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忠彦一口气说了这许多话，半晌才听帘后悻悻说道：“韩卿所言皆正理。吾失言，卿毋以为怪。”

“臣岂敢。臣以微才薄德，得以侍奉太皇太后、皇上左右，是臣之幸。若臣所侍奉者为庸主，臣为此言，已死无葬身之地矣。”

韩忠彦又颤声说道：“臣斗胆，有肺腑之言，敢呈于太皇太后面前。”

宋代垂帘之制，宰执在内东门小殿奏事之时，可以屏去左右侍卫，只留下一二心腹内侍。因为高太后与韩忠彦的话，便少了许多顾忌，但这番对答，已是令在殿中侍奉的陈衍脸色发白。

他站在帘外，正对韩忠彦，眼见他浑身都微微颤抖，已是猜到，韩忠彦接下来要说的，将是更加胆大包天的话。

帘后也沉寂了一小会，高太后才说道：“卿有何言？尽可直陈。”

“谢太皇太后。”韩忠彦重重的顿首拜谢，他也不敢抬头，马上便说道：“臣万死。敢问太皇太后不欲朝野议论‘封建’之事者，果真是不欲生事么？臣以为非也！太皇太后所以不愿听到‘封建’二字者，臣以为所为者，雍、曹二王也。然臣冒死直言，果真能保全雍王者，果真能令二子孙后代富贵永继者，亦‘封建’也。太皇太后若不愿行封建事，则太皇太后在时，雍王可保无事，太皇太后千秋之后，雍王亦死无日矣！”

帘后再次沉默。陈衍如同雕塑一样站在那里，但额头上却微微浸出冷汗来。

半晌，方听帘后高太后承认道：“固是为二王计，亦是为朝廷安静。”

“若是为二王计，以太皇太后之明，臣愚昧，不知太皇太后为何不肯速定封建之策？”

“海上行舟，非安全之地。况海外瘴疬地，二王素养尊处优，纵平安抵达，只恐亦难长寿……”

“唐时皇子贬瘴疬地者多矣，以贬责之身，而多能返回长安。况二王纵往海外，亦是一国诸侯，更非诸李可比。且太皇太后以为，汴京果真安全过海外？瘴疬虽可惧，然终不及鹤顶红、牵机药！”

韩忠彦已是彻底的豁出去了。他这么无所顾忌的直言，虽主要是因为忠心，但亦是因为雍王之事若能得到彻底解决，待小皇帝亲政之后，他亦能铲除一个心腹大患。小皇帝那边的情况，他亦略有所闻，虽然他所作所为，并无私心，然保全雍王，他终究是主力，若有人在小皇帝那里进谗言，十几年后，韩家是何下场，可也难说得很。

当然，在他心里，亦的确是想竭力调和太皇太后与小皇帝两方面的关系的。若全出于私心，他也不会有勇气为十几年后的事情，在此时去冒更大的风险。

太皇太后若是恼羞成怒，他韩忠彦立时便要没了好下场。

说已出口，韩忠彦突然间，竟又生出几分惧意与悔意来。似乎自己说得太直接了一点。他跪在殿中，静静等待着命运的判决。

但他伏着身子等了很久，帘后的高太后却并没有发怒，高太后的声音中，反而带着征询的语气：“若老妇死前，给官家留下遗命……”

“太皇太后又可能保证其时官家身边没有欲借此事富贵的佞臣？自来小人无孔不入，纵官家无此意，只恐到时雍王亦难自安。”

帘后再次沉默了。

不用去想欲生事的小人，只需想想向太后、王氏的态度就成了。

韩忠彦又说道：“官家年岁渐长，有些事终是瞒不过的。章献明肃太后之事，太皇太后岂可忘了？”

高太后心头一震。

韩忠彦说的乃是仁宗皇帝的事情。章献明肃刘太后，乃是大宋朝第一位垂帘听政的皇后，当年仁宗皇帝本是李宸妃所生，但直到章献明肃刘太后病逝，这件事都被瞒得天衣无缝，仁宗一直都以为自己是刘太后亲生。但是刘太后一死，向仁宗揭发此事，甚至攻击刘太后的人，内则亲王，外朝大臣，竟是数不胜数。当年若非刘太后用宰相吕夷简之策，在李宸妃死后，以一品之礼葬之，只怕刘家满族，都不会有好下场。

