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外城城北的阳信侯府，座落在五丈河畔，占地二十多亩。绍圣六年皇帝赐给田烈武的这座宅子，原是熙宁朝大宦官王中正的一座宅院，前宅后园，在汴京也是有一座有名的园宅。当年王中正仿效王开府王拱辰在洛阳的名园“环溪”的格局，引五丈河之水，人工挖出一条溪河来，环绕花园一周，复流入河中，号称“小环溪”。又效仿洛阳会草坊苗帅园，花了大力气，迁来一株百尺高的七叶树，种于园中，在园中复种竹万余竿，一时也曾经轰动汴京。不曾想，如今那万竿碧竹，终于如苗帅园一般规模，这园宅却已换了主人。

更加讽刺的是，这位新主人却对那万竿碧竹毫无喜爱之心，反而嫌它们碍事，从天王寺的旧宅搬过来后，又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令人将这些竹子砍了七七八八，大费周章，在七叶树下，整平土地，修了校武场、马厩、凉亭……什么“收而为溪，放而为池”，什么“景物苍老，肇景自然”，全部化为乌有。

阳信侯田烈武倒并非不知道他这是煮鹤焚琴，但不论别人是嘲笑，还是惋惜，他都不以为意。田烈武的想法是很简单的——宅子是要住得自己舒服的，不是住给别人好看的。而另一方面的事实是，无论他做什么大煞风景的事，阳信侯府，依然是汴京最炙手可热的几个地方之一。在某种程度上，阳信侯府所在的五丈河畔，几乎就是绍圣朝新贵们的聚居地。除了阳信侯府外，武城侯杨士芳、楼烦侯呼延忠、以及现任太仆寺卿的守义公仁多保忠，府邸都在此处。

这几个人虽然都只是武职，而且杨、田、呼延三侯皆不过是典班直侍卫的侍卫首领，仁多保忠虽是太仆寺卿，号称主管天下马政，实际上却是因为太皇太后终究信不过西夏人，不愿让他久典禁职，才给了他这么一个闲差养着——如今人人皆知，马政虽是军国大计，但太府寺上头，不仅有枢府、兵部横插着一杠，甚至连户部、司农寺都能伸只手进来，说得不好听一点，太仆寺权力所及，也就能到骐骥院、天驷监，替皇帝养养御马。但是，这些却一点也没影响到这几个人的地位。因为谁都知道，这几个人，是立过保驾勤王之功，当今天子最信任的武臣。虽然皇帝还没有亲政，军国大事仍旧决于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之手，可是皇帝毕竟一天天长大了，绍圣七年，他已经十六岁了，亲政，已经是看得见的事情了。

因此，不管田烈武们如何的想要洁身自爱，终究不可能彻底的把那些抱着“奇货可居”心态的钻营者，汲汲于功名利禄的“干请者”，还有各种各样在别处碰壁后，转而来找他们“自售”的纵横之士们完全拒之门外。

这一日是绍圣七年正月二十四日，不到一个上午，阳信侯田烈武就收到了四份名刺，以及四份洋洋洒洒的策论。

尽管这些年来见惯了众多高谈阔论不知所云的人物，但田烈武依然并不敢小觑天下士人。对于他今日的身份地位，田烈武始终自认为是“暴得富贵”，这倒并不是他谦虚，而是他的确时时刻刻怀着一份既惶恐不安又略有几分自卑的心理——田家祖上并没有出现过任何真正显赫的大人物，所以，田烈武心里坚持认为，无论是祖荫、命相、才德……比他出色的人都太多，他侥幸得到这份富贵，完全只是机缘巧合。因此，他不仅无法志得意满，反而时时慎戒。田烈武相信，自己略有可取之处，并因此得到太皇太后与皇帝信任的，就是他办事谨慎小心，待人接物谦退有礼，并且对皇帝忠心耿耿——于是，他更加加倍的维持着自己的这些“可取之处”，即使是这样的品质，有时候会给他带来不少的麻烦。

