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读《旧唐书·徐有功传》和《新唐书·徐有功传》时，使用了大小圆圈、曲线、三角号等许多标志，多处圈点，十分动情。在《新唐书》的封面上有毛泽东手书的目录，其中“徐有功传”四个字下，画着引起注意的曲线，这可能是他为了再次或便于查找做出的标志。并在正文的空白处写下了这样一段批语：

“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徐有功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所说的“命系庖厨”又是什么意思？毛泽东为什么会由读其传联想到这么多人呢？

据《旧唐书》《新唐书》本传记载：徐有功，名弘敏，字有功，唐河南道洛州偃师（今偃师市）人，为隋唐大儒徐文远之孙，出身于书香门第，以明经进士及第步入仕途。起初任蒲州司法参军，因执法公正、宽厚仁慈而深得当地百姓的拥戴。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称帝前夕，徐有功出任司刑寺（武后光宅元年，改大理寺为司刑寺）丞，执掌司法之权。

徐有功为官，敢于严格执法、犯颜直谏，纠正、平反成百上千冤案，救活人命多达万人，从而名留青史。

《旧唐书》《新唐书》这两部史书称赞徐有功“为政宽仁，不行杖罚”，“为政宽仁，不忍杖罚”。毛泽东在这两处都逐字加了旁圈，还在“为政宽仁，不忍杖罚”句末画了一个大圈套着一个小圈，天头上连画三个大圈套小圈。这种标记，在传记的正文内还有多处，有加重和特别强调的意思，是在毛泽东其他圈画批注中较少见到的。传记中有关徐有功秉公执法、不徇私情的许多事迹，毛泽东多有圈点，足见十分重视。

武则天称帝后，惧怕大臣不服和谋反，信用酷吏佞臣周兴、来俊臣等人，重赏鼓励告密者。一时冤狱遍起，人人震恐，莫敢正言。徐有功无所畏惧，“数犯颜争枉直，后厉语折抑，有功争益牢”。毛泽东在《新唐书》的这些话旁，逐字加旁圈，每句句末都加了套圈。

长寿二年（693年），武则天以“厌咒”为由，处死了皇嗣妃刘氏和德妃窦氏，而监察御史薛季昶想借机处死德妃之母庞氏。徐有功立即制止这一做法，并上奏武则天，为庞氏辩护。而薛季昶趁机诬陷徐有功犯了“阿党恶逆”法，结果徐有功被判“弃市”。有人哭着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有功曰：‘岂吾独死，而诸人长不死耶？’安步去”。

毛泽东在《旧唐书·徐有功传》和《新唐书·徐有功传》的这段记载中，都逐字加了旁圈，每句句末都加了套圈，还在其中一篇传记的天头上画着三个大圈。

《新唐书》接着这一段，是武则天质问徐有功，问他为什么最近断案多有差错。徐有功回答说：“失出，臣小过；好生，陛下大德。”武则天听后默然，因而免去庞氏的死刑，同时也将徐有功免职为民。对徐有功的回答，毛泽东逐字加了旁圈，句末加了套圈。

博州刺史琅琊王李冲谋反，颜余庆被诬陷为同党，来俊臣等先判颜流放，后又判颜死刑，并经武则天批准。徐有功据理为颜余庆辩护，说他是支党，不是魁首，罪不该死。他批评武则天：“今以支为首，是以生入死。赦而复罪，不如勿赦；生而复杀，不如勿生。窃谓朝廷不当尔。”武则天大怒，问：“何谓魁首？”徐有功答：“魁者，大帅；首者，元谋。”最后，武则天被他说服，“遂免死”。

当徐有功和盛怒的武则天争辩时，“左右及卫仗在廷陛者数百人，皆缩项不敢息。而有功气定言详，截然不桡”。毛泽东对这几句，每句后加了套圈，有的逐字加以旁圈，天头上画着三个套圈。

徐有功执法不徇私情。皇甫文备曾弹劾徐有功“纵逆党”，并将他逮捕入狱。后来，皇甫文备又被别人弹劾入了狱。徐有功为他往来奔走，澄清事实，营救其出狱。有人问徐有功，皇甫文备曾陷你于死地，为什么还要救他？徐有功回答说：“尔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毛泽东对这句逐字加旁圈，句末加套圈。