仁宗皇帝乃是刘太后亲自抚养长大，而且仁宗一直视之为生母，母子情谊非比寻常，犹如此易受离间。何况她与官家之间，还隔着向太后、朱妃？

“然封建果能弥祸？”

“官家聪颖，实由天授。太皇太后保护官家既尽力，小人便难以构隙其中。纵先帝在，以先皇帝之友爱，亦当如此处分。所谓日久现人心，太皇太后与官家相处，年岁尚久，皇太后、太妃亦贤而知礼，又岂能不知太皇太后苦心？”

殿中又沉寂下来。

过了很久，才听高太后说道：“卿且退去罢。”

韩忠彦连忙叩头谢恩，退出殿中后，他才惊觉，自己的内衣，已经全部湿透。

回到府邸，韩忠彦吩付了下人不得打扰，便将自己关进书阁。他亲自焚了一炉香，然后盘腿坐到书案前，缓缓的磨起墨来。

他很想学学古代名臣的风范，平静从容的写好遗书，等待诏令的到来。

但是，他的心情却也很难平静下来。他的脑海中，一会儿是贡生骂他不忠的场面，一会又是高太后严厉的眼神，一会又是他死去的父亲为曹太后撤帘……

我是遗命辅政大臣！韩忠彦在心里对自己说道。他一生都会记得听到高宗皇帝遗诏时的心情——尽管在先帝生前他便很受信任，但他却从未想过，原来皇帝是如此看重自己，他从未想到过，原来在皇帝的心里，他是与王安石、司马光、石越一样重要的、值得信赖的大臣！

若说先皇帝驾崩之夜，他的所作所为只是出于家教，那么此后，韩忠彦的所作所为，却有更多的原因——对先父韩琦自觉不自觉的模仿，平叛后的赞誉与荣耀，受命为辅政大臣后的感激……

一夜之间，韩忠彦对自己有了更多的要求。

所以他才敢自作主张，保全雍王。

直到今日……

回想到他竟然公然对高太后说出“鹤顶红”、“牵机药”，韩忠彦就觉得自己疯了。他甚至想找面铜镜来看看，看看镜中之人，还是不是他自己？

看起来高太后并没有责怪自己。

所以，虽说天有不测风云，但他终是觉得写遗书很可笑。

但韩忠彦暗暗告诫自己，绝不可在任何场合再主动提及封建之事。他要全当今日的事，完全没有发生过。

7

熙宁十八年，三月。

尚书左仆射府。

早春的阳光，透过窗外的竹林，投射在司马光的书阁内，书阁里处处都透着几个月来，从未有过的清新明亮。阁外，几只燕子互相追逐打闹着，在翠绿的竹林间，高飞低掠。

这种春日的明媚，令司马光忽然间诗兴勃发。他快步走到书案前，提起笔来，想要写一首诗记录下心中的感触，但他刚要落笔，却又摇了摇头，苦笑着叹了口气，终究还是笔重又放了回去。

司马光自嘲的笑了笑。一直被繁琐的政务所纠缠，虽然一时诗兴大发，但待到落笔，才知道自己一时间竟已写不出好诗来。但他亦不想浪费这大好的光阴，停了一下，便快步走到书架前，抽出日记，重又回到书案前坐了下来。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才是司马光真正的理想。《资治通鉴》所记录的历史，只到宋初开国。司马光一直有个愿意，希望在致仕之后，能够写一部宋朝的国史——这部国史的范围，将不限于各朝实录与国史馆所修的国史，它的材料将更加丰富，立场也更加公允。因此，十几年来，司马光一直在做两件事，一是将他听到的、看到的，他认为有史料价值的事情，如实的记录下来，在每一条记录下，他都明确的记录下这是他在何时何地，自何人口里听到；另一件事便是写日记，记下他为政十几年间的点点滴滴。任何人看到这本日记，便可以对熙宁一朝的政治，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这两件事情，司马光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着，从未有过任何的懈怠——哪怕在他意识到自己致仕以后，恐怕将不会再有精力去写一部史书之后，司马光也没有停止下来。