比如这些策论与它们的主人。

无论看过多少荒唐可笑的“奇谋妙策”，田烈武都数年如一日的要求自己认认真真的读完每一份送上门的策论，如果他觉得稍有可赞赏的地方，他就会拿去找李敦敏或者唐康这些他认为有学问的人讨教，倘若连他们也认可，他就会在得便的时候，将这些策论代呈给小皇帝，或得转述给皇帝听。

尽管一年之中，也许才那么一篇策论值得让皇帝知道，但是这也会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皇帝的老师早已经不只是程颐一人，根据大宋的传统，两府的宰执、还有馆阁的学士们，都会轮流给皇帝讲课——这就是所谓的“经筵”。小皇帝聪明好学，这一点上他完全继承了先帝的品质，田烈武进呈的这些策论，小皇帝在听到其中的一些观点与事情后，有一次竟然就拿来在“经筵”上问讲课的宰相，两府诸公都是非常精明的人，在小皇帝面前不动声色，但马上就起了疑心，回过头就一直追查到了田烈武身上。

田烈武并不知道，因为两府的宰相们都知道他为人谨慎，不会乱进“邪说”，因此才没有再追究，只是让他去政事堂谈了一次话。宰相们当然不能说田烈武不能向皇帝举荐人材，也不可能说让他不要在皇帝乱说话，甚至连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之类的话也半点也没有提起，反而夸赞了田烈武的行为，只是委婉的希望他能“慎重”一点……

所以，田烈武完全不知道两府诸公其实是希望他能更本份一点，反而信以为真，对于此事，更加的用心与谨慎。而此后，两府诸公们至少在表面上，也就当这件事完全没发生过了。

于是，阳信侯田烈武连自己在不知不觉中把两府给得罪了都不知道。

这天收到的四篇策论，看起来与往常一样，都是夸夸其谈的迂腐之论。第一篇策论，讲的是如何恢复车战，以车克骑；第二篇，献的是兼并高丽的十条妙策；第三篇则转而向南，大谈谋划大理之策……

田烈武皱着眉头，勉强读完这三篇策论，拿起第四篇，只略扫了一眼，忍不住便摇起头来——这一篇更是老生常谈，献的是攻取燕云之策！

这几年来，向田烈武投书，大谈恢复燕云的，多得田烈武都记不清有多少了，也许有近百人之多吧！

这些所谓的“平边策”，大多不过是书生之见，老于行伍的田烈武的自然一眼就看得出其中的天真。但是，汲汲不忘恢复燕云的，可不止是这些徒能大言的不得志的书生们。

武城侯杨士芳、唐康、甚至李敦敏……在田烈武所交游的人中，对司马相公的“和辽”不满的人，比比皆是。特别是武城侯杨士芳，每每与田烈武多喝上几杯，就会跟他大谈李广、程不识这些汉代名将，以及本朝雍熙北伐之失败，一时慷慨激昂，一时痛哭流涕！

在这件事上，田烈武内心深处，其实是莫衷一是的。

他自己是行伍出身，对于出塞击胡，靖边安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向往。但另一方面，田烈武与普通的汴京市民一样，并不把契丹人看做是生死仇敌，他没有杨士芳、唐康、李敦敏这些人的仇恨感、屈辱感，也没有他们的那种雄心。对田烈武来说，辽国与西夏是不同的，西夏人不断侵扰大宋，他还有亲人在与西夏的战争中战死……而辽国，在他的记忆中，就一直是与宋朝和平相处的。

打败西夏后，没有了边事，就该让老百姓好好的过日子了！

田烈武心里隐隐约约是这么感觉的。

不过，这种观点却与汴京市民也是不一致的。汴京的普通市民虽然并不真正仇恨契丹人，也不会真正有屈辱感，但是他们的态度总是易受左右的，如果白水潭的士子们都说不恢复燕云是一种奇耻大辱的话，用不了几天，他们就会慷慨激昂的相信那真是一种“奇耻大辱”。因为战争对他们来说，始终都是那么的遥不可及，就如同看戏一样。

