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能如此轻率？！简直是荒唐，糊涂！你去一趟辽国，脑子烧了？想立功想疯了？！”石越坐在一把黑漆竹交椅上，铁青着脸，盯着垂头叉手站在面前的唐康，大发脾气。

唐康从未见石越发过这样的脾气，一声也不敢吭，这屋中又再无他人，也无人能劝解，只能红着脸干挨骂。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唐康一时也没反应过来，不知道石越是真问他呢，还是仍然在骂他，嚅嚅了一声，悄悄抬眼看了看石越的神色，见脸色似是稍稍缓和了一点，才又继续说道：“我是真的以为辽人就要南下……”

“那你就敢在太皇太后面前说？！”石越的怒气瞬间又升高了起来，“你不能先禀告两府？”

“是，我知错了。”唐康的脸更红了。在召见之先，他原本是没打算说这件事的，但是不料太皇太后一问，他就那么脱口而出了。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石越重重的说了这八个字，又摇摇头，“康时，康时，你虽聪明，但须明白，你虽出了一时的风头，但若被人下了‘轻薄’二字评语，要抹去这两个字，就千难万难了！”

唐康心中一凛，心中不由得大悔。他自是知道的，“轻薄”这两个字，说轻不轻，说重不重，他若不想进两府，原也无妨，但若想有朝一日位列公卿，沾了这两字，也许一辈子都不会有机会。

他心里正在患得患失，又听石越沉声问道：“你真的以为萧禧定会被耶律信与萧岚架空？”

“是。”唐康见石越问到正事，忙收拾心情，回道：“萧禧虽然是辽主潜邸老臣，但萧佑丹一死，兔死狐悲，只怕这些老臣要人人自危。辽国素重武功，耶律信在辽国之威信，原本就仅次于萧佑丹，若是以萧阿鲁带为北枢密使，毕竟是老臣宿将，或还压制得住他。但辽主将原本是同知北枢密院事的萧阿鲁带调任南枢密使，却又将耶律信调入中枢，他的心思一目了然。无非是因为萧佑丹刚死，他要安抚国内的主和派，因此不得已让萧禧装个门面。”

石越点点头，又皱眉问道：“那你便能肯定耶律信一定能赢过萧岚？”

“我在辽国，没见着耶律信，但却见过萧岚。”说起这些事来，唐康渐渐平静从容，“职方馆的报告我也读了，但这次恐怕他们失策了，萧岚此人，聪明太过，绝不会真正违逆辽主的心意。至于辽主，我曾冒险，在宴中故意试探——辽国原本咄咄逼人，显然是辽主不满意两国之处境，但此番他对我对答失礼，却优容有加，我绝不以为他是因为国内多事，而特别忍让……”

“自然不会是。”石越不由得叹了口气，“他在将萧佑丹软禁之时，就已经当没这个人可用了。萧佑丹一人之死，于辽国算什么多事？诛杀一些贵族，又算什么多事？加上他调主战的耶律信进中枢主政——司马昭之心！”

“这么说……”唐康听石越语气，分明是认可他的论断，不由又惊又喜。

但石越仍然语调沉重，“他若是想和，你折他面子，他才不必要什么容人之量，发通脾气，正好叫朝廷向他赔礼道歉，他再加原谅，朝廷有求于他，理亏在我，也损不了两国交好之情。他一反常态优容有加，那自是所谋者大……”

石越几乎是无可奈何的笑了笑，“看来，挽回不了了。”

唐康见石越这神情，大为不解，不由道：“要战便战，又有何惧？如今大宋也不比五年前了。”

石越看了他一眼，“和辽国打仗有什么好处？”

“可以收复幽蓟，一雪前耻。”唐康想都不想，马上回道。

“收复幽蓟又有何用？”石越的语气变得淡然，“收复幽蓟，无非是为了防御北面，换得境内和平，宋辽百年交好，境内也很和平。休说辽国如今兴盛，战事一起，胜败难料，便是侥幸得胜，也是兵连祸结，得不偿失。”