他将这两本笔记，珍之重收的收藏起来，即使是家里的子侄，也从不许他们翻看，几天前，他又在笔记的第一页上，加上了遗言，禁止后代在三代之内公布这些笔记。

这即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祸端，亦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自己的记录，更加公允。

司马光将日记在书案上放好——他的日记已经累积了几十卷，这是最新的一卷，是从新帝柩前即位那一日开始的。他将这一卷日记小心的翻开，翻到最后一页，看了看时日，竟已经缺了六日没有记录了。

他决定趁着这难得的空闲，补上这几日的日记来。

他一面整理着思路，一面翻到前几页的日记。

“……知开封府蔡京等上书，请以左右仆射兼门下长官，余与右相越上表，以先帝改官制，欲凡军国事，两府揆而议之，门下审而覆之……京言不当。先是……”

他不觉又摇了摇头，目光移到下面一条。

“……以端明殿学士判河阳府曾孝宽为兵部侍郎，右相越、侍中安石荐。以曾孝蕴为蜀币局丞。孝蕴，曾宣靖公从子，太府寺少卿张商英荐。”

王安石很欣赏曾孝宽兄弟，现在看起来，石越对曾氏兄弟也青眼有加——司马光认为这正是石越为政的缺点之一，在选拔人材方面，石越不太重视文章，司马光也是赞同的，但过于重视吏材，而很少考虑德行，却令司马光无法苟同。曾氏兄弟，包括都水丞曾孝广，的确都颇有吏材，但在德行方面，却并无令名。

司马光快速的跳过这一条，目前来看，曾孝蕴处置事情还是极为得当的，而眼前最重要的，便是蜀币推行顺利。

后面几条，都是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司马光扫了一眼，便翻过这一页。

但接下来几条记录，却有些刺目。

“……太府寺详定各路、府、州、军、监、县盐债额……”

“……京师发行盐债。知开封府蔡京面奏言，开封府界，三日之内，发行盐债六百七十万八百贯，士民踊跃，请增京师盐债额至八百万贯，并请比京师例，增上县盐债额，免下县盐债，下县士民欲购盐债者，可令京近州县购买。诏依蔡京所奏，令太府寺重定各县盐债额以闻。帘后并赐玉带褒之。”

“……言者论知开封府蔡京发行盐债，强行抑配，诏京分析（宋代官员受到指控后，朝廷要求其自我辩护，称为“分析”。）。”

“……殿中侍御史吴兰等三人以诬蔡京，责授监某州场税……”

“……天章阁待制韩周、文选司郎中范放……等十人，以论发行盐债不听，自请出外。诏可……”

这实是司马光入仕以来，最苦涩的事情之一。

韩周、范放等人，许多都与他关系极好，不料因盐债一事，竟然闹得割席断交。而在明面上，司马光却还不得不坚定的站在石越一边。发行盐债一事，对当今朝廷的财政来说，实是至关重要，不容有失。有了这笔钱，连司马光都觉得底气要足了许多。

以汴京为例，在蔡京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卖出六百七十多万贯盐债以后，太府寺旋即在曾布的主持下，与钱庄总社达成合作，钱庄总社每年向太府寺交纳其存款总额的千分之一，并将其往来帐目抄送太府寺审查，以换取太府寺为钱庄总社下属之钱庄提供存款保证，即使钱庄倒闭，太府寺亦替所有储户提供上限为五百贯的赔偿——就此迅速平息了汴京钱庄的挤兑风波。而与此同时，交钞的购买力也稳步上升，虽然还很难与铜钱相提并论，但市面上的交钞，毕竟又渐渐多了起来。

这已是自交钞危机以来，司马光所见着的最好的状况。

然而这并不能封住反对者的嘴。司马光的许多老友，更关心的却是汴京渐渐多起来的开国男、诰命，甚至汴京还多了两个开国子，这是他们完全无法接受的。许多读书人的骄傲一夜之间荡然无存，对于读书人来说，他们十载寒窗，想的就是一朝成名，光宗耀祖，很多有节气的士大夫，并不在意自己的官位，却盼望能替自己的母亲讨个诰命，替自己的父亲要个封赠——但如今，这些在一夜之间打破，一个诰命只值二万贯盐债，一个开国男，只值十万贯！