田烈武觉得自己的这种想法，也许是在陕西带兵时，不知不觉间产生的。

况且，既然是君实相公与子明相公都支持的事，总是有道理的。

但他并没有把自己的怀疑告诉过杨士芳或者唐康、李敦敏他们。因为他知道那样做不会有什么结果，他始终都不会知道究竟谁对谁错。他们的态度一直是不容置疑的，田烈武心里很清楚，如果他坚持不同的立场，很可能就会马上失去这些朋友。

反正这种事情也不是他田烈武所能决定的，他不想在这种事情上费太多的心思。

田烈武一面想着，就在他觉得今天仍然将一无所获的时候，他读到了一行字。

“其六，曰破火炮……”

虽然对于恢复燕云并不是那么的有同感，但是，对于如何应对辽军在阵战时使用火炮，田烈武的兴趣，可一点也不亚于任何人。

以前，宋军将领所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以步破骑。但自从耶律冲哥取得伊丽河大捷以后，取而代之的新问题便是，步兵方阵如何对付辽军的火炮与骑兵。

大宋的谋臣武将们倒是提出来不少的办法，但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各执己见，争论不休，而事实究竟如何，没有实战的检验，谁也不知道答案。田烈武当然也有自己的想法，但他的想法在密院、兵部、三衙都不受到认可。支持他的人倒不是没有，比如章楶就是赞同他的想法的，而且章楶章质夫可以说是种谔、刘昌祚这些老将去逝后，西军中首屈一指的名将，但是章质夫不是寻常武官，他是省元出身，说到底，也是个正儿八经的书生，他又极受石越、范纯仁的重视，因此，绍圣以后，又换了文资，如今已是河东路转运使，接下来眼见着就是寺卿、侍郎，就算进两府，也未必不可能，但也因为如此，他在军中的影响力这几年却是大大削弱了。

所以如章楶的支持，只能算是一种心理安慰。

但田烈武的想法不被重视，其实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的观点几乎显得有点消极、甚至是笨拙。

田烈武相信，火炮之应用于野战，实际上是对军队之纪律性与荣誉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除了令禁军变得更有纪律，别无良法。

他的观点被认为等于没说。

但是，田烈武却不是无的放矢。

熙宁年间的禁军整编，的确加强了军队的纪律与荣誉，尤其对西军来说，效果显著——比如在熙宁整编以前，宋军的弓手们，每齐射一次，就必须阵前发放一次赏钱，一旦赏钱不能及时发放，士兵们就随时有一哄而散的可能——这是五代的骄兵悍将们留下来的弊病，在建国之初，甚至连太宗皇帝也无可奈何，当年他第一次北伐失败，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攻下北汉后的赏钱没能及时发放。

这些弊病，历经几朝的缓慢改变，在熙宁整编后，因为讲武学堂、节级制度、卫尉寺军法官……还有战争的考验，西军其实不亚于发生了一次脱胎换骨的改变。但这种改变的发生，若没有仁宗朝以来韩琦、范仲淹们对西军的影响，与西夏人持续的战争，也不可能轻易成功。

这一点，河朔禁军就是个鲜明的对比。同样经历过整编，在河朔禁军身上，是找不到多少荣誉感的。他们不知道为何而战，也没有严明的纪律。这样的军队，无论想出多少办法来，当火炮轰向他们的头顶，不要说维持阵形，接下来的溃散都只是迟早问题。

即使是西军，也必须要有更加严酷的军法约束。

火炮与弓箭完全不同，密集的箭雨看起来吓人，但是在严密的步兵方阵面前，造成的杀伤是有限的。而火炮则会直接落在方阵中间，每一次爆炸，都会造成可观的伤亡。

所以，田烈武认为事情其实很简单，以前是要求士兵在密集的矢石面前，不动如山，维持阵形，直至敌人先发生动摇。

而如今，则是要求士兵在火炮面前做到这一点。

但人人都会怕死。

若是士兵们能受节气、礼义的感召，自然不会怕死，这比起赏钱来说更加有用。但这种东西难以依赖，因此平时严厉的训练，严明的军法，以及慷慨大方的赏赐，每一样都必不可少。

但是大部分人却觉得严明军法不过是老生常谈，许多人都见识过火炮的威力，因此在心底里都认为田烈武所要求的军队纪律，是不可能出现的——人人都觉得西军已经够好了，不可能要求再多。对于河朔禁军，他们更加是不抱任何希望。