《新唐书》中赞扬徐有功说：“尝谓所亲曰：‘大理，人命所系，不可阿旨诡辩，以求苟免。’故有功为狱，常持平守正，以执据冤罔。凡三坐大辟，将死，泰然不优；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所全活者甚众，酷吏为少衰。”毛泽东对“凡三坐大辟，将死，泰然不优；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几句，逐字加了旁圈，天头上也画了三个大圈。

在《旧唐书》和《新唐书》的记载中，徐有功耿直公正、不计得失、不畏权贵、守法护法、为法献身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感人至深。毛泽东读这篇传记时，十分动情地圈画批注，经常使用的那些标记，似乎已不足以表达这种深刻的感受，意未能尽，因而多处加上不常使用的套圈、三角号、叉等标记。

徐有功不畏权势所压、敢于公正执法，难免得罪朝中酷吏、奸臣，因而频遭迫害。道州刺史李仁褒兄弟被人陷害，判处死罪。时任秋官郎中（刑部属官）的徐有功，多次为之辩护。秋官侍郎（刑部副长官）周兴便借机诬告徐有功为囚犯开脱，建议朝廷判处徐有功死罪。由于武则天器重徐有功，没有处死他，但还是罢免了他的官职。过了一段时间，武则天又重新起用徐有功，任他为左台侍御史（朝廷监察机构属官）。徐有功向武则天推辞说：“臣闻鹿走山林而命系庖厨者，势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

大意是说，生活在山林的鹿，很难逃脱被猎杀、成为人们厨房里俎头肉的不幸命运。徐有功以鹿自喻，预见到自己必然为守法护法而死于非命的悲剧命运。这是他多次蒙冤入狱的经验之谈，也是一个正直执法人员在封建社会里常有的下场。

毛泽东在这些话旁，每字都画了三角标记，在天头上写了一段批语：“‘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毛泽东不同意徐有功“命系庖厨”的说法，认为为执法护法而死，以身殉志，是很伟大的。毛泽东为徐有功动情，他从徐有功谈死，联想到古今许多人：

岳飞，南宋时抗金民族英雄，为主和派秦桧诬陷杀害；文天祥，南宋时的文学家、政治家，在抗元战争中，为叛徒引兵击败，被俘，坚贞不屈，惨遭杀害；曾静，清研究程朱理学的学者，因策动反清被杀害；戴名世，清史学家，因著有《南山集》《孑遗录》造成文字狱，被杀；瞿秋白，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被国民党杀害；方志敏，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创始人之一，被国民党杀害；邓演达，国民党左派，被蒋介石秘密处死；杨虎城，西北军领导人和“西安事变”主要发动人之一，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秘密杀害；闻一多，著名诗人、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因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支持进步学生运动，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这些人，有的是封建社会里的民族英雄、杰出的政治家、著名学者；有的是民主革命时期的爱国将领、诗人、教授；还有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等。他们为正义、为真理、为信仰而壮烈牺牲，永垂青史。毛泽东很推崇这些人“以身殉志”的崇高气节。

毛泽东在批语中之所以提及这些人，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愿屈服于敌对势力，因保持独立人格而殉志。毛泽东之所以崇尚这些人，显然与其敢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性格有关。在毛泽东的人生观中，从来没有“屈服”二字。为了崇高的理想，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哪怕为自己的志向而殒身，是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一生的情怀。

在一些场合，毛泽东还经常借一些“以身殉志”的古人，对干部队伍进行教育。1939年4月8日，在延安“抗大”工作总结大会上演讲时，毛泽东说：多少共产党员被捕杀头，这是威武不能屈。但尚有一部分叛徒起先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且做工作，但一旦威武来了，就屈服，带路捉人，什么都做。一种人被捉了，要杀就杀，这种英雄的人中国历史上很多，有文天祥、项羽、岳飞，绝不投降，他们就有这种骨气。那些叛徒就没有这种骨头，所以平素讲得天花乱坠，是没有用的。

所以，在毛泽东的眼中，徐有功并不算是一个完人，毛泽东欣赏他秉公执法、不徇私情的品质，但却对他逃避现实、屈服压力的做法予以批评。

徐有功三次被指控死罪，三次被赦；两次被罢官，又两次复出，始终矢志不渝，永葆本色，将升黜生死置之度外。长安二年（702年）徐有功病逝，终年62岁，朝廷赠他司刑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