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即便安插了两位同知贡举，高太后依然还不是完全放心。虽然惯例上省试出题乃是内帘官的权力，可出于谨慎，高太后还是特意在引试（一般来说，宋代省试是在锁院后大约十日左右引试。）前，遣人去要来省试的策论题目。因为盐债的事情，朝廷乱成这样，谁也无法保证那内帘官不出什么岔子，特别是其中还有一位副都给事中——她实在不希望有人借着给省试出题的机会，再次激化矛盾。但她心里还是有些忐忑的，如果胡宗愈拒绝给她题目，她又岂止是讨了个没趣而已？

幸好如此尴尬之事，并未真的发生。

一旁的内侍此时已小心的将文书启封，然后远远的退到一边。高太后从中抽出一张纸来，又瞥了一眼殿中，眼见不可能有人能看到纸上的内容，这才缓缓的打开。

远远的站在下首叉手侍立的陈衍，这时也不禁悄悄抬起一点头来——虽然明知道不可能看到任何东西，但是那毕竟是一张主宰着数以千计的读书人命运的纸——他看见高太后的视线落在纸上，然后……仅仅在一瞬间，他看见高太后的脸色，便那么凝固了。

过了半晌，他才见高太后抬起头来，脸上的神情，非常的难看。

“召韩忠彦！”

5

大名府。

“范仲麟是这么说么？”坐在大名府通判唐康的官邸内的，赫然竟是职方馆河北房知事文焕！此时他头带交脚幞头，穿了一身红色的锦袍，腰间系着蹀躞带，脚上踏着长靿靴——袍子虽是右衽，但其余穿着，却全是契丹风俗，这俨然便是来往于宋辽之间的宋商模样。

这样的装扮，若在汴京，不免会引人侧目，但在大名府却是再平常不过，这里乃是宋朝商人与北边贸易之重镇——往契丹贸易的宋商会在此最一次旅途的休整，而辽国过来的商人，也往往到大名府为止——因为在这里他们基本就能买齐他们所需的全部货物，只有极少数的辽商，才会更进一步的南下。因为辽人——不论是契丹人，还是汉人、奚人，都受不了宋朝南方的湿热，甚至连汴京的气候，他们都不是十分习惯。而从贸易的角度来说，到汴京购买货物，虽然品种的确远远较大名府丰富，但对大部分的货物来说，不仅路途更远，也比大名府的更贵。有了如此特殊的地位，在大名府充斥着宋商、辽商，也是理所当然。这些商人上则结交达官贵人，下则出入市井闾巷之间，要想行动方便而不引人注目，无疑做这种所谓的“北商”打扮，是最自然的。

实际上，文焕的公开身份，便是一家专事皮毛、药材生意的小店掌柜——宋朝有不少这样的商人，为了收到珍稀的皮毛、药材，甚至会深入到辽国的上京去，这些商人经常不顾禁令，私自运送弓箭、佩刀、斧头、农具等等铁器出境，因为越是深入辽国境内，这些东西就越是受欢迎——尤其是女直、阻卜等部族，一张在宋朝极为普通的弓，在东海女直部那里，便可以换来两张甚至三张上好的虎皮！当然，这样的生意自然不会太安全，一旦被查获，无论是被宋朝还是辽朝查获，都不会有好下场。辽国颁布法令严禁外国商人与契丹、汉、奚三族以外的任何部族交易，一旦查明，不仅货物要被没收，交易的双方还会被砍断双手、割掉鼻子，以示惩戒。一般被抓获的宋商，都会被押到辽国南京析津府后，再当众砍手割鼻。不过，至少到熙宁十八年为止，严刑峻法并未能令这种贸易销声匿迹，做这种贸易的宋人，大多是河北路的无赖泼皮，或迫于生计，受雇于人，或欠了一屁股的债，只得铤而走险，他们很难拒绝其中的暴利——只不过大部分的宋商都学会了交几个当地的契丹朋友、懂得如何有效的贿赂契丹官员。