有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总是很容易被人忽略。既然辽人已经有了火炮，就迟早要落到宋军的头上。因此，田烈武才认为，与其说是琢磨如何对付辽军的火炮，倒不如说就是要学会如何挨炮轰。

而且，人们似乎已经忘记，其实西军也已经十多年没有打过仗了。

让田烈武意外的是，他手中的这篇策论，竟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人列了好几条应对辽军火炮的方法，其中第一条便是“明纪律”，此外诸如“兵无常法”、“增建神卫营”诸条，也皆算是真知灼见，切中要害。

他连忙翻出随策论一起送来的名刺，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永丰张叔夜。

田烈武凝神想了一会，终于确认自己以前完全没听说过这个“张叔夜”的名字，他手里翻弄着名刺，正要叫管家去问一下此人的来历，忽听到外面传来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他方站起身来，便见一个小厮小跑着到了他暖阁的外面，见着田烈武，忙叉手站定，禀道：“侯爷，武城侯来了。”

“不是该他当值么……”田烈武一句话还未说完，便已见着杨士芳大步走了进来，他连忙上前两步，行了一礼，笑着问道：“大哥此来……”

自绍圣以来，杨士芳与田烈武同掌班直侍卫，随侍皇帝左右，关系亲密，非他人可比。杨士芳在田府是熟来熟往的了，也不拘礼，自己坐了，瞥了一眼案上的名刺与策论，笑道：“你算是个秀才，还有心看这些——可知唐康时回来了？”

“啊？！”田烈武知道杨士芳平时不苟言笑，见他神情，知道必定有事，忙问道：“他何时回来的，可谈成了？”

“谈算是谈成了。”杨士芳笑道，“不过方才在小东门召见，唐康时在太皇太后面前力陈辽人就要南下！”

“什么？！”田烈武一时惊呆了。“这……既是谈成了……”

“司马相公也不肯相信。”杨士芳的神情，完全是兴高采烈，“但唐康时也是个谨慎人，没有十二成把握，如何敢在太皇太后面前下这种断语？莫不是嫌官做得太大了？”他心情甚是高兴，一面说着，又见到田烈武手中的名刺，便笑道：“如何？觅着什么贤材了？”

田烈武的心思却全不在这上面，顺手递过名刺给杨士芳，道：“大哥可听说过此人？”

“张叔夜！”杨士芳接过名刺，方瞥了一眼，便笑了起来：“老田，你好连此人也不认得？”

田烈武又是一愣，“他很有名么？”

“那倒不是，不过他祖上有名。”杨士芳笑道：“他是真宗朝张侍中的曾孙，因为祖荫做到兰州录事参军，一直没升迁。这是磨勘磨到了年限，终于该升官了，来京面圣的。”

田烈武也不认得“真宗朝张侍中”是何许人，只说道：“原来大哥认得。”

“我自然认得。这个张叔夜，不愧是将门之后，箭术不在你之下。可惜生晚了几年，他去兰州做官时，兰州已经平安无事，否则如今只怕连知州也做了。”杨士芳说罢，又笑道：“此人用不着你荐，他家门生故吏、亲朋戚友多着呢，休操这闲心，走，随我去找唐康时去。”

他说完，也不待田烈武答应，便已起身出门。田烈武连忙招呼下人备马，一面赶紧跟了出去。

阳信侯府离唐府却是不近，二人也没带仪仗，轻骑简从，到了唐府递上名刺，不料却扑了个空。杨士芳原是事先约了唐康的，但唐康回府后，连衣服都没来及换，便又被右丞相府的人叫走了，唐康吩咐了人往杨府报信，不料杨士芳却去了田府，竟是扑了个空，累得二人白跑一趟。田烈武倒也罢了，杨士芳乘兴而来，败兴而返，极是扫兴，但无论他如何个亲贵法，右丞相府，他是绝对不敢造次的，只得拉了田烈武去何家楼吃酒。

二人绝对想不到，他们虽然是白跑了一趟，但此时的唐康，却也并不好过，正在右丞相府挨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