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的人物列传中，毛泽东特别瞩目《范仲淹传》，他非常推崇范仲淹。据文字记载，毛泽东曾先后四次对范仲淹高度赞赏并做出精当评价。

毛泽东赞扬范仲淹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

1913年11月23日，在长沙求学的毛泽东在《讲堂录》中第一次对宋代名臣范仲淹和影响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著名人物曾国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

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豪杰也，而非圣贤。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

青年毛泽东将处于社会上层的圣贤君子划分为“办事之人”和“传教之人”两大类。“传教之人”的最高典范是孔、孟、程、朱、陆、王，他们致力于探究真理，探讨大本大源，毕生弘扬教化，泽被千秋万代，故被尊为“圣人”。至于“办事之人”，尊奉圣贤之所垂教，也能建功立业于当世，但他们无心穷究“宇宙之真理”，难以达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生境界，故而不能跻身“圣贤”行列。毛泽东把范仲淹和曾国藩列为“办事而兼传教之人”，认为他俩既探究大本大源，又建立了不朽的功业，创造了“三不朽”的最高境界。这无疑是对范、曾二人的极高品评。

风华正茂的毛泽东认为：正如在宋代，范仲淹的历史地位要高过韩琦一样，在清朝，曾国藩的历史地位肯定高过左宗棠。因为范仲淹和曾国藩都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所谓“办事”，是指建功立业；所谓“传教”，是指建立和传播思想学说，以影响当代和后世。也就是说，范仲淹与曾国藩两人不仅建立了不朽功勋，而且其道德文章都可以为后世所效法，被后人所景仰。毛泽东把韩琦、范仲淹和左宗棠、曾国藩相比较，指出了范、曾二人比韩、左二人在道德思想领域里高明得多，也就是因为他俩领悟到了“大本大源”的关键所在。

在青年毛泽东看来，圣贤应当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就是高举理想道德的伟大旗帜，又能以此为大本大源来经世济民平天下，并取得大功大业的人。所以即使拿破仑称霸欧洲，也只能算是一代豪杰，不能进入圣贤的第一队列。毛泽东认为范仲淹是真正的“办事而兼传教之人”，即是评价他不但建立了辉煌的事功，而且其道德文章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可见，弱冠之年的毛泽东对范仲淹已是十分钦佩了。

青年毛泽东效法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

《宋史·范仲淹传》这样记述：“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后。其先邠州人也，后徙家江南，遂为苏州吴县人。仲淹二岁而孤，母更适长山朱氏，从其姓，名说。少有志操，既长，知其世家，乃感泣辞母，去之应天府，依戚同文学。”

范仲淹是唐朝宰相范履冰的后代。他的祖先原是陕西邠州人，后迁徙江南，定居苏州。范仲淹两岁时父亲不幸逝世，范母谢氏年轻，贫无所依，只好带着儿子改嫁给山东淄州长山县朱文翰。范仲淹也就跟着这个曾当过县令的继父姓了朱，名叫朱说。范仲淹母子随朱文翰先后游历过不少地方，少年范仲淹没有中断过学业。但作为一个异姓之子，难以承受的是寄人篱下的委屈。

范仲淹在朱家虽然受到歧视，但并不了解自己的身世。朱家是长山的富户，其子弟习惯于挥霍享受，范仲淹对他们那种奢侈浪费的做派很是看不顺眼，于是多次劝止，却遭到异父母兄弟的抢白：“我们花的朱家的钱，关你什么事？”范仲淹听了大吃一惊，觉得话中有话，于是追究盘问，方知自己的身世。此事对他产生极大的刺激和震动，于是下决心脱离朱家，独立生活，到南京发奋读书。

191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讲堂录》中也亲笔记述道：

范文正世家子，父丧，幼随母适朱，故名朱说。所不自知其为范氏子也，人告以故，乃感极而泣。励志苦学，三年衣不解带。尝见金不取，管宁之亚也。公盖苏州人。子尧夫，仁侠似之，尝遇故旧于途，见窘于资，指赠以麦云。