同样的，贿赂宋朝官员，亦是他们必做的功课。

因此，在河北路的许多衙门中，都可以经常看见文焕这样的商人。

在大名府，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唐别驾（别驾，通判的别称。）每三日都会召见一些北商，向他们询问契丹的风俗民情。但没人能想到，这些北商中，居然还藏着一个职方馆河北房知事。要知道，很少有职方馆官员能与地方官员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而按相关法令，文焕在河北路只受转运使刘庠管辖，他若向文焕透露任何情报，都是违制的。

但这两个人显然都不是遵章守纪的典范。

“半刺上回问我的事，在下已经差人查过了。”文焕一面喝着茶，一面慢悠悠的说道。

“如何？”

“范仲麟使辽，除了担任告哀使外，还将一个叫柴远的人，引荐给了朴彦成。”

“柴远？”唐康努力的思索着这个人名，他感觉似曾在哪里听过，但却一无所获。

文焕脸上露出一种淡淡的笑容，“碰巧我弄到一份情报，半刺一定有兴趣知道这个柴远的背景。”

这份情报并没有他口里说的那么简单——自从接任河北房知事后，他的首要任务，便是清查内奸，并想方设法派人接近辽国通事局，但是，因为怀疑河北房有奸细，初来乍到，他几乎不敢信任他的任何下属。甚至于连他的名字，他都不敢向下属透露。但是文焕不能不感叹自己运气不错——也许是他的坏运气在西夏已经用光了，他上任未久，司马梦求与前任河北房知事费尽心机的努力，终于见效，他们成功策反了一位通事局的笔砚郎君。虽然此君官职不高，无法知道极机密的事，但总算聊胜于无。此君无法主动替职方馆探查什么，但每隔一段时间，会弄出几件他认为有价格的情报，卖给职方馆。

虽然文焕与他的顶头上司职方馆知事种建中都怀疑这根本是萧佑央的反间计，但不管怎么说，了解一下萧佑丹想让自己知道些什么，也是一种乐趣。当然，这也有可能是种建中与文焕太过敏感了，因为二人原本也有类似的计划，只是苦于对通事局了解太少，暂时无法实际实施而已。

不管怎样，有关柴远的情报，的确是他们从通事局内部得到的第二份情报。

不过，这些当然没有必要让唐康知道。

“这个柴远，似乎与石相有关。”文焕一面说，一面观察着唐康的表情，但唐康却并无惊讶之色，“此君是后周柴家的后代，不过既非世宗后裔，亦非国宾崇义公一系，而是世宗胞弟柴华一脉。”

不想此时唐康却面露讶色，“国宾崇义公竟不是世宗之后？”

文焕不想唐康竟问起这无关的事，只得摇了摇头，苦笑解释道：“当今崇义公实是世宗胞兄之后，倒是高唐柴氏才是世宗一系。”

“原来如此。”唐康心里忽然有点不舒服，与出身官宦世家的文焕相比，在其他种种方面，他都不会有任何逊色。但惟有在这些谱系典故方面，商人之家出身的唐康，却是无论如何努力，也比不上的。凡是涉及到这种大族的谱系、联姻，休说什么周世宗，便是大名府的那些豪族，他到现在也弄不清楚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亲戚关系。但那些望族家中随便一个纨绔子弟，却能如数家珍的说出来。

文焕自是难以明白唐康的这些心理。

大宋朝不是一个由世家豪族掌握的国家，即使也存在所谓的名门望族，大多数也是依靠族中子弟能代代考上进士才能维系，只要子孙不争气，家族便可能迅速衰落下来，因为中进士或者不中进士，这种事情似乎是能传染的——族里有一个人考上，往往就好几个兄弟都会考上；而只要有一代没人能考上，便可能几代都考不上。因此，即便出身于官宦之家，文焕亦没有世家子弟的自觉。更何况以他的经历而言，任何骄气，都早已在西夏做“叛逆”之时，磨得干干净净。如今的文焕，根本不可能再有任何虚荣的想法，对他来说，能够回到国内，让家族恢复名誉，已经心满意足。

“此君似乎并不爱出风头，他的生意做得不小，但是却没几个商贾知道他……”文焕又将话题带回正轨，“至少我认得汴京、大名、杭州的几个大商贾，便无一人听说过他的大名。”

