚未站稳脚跟时，便起兵南进。如果让萧衍站稳脚跟后，那么北魏在淮河地区的统治，随时都能遭到威胁。所以北魏便派任城王元澄为都督淮南诸军事、扬州刺史，准备经略南下之事。但事与愿违，萧衍很快便进入了建康，建立了梁朝。然而齐的一部分残余力量，逃向北方投靠北魏了，如齐国的鄱阳王萧宝寅便逃亡到北方，齐国的江州刺史陈伯之先是骑墙于南北之间，接着便降于北魏。

在天监二年年初，北魏决定利用萧宝寅与陈伯之南下攻梁，以萧宝寅为扬州刺史，配兵1万，屯东城，以陈伯之为都督淮南诸军事、江州刺史，屯阳石。并以任城王元澄发兵2万、马1500匹，加上在寿阳的3万军队，准备全面进攻梁朝。这就是梁武帝建国初年在北方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在天监年间，梁朝与北方对抗的将领主要是曹景宗与韦睿这两位名将。

曹景宗是梁开国名将，在《南史·曹景宗传》的天头上，毛泽东批注道：“景宗亦豪杰哉！”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今河南新野）人。此人幼善骑射，好畋猎，少有大志，爱读史书。他在读《史记·乐毅传》时叹息曰：“大丈夫当如此。”萧衍为雍州刺史时，曾荐其为竟陵太守；梁武帝起兵时，曹景宗率同族子弟300人从军。梁建国后为郢州刺史，然“景宗在州，鬻货聚敛，于城南起宅，长堤以东，夏口以北，开街列门，东西数里。而部曲残横，人颇厌之”。在这一段文字之上，毛泽东批道：“使贪使诈，梁武有焉。”曹景宗为人是比较贪婪，后面还有一段文字说他“为人嗜酒好乐，腊月于宅中使人作邪呼逐除，遍往人家乞酒食。本以为戏，而部下多剽轻，因弄人妇女，夺人财货”。毛泽东在这一段文字批注道：“曹孟德、徐世勣、郭雀儿、赵立郎，亦用此等人。”梁武帝对这种行为亦还有所约束。而曹景宗亦有所畏惧，故《南史》在下文云：“帝颇知之，景宗惧乃止。”梁武帝用曹景宗不是用其贪，而是用其能战。正由于这一点毛泽东仍称曹景宗为“亦豪杰哉”。

梁武帝早期虽然奋发有为，但晚景颇为凄惨，不但国家没有治理好，还把自己的性命丢了。549年，叛将侯景以10万兵力攻破都城建康宫城后，将梁武帝囚禁于净居殿，不给饮食。这位年老的皇帝饥饿、忧愤成疾。“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殂。”“荷荷”是拟声词，为怨恨之声。时年86岁的梁武帝，要吃一口蜂蜜而不可得，喊了两声“荷荷”，含恨而死。

毛泽东读《南史·贺瑒传》（附《贺琛传》）时，对梁武帝萧衍有两段发人深省的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晚年败亡的原因。

梁武帝在位时，有一位名叫贺琛的大臣曾上书梁武帝。当时武帝年事已高，百官“缘饰奸谄，深害时政”，奸邪小人纷纷以正人君子的面目出现，官场风气败坏。贺琛上书谈了四件事情：一、人民不能安居，此乃有关官员之过；二、现今天下官员，罕有清廉，乃由风俗侈靡造成；三、小人“诡竞求进”，用不正当手段向上爬；四、目前天下没有战事，而国库空虚。这些意见提得很尖锐，切中时弊。

梁武帝看了贺琛的上书勃然大怒，立即召来负责记录的官员，口授斥责贺琛的敕命，对贺琛所提意见逐条予以批驳。

针对贺琛的第二条意见，梁武帝说：你提出应当倡导节俭，这很好嘛。孔夫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朕不是这样做的吗？“朕绝房室三十余年，不与女人同屋而寝，亦三十余年。于居处不过一床之地，雕饰之物，不入于宫，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饮酒，受生不好音声，所以朝中曲宴，未尝奏乐。朕三更出理事，随事多少，事少，或中前得竟，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既常一食，若昼若夜，无有定时，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腰过于十围，今之瘦削，裁二尺余。旧带犹存，非为妄说。为谁为之，救物故也。”

梁武帝把自己如何勤苦，如何操劳，如何节俭，说得非常具体，甚至提到了自己的私生活。他说，自己已经30年不过夫妻生活。居住的地方很狭小，陈设简朴。生来不饮酒，不喜音乐。三更就开始处理政事。如事情少，中午处理完；事情多，太阳偏西才能吃饭。一般一天只吃一顿，生病的时候，也有一天吃两顿的。他还说，他的腰围以前有“十围”（两手合拱的长度为一围），因为劳瘁，现今瘦得只有两尺多。他怕人不信，所以特别说明，以前用的腰带还在，可以证明他的话句句属实。梁武帝向人们表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干，就是为了救众生于苦难之中。

毛泽东针对梁武帝的这段话，挥笔写下了这样的批语：

萧衍善摄生，食不过量，中年以后不近女人。然予智自雄，小人日见，良佐自远，以至灭亡，不亦宜乎。

“予智自（予）雄”即自以为聪明和英雄妄自尊大。毛泽东认为梁武帝是一个妄自尊大的君主，让小人钻了空子，贤能的辅佐大臣都离他而去，他的败亡一点也不奇怪，是势所必然。

针对贺琛的第三条意见，梁武帝说，你指出小人用不正当手段向上爬，那也不能不让他们奏事，不能因噎废食。古人说：“偏听生奸，独任成乱。”你倒说说看，要怎样办才好呢？将你的意见写出报来。

毛泽东就梁武帝的这段话批道：“‘偏听生奸，独任成乱’，梁武有焉。”

“专听”即偏听，“独任”即偏信。毛泽东认为梁武帝治国，犯的大错之一即是“专听”“独任”，以致“小人日见”，“良佐自远”，国家出现内乱。

侯景攻破建康宫城之日，梁武帝说过这样一句话：“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死到临头，还不知道自己败亡的原因，真是可悲！《南史》的作者李延寿对梁武帝有如下一段评论：“自古拨乱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树置失所，而以后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丧……可为深痛，可为至戒者乎！”即是说，自古开国之君不少，有的举措失当，以致后继者丢失政权；但从来没有天下由自己而得、由自己而失这样的事。梁武帝给后世留下了极其惨痛的教训。这段评语，有助于人们理解以上毛泽东针对梁武帝萧衍的两段批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