唐康一时呆住了，这番言论，若是出自司马光之口，他一点也不会奇怪，但是竟然出自石越之口，却是大出他的意料。

他怔了好一会，才想起出言反驳道：“但幽蓟在何人之手，和平之主动权便在谁人之手。况且于京师安全，也至关重要。”

“如今京师墙坚炮利，大名、邯郸屯兵数万，城寨成群，又有火炮之利、黄河天险，汴京可说固若金汤。假以时日，国家财力更充裕时，我再说服朝廷，重修太原城，并在太行诸陉修筑要塞堡垒，屯以火炮、精兵，谁说和平之主动权便在他人之手？”

石越不以为然的神情，与旧党如出一辙的论调，都让唐康一时难以接受——这与石越往常所说的，反差实在太大。但是这些话却不容易反驳。

“宋辽交兵，大宋输了，后果不堪设想。便是赢了，也不见得有何好处。我们夺了幽蓟故地容易，若辽国就此崩溃，塞北群雄并起，他们互相征战之时还好，百十年间，待到草原统一，出来的必是雄主，到那时，依旧是国无宁日。这哪里比得上一个肯与我们相安无事的辽国？与其与那些蛮夷打交道，倒不如有一个辽国在北面，甚至当他们要平定蛮夷叛乱之时，我们还可以帮帮他们，做个顺水人情。你不是不知道‘唇亡齿寒’这四个字，如何却不想想，辽国虽是我大宋的劲敌，却也是我大宋的嘴唇？”

“况且我还有许多事要做。”石越这时已不纯粹是在与唐康说话，而更似在发泄自己的情绪，“本朝司法制度，若论州一级以上，古今第一，无哪朝哪代可以相提并论。然县一级，却是弊政丛生，连汉唐亦不如。朝廷刚刚喘过气来，我与司马君实、王介甫、范尧夫商量了几年，好不容易下定决心，要用五至十年之功夫，来解决此事——北事一起，一切皆是空谈。待到战事结束，更不知是何等局面……”

事实上，石越想做的事情远远不止于此。他前一天才与范纯仁讨论了再一次改革御史台，以加强惩治贪鄙的办法；他还和王安石商量了进一步扶持海外诸侯的方案；他甚至还满怀信心的相信有办法推动地方士绅对县一级政务的监督与参预；他还需要国库有更多的钱来扩大政府的公共服务——比如扩大各个县医学的规模，保证医学的医官们好歹都读过几句《素问》、《难经》……

总之，要做的事太多。而且，都比什么收复燕云要重要得多。

但一旦开战，这些事要么拖延，甚至就可能永远没机会做了。

此时的石越，已经淡忘了当年自己也曾如唐康一样，他也曾经是以收复燕云为目标的！

二十多年来，他游离于新旧两党之间，甚至有了所谓的“石党”，他改变着司马光、王安石们，同时，在不知不觉间，他也受到他们的影响改变。至少，在战略收缩、专心内政这件事上，他原本只是策略性的妥协，但是现在，他已经是真心诚意的支持。

对辽国的妥协，在表面上，他与司马光的保守保持距离，但是石越自己心里清楚，这不过是一种姿态，一种有利于他缓和与反对者之间关系的姿态！而在事实上，如果他坚决反对，以他今日的地位，司马光又如何能独断专行？

他心里根本就是站在司马光一边的。

所以，他才如此的激动。

他对唐康发脾气，一是因为唐康这样做的确不太稳重，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知道，唐康的判断是正确的。

事情，已经不可挽回。

他暗中支持的战略收缩政策，已经结束了。

这是一次重大的挫败。

石越知道在这件事上，唐康是绝不会理解自己的。他不会被他说服。但是，此时他无暇关心唐康，他想的是，司马光与王安石现在在想什么？

2

石越绝没想到，好不容易走出熙宁最后那几年的阴影，眼见着这个国家财政开始充裕，边境安宁，朝野各种政治势力难得的相安无事，甚至有点齐心协力的意思——这二十年来的努力渐渐都有了好的结果，心理上刚刚感觉松了口气，正待大展拳脚，继续做一些以后想做而无法做的事情……然而，迎接他的绍圣七年，却是一件接一件的噩耗。