毛泽东记述范仲淹的早年经历时，正值寒风袭击长沙，出身农家、“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毛泽东，对出身孤贫的范仲淹感同身受，推崇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

据《宋史》记载，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清廉为官，勤政为民，艰难坎坷地奋斗了一辈子。任开封知府时，几个月就把混乱不堪的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民间流传歌谣：“朝中无忧有范君，京都无事有希文。”范仲淹与韩琦主持西北边事，号令严明，民间又流传：“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范仲淹主张“明黜徙，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随后在全国各地推行“庆历新政”。虽只推行一年，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范仲淹虽四次遭贬，却矢志不渝，仍然疾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言，为中国儒家思想中的进取精神树立了一个崭新的标杆。所以，元好问十分钦佩范仲淹，赞颂他说：“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才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

出身农家的少年毛泽东志向远大，他在走出韶山之前改写《赠父诗》明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正是受到范仲淹等历代圣贤的影响，毛泽东号召人们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敢作敢为。他大声疾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青年毛泽东立志成就“内圣外王”之业，做圣贤、豪杰的思想越来越坚定。他说：“圣贤、豪杰之所以称，乃其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之谓。”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毛泽东“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艰苦卓绝，奋发有为，矢志不渝。

毛泽东曾想效“范公之画粥”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给远在北京的亦师亦友的黎锦熙写了一封长信，其中说：“然拟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冀可勉强支持也。阁下于此，不知赞否若何？”

24岁的毛泽东竟然想效法23岁的范仲淹之画粥而食，这真是一场跨越千年的神交啊！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23岁的范仲淹毅然辞别老母来到南京，进入思慕已久的应天府，投师声誉日隆的戚文同门下。戚文同不积私财，不营居室，终生教授，他告诫学生：人生以有义为贵。

戚文同的言传身教对范仲淹影响极大。据《范文正公集》附《年谱》记载，他“昼夜苦学，五年未尝解衣就枕。夜或昏怠，以水沃面。往往膳粥不充，日昃始食”。冬夜读书倦极思睡，就用冷水洗面。每日以稀粥为食，还常常吃不饱，且每天要到很晚才有的吃。这是何等的寒窗苦读啊！

这一情况从另一记述也可以得到证实。据《范文正公集》卷七《上张左丞书》记载，范仲淹自述少家贫，在僧寺里读书，经常煮粥一小锅，待凝结后用刀划成小块，早晚各取两块，外加一点咸菜，即为一天饮食。

《宋史·范仲淹传》也记述：“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

就是在这种以苦为乐的环境中，范仲淹“昼夜苦学”，孜孜不倦，坚定不移。据说有一次宋真宗路过南京，人们都争先恐后地去看热闹，唯独仲淹仍埋头读书。有个同学特地跑来叫他：“快去看哪，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别错过哦。”仲淹回了一句：“将来再见也不晚。”便又继续读他的书。

工夫不负有心人。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范仲淹赴京参加科举考试，金榜题名，进士及第，得到了真宗的召见。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他豪情万丈地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毛泽东效仿范仲淹“画粥”并非一时冲动，因为他在青少年时代就以“身无分文，心忧天下”自勉，认真实践着自己所倡导的“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心身修炼宗旨。

毛泽东品范仲淹词：“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

范仲淹在文学上也很有成就。1957年8月1日，毛泽东兴致大发，索笔蘸墨，龙飞凤舞，把范仲淹的《苏幕遮·碧云天》《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两首词书写出来。他又将自己的心得和见解发之于笔端，对范仲淹的这两首词作出如下评注：

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范仲淹的上两首，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睡不着，哼范词，写了这些。江青看后，给李讷看一看。

毛泽东对范仲淹两首词的点评，流露出真挚的个人情感，有三条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古典词作可分婉约与豪放两种，即使是“中间派”的作品也具有倾向性；二是毛泽东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两者兼顾；三是从心理和兴趣来看，不同风格的作品都应该读一读。

自己认真品评一番，还意犹未尽，一定要推荐给家里亲人共同欣赏，足见毛泽东对范仲淹词的喜爱和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