这岂止是不利于淳厚风俗，简直可以称为伤风败俗。世风已经日下，被寄予厚望的司马光，却还要雪上加霜。

而且，发行盐债的过程也激化了矛盾。先遣王安石去杭州，已是令人感到侮辱；而封驳案中，石越更形同独断专行，不容异议；最后又在一片反对声中，强行推行——这与王安石当年简直如出一辙。

而结果也是一样的，蔡京在汴京发行盐债，已招致攻击，据说蔡京派开封府的公差、府兵，强行将汴京最有钱的一百多个富户——包括经常出入界身巷的豪商、熙宁蕃坊的大掌柜，还有凡是家里娶了县主的富人等等一起请到陈州酒楼吃了顿饭，然后便卖出了六百七十多万贯的盐债，超额完成了任务。

这与王安石当年推行新法时，有什么区别？简直形同劫掠。

又是一个青苗法。所不同的是，这次蔡京强行抑配的，只是那些有家藏万贯的豪富之家。但在汴京是如此，在其余州县呢？难免许多中产之家，只怕将要落得家破人亡。

但司马光却认为这样的批评，难称公允。

或许蔡京的发行盐债时，确实令有些富户不满，但是司马光也暗中遣人去调查了，在开封府超额完成任务后，还有些富户想方设法想要买一份盐债，以换回一个诰命或者开国男……而且所有的事情都有凭有据——陈州门附近有一唤作李阿三的，由寡母带大，辛苦攒下家产不过三万多贯，为了给寡母得到一个诰命，卖掉许多田宅，买下了两万贯的盐债；南薰门张家的小儿子，乃是小妾所生，虽善于经商，积下不少家财，但平时生母在家里却常受人欺负，此番为了替生母买个诰命，找人说项找到太皇太后身边的陈衍那里了……若说不能淳厚风俗，这弘扬孝道，难道不是淳厚风俗么？况且若无这些事情，蔡京纵想出风头，亦不必主动要求增加盐债定额到八百万贯。而且，在奏对时，蔡京亦担心中产之家的事情，还特别请求朝廷免去下县的盐债额——若说是劫掠，那也是劫富济贫，劫富济国，何况，这只是借债！这笔钱，朝廷是要连本带息归还的。

但是，司马光改变不了他们的想法。

连刘挚都斩钉截铁的认为这是恶法恶政，不仅开一坏的先例，败坏风俗，还将造成许多中产之家破产！

而司马光也认为，大多数反对的官员怒气难遏，不肯妥协的原因，实是因为石越的傲慢。这一点，让司马光心里至今耿耿，若是当日石越肯妥协一下，花点耐心说服梁焘、沐康，那么事情也许就不至于越来越恶劣，以至于最终要在一片反对的声浪中推行盐债，还要付出十几位司马光平素所欣赏的大臣因不合作而被迫同意他们出外担任地方官的代价！

这其中还包括一个勉强留任，但却并未妥协的御史中丞！

此事已然在朝中造成了巨大的裂痕，在旧党内部造成了公开的分裂。

司马光不愿意去怀疑石越，他不愿意猜忌他是否早有预谋。他只知道自己别无选择，他必须站在石越一边，先来挽救这个国家的财政。但他也可以预料到，随着盐债的推行，争议与反对不会减少，而只会越来越多。

他的目光在日记上停留了许久，反复思忖，终于还是提起笔来，用蝇头小字，在一页裁好的白纸上，详细补记下有关开封府发行盐债的种种事例，每写一页，便小心的放到一边风干。平常晾干墨迹，用线装订成册，都有下人来做，但他的日记，却都是他亲自动手。

虽然只是记叙普通的事实，但司马光每写一句之前，都要仔细斟酌，方肯下笔。这既是爱护物力，以免浪费笔墨，亦是尽可能让自己记叙时，下笔公允。史家都有自己的喜恶，而涉及到本身的事情，犹难做到公正无私，叙史原本有一定之规，哪些是记叙史实，哪些是史家的评论，都各有分野，但若不倍加小心，便会将自己的情绪带进叙事中，影响到记叙的价值。

没有人能做到完全公正无偏，但若因此而丧失对公正的追求，那却更非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