不露富的商贾所在多有，这并不算奇怪。

“但可以肯定，石相认得柴远。他是青白盐的一个大盐商，虽然很少露面，但青白盐当年便是石相主持，而据说他这两年曾多次出入相府。”

唐康忽然瞥了文焕一眼。

文焕这才觉察到自己的话里有毛病，他连忙又解释道：“这是别处的情报。”

职方馆可没有胆子随便监视国内官员，更何况那是堂堂右相府。但通事局并无此顾虑，实际上职方馆在辽国也这么干，在卫王府四周布置一两个探子，记下出入卫王府的各色人物……不过这并非一件容易做到的事，职方馆的探子便不敢每日都去，但他们亦不可能为此花费太多的人手——职方馆并不充裕。因此，文焕不知道是应该感叹通事局干得不错，还是应当骂职方司太饭桶……如果哭穷的话，怎么样也应当是通事局先哭才对。

不过唐康并没有纠缠此事。

“你的意思是柴远实际是家兄差去的？”唐康皱眉道：“而此事连职方馆亦不知情？”

这可不是我的判断。文焕没有把这话说出来，“或许是在下阶级不够高。”这不算假话，至少朴彦成就不归他管，如今驻辽使馆那边，几乎要另立一套人马，与河北房分庭抗礼了。

“只怕不是因文郎阶级不够高。”唐康摇着头，“他姓柴应当只是凑巧，但派他去辽国却又是为何目的呢？”

“文郎可知柴远到辽国后，除了朴彦成，又见了何人？”

“那可真不少。”文焕笑了起来，“无干紧要的人不说，亦不知他用了什么法子，四萧王他便见了三个。”

唐康吃了一惊，“看来此君亦非泛泛之辈。”

“在下不知道他给三萧王灌了什么迷汤，能查到的是他给四萧王各送了一份厚礼，但那份礼物，似乎尚不足以令萧禧四日之内，三次接见他；更不足以让萧佑丹与他谈了足足半个时辰之久的话。”文焕笑道。从这个角度说来，范翔的乐观，也许是有道理的。

“如此说来，若这柴远果真是家兄所遣，那他竟是个说客？”唐康讶然道，“叫一个商人做说客？”

他再次重重的摇了摇头，“那章惇呢？”

“章惇的使命倒是极清楚。”文焕回道：“他除了告知辽人皇上登基，太皇太后垂帘以外，便是负责与辽人谈判密约。”

“密约？”

“章惇将责问辽主为何大举聚兵，要求辽主表明态度，立刻撤兵。若辽主肯维持两朝和好，朝廷愿意给契丹一些好处，包括每年格外以十贯一头的价格向契丹买牛五万头，以一贯三百文每口的价格买羊二十万口；以绢每匹八百五十文、紬每匹七百文的价格，每年各额外卖给契丹十万匹；此外卖给契丹的还包括茶、香、矾、砂糖若干……大概来说，买契丹牛羊，皆用汴京之市价；而卖给契丹之绢、紬、茶、香、矾、砂糖等物，则皆是朝廷和买价格，平均较之市价要低五成不止。且双方约定可在雄州交割，若算是运费——只怕当年给契丹的岁赐，亦不过如此，只不过较之岁币掩人耳目。惟一可安慰者，朝廷谕令章惇，此约只以五年为期，五年之后，两朝需另行续约……”文焕语气中的不满，溢于言表。

这的确是一个无法令人满意的条约——仅以绢、紬而言，就相当于宋朝每年白送契丹近二十万贯。当然，这比庆历增币以后，宋朝每年要白送契丹绢二十万匹、银三十万两要好——当时宋朝同样也是要送到雄州交割的。庆历以后的“岁币”，折价约合缗钱高达七十万足贯，而这次朝廷的付出，大约也不至于那么多。而最重要的，自然是文焕所说的“掩人耳目”——如此密约，只要不泄露出去，几乎便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甚至是即便泄露，冲击性也比“岁币”之类，要小得多。

在先皇帝励精图治，终于取消屈辱性的岁币之后，以如今宋朝之国力，哪怕内部危机不断，只怕也没有任何大臣能承受得起再次向辽国交纳岁币的责任。

其实能花几十万贯消灾约祸，买下五年的清静，亦是值得的。虽然没有准确的帐目可看，但唐康到大名府后的观察，以如今的贸易规模，他估计宋朝官私商贩，每年至少能自宋辽贸易中净赚辽人七八十万贯——倘若果真打起仗来，这笔收入便没有了。