随着唐康带回来的消息，综合职方馆的秘密报告，辽国的威胁变得越来越现实。就在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时机。

原本，石越对此是不以为然的，因为有萧佑丹在！

尽管萧佑丹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对手，但自从经过上一次辽宋之间的危机后，石越心里就很清楚，只要有萧佑丹在，辽国就不可能真的南侵。

但是，这个时刻维持着辽主与他手下那些野心勃勃的将军们的理智，引导着契丹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智者，突然之间就没有了。

这件事是如此的突然，石越在得知萧佑丹坏事后，还曾经建议司马光与王安石，要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宣称大宋最惧怕的就是萧佑丹，以此来帮萧佑丹一把。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司马光与王安石还在犹豫，萧佑丹就已经变成了刀下冤魂。

仿佛是嫌这一盆冷水还不够冰，绍圣七年正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在唐康在廷对时宣称辽国必将南侵的第二天，石越又接到一个噩耗。

王安石于前一天晚上逝世！

对石越来说，这件事可以说突然，也可以说不突然。

以他所“知道”的来说，王安石早就“应该”死了六七年了，司马光也是如此。但是，当这两个人在“应该”死的那一年没有死，而一直又活了六七年后，石越就产生了一种错觉，谁说他们就不能和几年前去逝的文彦博一样，活上个九十多岁？

可就在石越开始这样以为之时，王安石却突然死了。

没有任何预兆，上午，王安石还参预了小东门召见唐康。回府之后，一切如常，按时就寝，然后就再也没有醒来。

得到王安石的丧报之后，石越有好一阵子不肯相信。范纯仁拉着他一道禀告高太后时，他依然失魂落魄，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直到他奉旨到了侍中府，亲眼看见王安石的遗体，他才意识到，王安石真的死了。

即使到现在，时间已经又过了一天，石越仍然很奇怪自己的反应。

因为他与王安石其实并没有什么深厚的交情，相反，两人在很多时候，还是政治上的对手。

他不知道他为何如此反常。

是因为他觉得如王安石这样的人物，不应该有这样平凡得到极点的死法？

不，石越心里知道，这样的死去，对于王安石来说，是一种奢侈。

那么，石越能够给自己找到的理由，便只有一个了。

便如担心萧佑丹死去辽国会失去控制一样，他也直觉的意识到，王安石一死，新党也会失去控制。

不管这是不是真正的理由，石越让自己接受了这个解释。

判太原府吕惠卿，已经在河东路那个“穷乡僻壤”呆了整整八年。王安石曾经希望将他调到一个好点的地方，但被司马光一口拒绝——能够符合吕惠卿的身份，离汴京又够远，还要偏僻穷困，同时还能保证吕惠卿生不了什么事，这样的地方，也只有太原府——这是石越心知肚明的。如吕惠卿这样的人，丢在边境，他能立军功，赶到南方，他能剿蛮夷，若在江淮，他能把地方治理到你不注意他的政绩都不行的程度。若给了他这样的机会，到时候顾念旧情的王安石再说说情，司马光和石越那才是真不好回绝——既然是合作，总不能老顾念旧嫌，但这个旧嫌，却又的的确确是拔不掉的心头刺。

石越心里清楚，他相信司马光也肯定知道，这八年，吕惠卿把太原治理得井井有条。换了别人，早就美誉如潮，荐章迭上，召到京师重用了——事实上，太原府也已经接连有两任通判考绩卓异升迁了。这是司马光用另一种方法宣称，太原府的政绩，是那两位通判的，建国公只是在太原府养老的。

可惜的是，吕惠卿自己却未必甘心在太原养老。

蒲宗孟、曾孝宽这些新党名臣一个接一个的去逝，章惇、曾布们又俨然与新党分清了界限，如今朝廷中，被人视为新党，而自己也承认是新党的宰臣，实际只有枢密副使许将一人而已。