宋辽之间为了每年区区几十万贯的收入而打仗，的确很荒谬——这笔钱对契丹虽然重要，但对如今每年中央赋税收入便高达七八千万贯的宋朝来说，真的只是九牛一毛。

战争的结果谁都知道，两败俱伤。

但是，无论如何，这件事情让人一想起来，心里却是总是不舒服。

唐康并不希望看到辽人南侵的局面，他倒并不反对宋辽开战，只不过他希望宋朝是主动的一方，由宋朝来选择时间，大举北伐。而且，他既清楚国内目前的局势，亦知道自己的处境十分微妙——于公于私，他都不愿意看到此时发生战争。

但是，只要一想到所谓的“两朝通好”，是用这样的条约换来的，而且还是宋朝主动去求辽人，他心里便怎么想怎么别扭。

既然是两败俱伤，为什么妥协的要是我们？为什么妥协的总是我们？！

如何去算这笔账是一回事，但是，唐康总觉得，为国家天下考虑，全然不算账，自然不成；但永远都把账算得清清楚楚，只怕亦非谋国之道。

有些时候，是需要什么账都不必去算，只管拨出刀来砍便是的。

在这件事上，韩维才是对的。

他心里面腹诽着，但终是什么也没有说。

这一定是司马光的主张，大哥只是迫于无奈才妥协，所以大哥才会加上那五年的约期……

6

内东门小殿。

“周以封建立国论！”韩忠彦惊讶的望着手中省试策论的题目，这才真叫哪壶不开提哪壶。他不用抬头去看珠帘后，也可以猜到高太后的脸色不会好看。

但高太后却看不见韩忠彦脸上的惊讶之色，她几乎是尖着嗓子质问道：“韩卿，此当是两府之意……”

韩忠彦乍听此言，几乎是一个激灵，“太皇太后何出此言？臣实不曾闻两府有此等事……”

“韩卿休欺吾老妇，吾（宋制，太皇太后垂帘，自称“吾”。这是比较正式的自称，犹如皇帝自称“朕”。）已遣中使往贡院问过，此题实是安焘所定，钱勰、胡宗愈不过附议而已。”她心里极是懊恼——百密一疏，她只想着提拔钱勰，却忘记钱勰原是赞成封建之议的，以钱勰的性格，要他主动挑起事端，固然不太可能，但指望他违背自己的心意去讨好高太后，高太后亦不能做此想。至于胡宗愈，他对封建的态度，以前高太后并不清楚——但如今却是很明白了。

但高太后怒火，却全部发到了安焘身上。

毕竟，此事完全是安焘挑起的。

只是，高太后亦颇疑心，安焘也许不过是承两府宰执的密谕——当初可是政事堂力荐安焘为知贡举事的！

“太皇太后！”她这话说得严重了，韩忠彦连忙跪了下来，顿首道：“臣之事君，犹如子之事父，臣等于太皇太后、皇上，绝不敢行此无父无君之事。纵偶有议事不合，亦当死谏，取舍定否，一决于上，又岂敢对君父弄权术，挟清议以要君？望太皇太后明鉴！”

“卿纵然不至于此，他人又岂能尽信？”高太后依然没好气。

但韩忠彦的声音却高了起来，“若太皇太后以为两府有此弄权之臣，则请太皇太后明示，将之逐出朝廷，窜之四荒，以正朝纲。”

高太后猛的涨红了老脸。

却听韩忠彦又说道：“太皇太后出此语，是有疑宰相之心。此必不出于太皇太后本心，其中定有小人挑拨离间于君臣之间。孟子尝言，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父母。君臣之间，犹如手足父子，当赤诚以待，若相互疑忌，各用心术，非社稷之福。臣以不才，蒙太皇太后错爱，忝列两府，日夜思肝脑涂地，无以报太皇太后、皇上者。今两府诸公，虽性情各异，才具有高下，见识有高低，然所忠于太皇太后、皇上者，则臣以为与臣无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