但许将的个人魅力，完全无法与吕惠卿相提并论。而在“和衷共济”的大策下，被调任回本土担任江南西路转运使的另一位新党名臣蔡确，因为长期在海外，回国后又没能进入中枢，影响力也非昔日可比……

因此，石越的担心绝非是空穴来风——如若王安石一死，新党中的一些官员转而支持吕惠卿，那么绍圣以来的局面，就将不复存在。

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新党掀不起什么大风浪，在高太后垂帘的情况下，两府六部学士院各寺监的主官中，新党可以说屈指可数，几乎已经完全无法影响朝廷的决策。但石越心里却是清楚实情的——这七年来，所谓的“新党”的势力，并没有削弱、分崩离析，反而渐趋稳固，隐隐的更象是一个真正的政党了。

首先是做为对王安石的妥协，这七年中，凡是王安石举荐的人，绝大部分都得到了相应的任命，如今大宋朝，至少有二到三成的知州、知县，是属于新党阵营，或者同情、支持新党的政策的；这个比例在路一级的官员中，也占到二成左右，而在朝中，侍郎、少卿以下，这个比例至少也有两成。

而这个所谓的“新党”，还只是指你几乎可以将他们毫无疑问的视为“新党”，在政治上绝对支持王安石的人。但自绍圣以来，有许多人，连石越也分不清他们是不是“新党”。

从韩维、韩忠彦这样的顾命之臣，到章惇、李清臣、曾布、张商英们，还有地方上如陈元凤这些人……这些人究竟是不是“新党”，完全只在于你对“新党”的定义是什么。

若认为“新党”只是隶属于王安石个人的政治势力，那么这些人都可以从“新党”中排除。但若以一定之政治主张来定义“新党”，那么这些人仍然可以算是不折不扣的“新党”。甚至如曾布、张商英，石越虽然可以确定他们算是自己这一派的，但是若论他们的主张，仍然是新党的。

石越暗地里分析过绍圣以来，经过改变的新党的政治主张。

在石越看来，如今的新党，他们的政策主张其实是以“富国强兵”为基础，鼓吹继续变法。他们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强调由官府直接管理大量经济部门，主动对经济进行调节，以谋求在不增加赋税的同时，让国库丰裕。在这方面，他们还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目的论，以国库是否丰裕为主要是非标准。除此以外，他们还普遍主张进一步改革役法，坚持推行免役；要求提高吏的待遇，增加政府雇佣，让政府承担更多的义务；赞同以激烈手段铲除如宗室、冗官等特权阶层，反对荫官等等。而在军事与外交上，绍圣新党几乎全部持扩张与强硬政策，甚至他们经济政策之目的，就是训练精兵，对外扩张。但他们的目的论色彩太强烈了，以至于在这方面并没有清晰的政策，有时候反而自相矛盾——他们既支持现有之兵役制，同时又仍然鼓吹恢复全民皆兵的古制……

从本质上来说，绍圣新党与熙宁新党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他们明智的摒弃了一些已经证明不成功的东西而已。而这让绍圣新党更加具有吸引力——人们是善忘的，既然熙宁王安石与吕惠卿的变法并没有造成真正严重的后果，那么所有的过错，很容易就被遗忘，甚至被巧言辩护。

如果说凡是持这种政策主张的人，都算是新党，那么石越实在没有任何理由将章惇、曾布、张商英们排除在外。也许，连唐康也得算进去。

石越心里也很清楚新党在这七年间能够形成真正稳固的政治势力——而不是如熙宁年间一样充斥着政治投机者——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对王安石的让步。一方面，王安石在杭州的五年多时间，重建了他的声誉；而另一方面，司马光的全面战略收缩，在国力已经增强的情况，也并不是那么得人心，朝野之内，对此不满的人，比比皆是。特别是与契丹的条约，连石越也让许多人大感失望。

旧党如今还能够继续掌控这个国家，主要依靠的，不过是高太后与司马光的个人威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