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圣以来，虽然新党实际上分裂成王安石派、吕惠卿派、极端派这三派，但王安石派在这七年来一家独大，使得新党相对稳定。而执政的旧党，内部却是矛盾重重，而且其冲突更是公开化。这些君子间，既有范纯仁为首的温和派与刘挚为首的台谏派之争，还夹杂着一些极端的守旧派在其中兴风作乱，同时，还有以地域和师门为划分的洛党与朔党之间的人事矛盾、意气之争搀杂其中……总之，其内部关系之复杂，连石越有时也搞不清楚。这七年来，这些君子们因为小事反目成仇，互相指斥对方为小人，恨不能将对方赶到凌牙门去——这样的闹剧，已经不是一次两次发生了。

如若司马光也死了，石越几乎敢肯定，不待新党来收拾他们，旧党自己先就会斗个头破血流。

不过，毕竟大宋是一个君主制国家，君主虽然并不能为所欲为，但只要有高太后在，旧党就可以保住他们的地位，这一点是没有人能挑战的。

所以，幸好现在暂时还不要操心旧党的事。

新党的即将失控，已经够了。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辽国的即将南侵，石越也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要求对辽国强硬，甚至要求北伐，几乎可以肯定是没有王安石压制以后，新党将首先发难的目标。这是他们不满已久的事情。

如果辽军南下——虽然这仍然会成为一个被攻击的口实，新党一定会痛骂这是司马光与他长期的对辽绥靖、软弱的结果——但反正都到了那种情况，也没什么好在乎的了。

聊足安慰的是，至少这些新党官员到时候应该都会是主战派。

可是，石越却丝毫没有办法感到庆幸。

他脑子里不断浮现的，是王安石写给他的一封遗信。

可能王安石事先有所预感，也可能只是这个年纪的人未雨绸缪，总之，王安石预先留了四封书信札子，一封是遗表，一封是给司马光的，一封是给石越，还有一封给家人安排后事的。

写给石越的这封信中，王安石只说了一件事情。

“……惟愿公等努力，使朝廷三十年不削藩……”

使朝廷三十年不削藩！

这就是王安石在死前，对他的拜托。

石越只要一想到这句话，脑子里就会冒出熙宁三年的九月，在迩英殿第一次见着王安石的情形，他甚至还记得王安石紫袍上的那块不显眼的油渍……

他也还能清楚的记得七年前，当他请王安石去杭州时，王安石对他说的话——“火坑我是不怕的！”

他脑海里，这两副画面，不断的交替浮现。

使朝廷三十年不削藩！

休说这也是石越自己的理想，便算只是王安石自己的，石越也断不能辜负。

此时此刻，石越才深深的觉得，失去王安石，对于他，对于大宋，是可估量的损失。

尽管本人不太喜欢王安石，但高太后还是以最高的礼节，下旨罢朝三日，以示哀悼。除了派出韩忠彦亲临吊丧外，还赐给王旁十万贯交钞，做为治丧之用，又特别吩咐不遣内侍监护葬事（注：宋时风气，大臣近戚死后，例遣内侍监护葬事，称为“敕葬”。敕葬最初为一种荣耀，但是因为丧葬之事全部听监护官处置，结果虽然有皇帝的敕葬财物，但监护官往往不计费用，最终仍然导致死者家属无力承受，甚至多有破产者。当时有谚语说：“宣医纳命，敕葬破家”，大臣近戚对此无不避之惟恐不及。）。此外，议谥、追赠、陪祀高宗，还有王安石子侄的荫封……无一不是极尽荣宠。甚至太常寺与礼部已经开始在议论，要将王安石配享孔庙——此事或者还将会争论，但是最起码会入祀先贤祠。

而遵照王安石的遗嘱，他的灵柩，将运往金陵，与他的长子王雱葬在一处。船只车马，皆已经准备就绪，王安石的灵柩，将只在宝相寺停放七天，然后，就会永远的离开这座城市。

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石越并不是很想去面对王安石的灵柩，但是他知道，他是必须去那里的。就象是演戏一样，他去那里，不是给王安石看，也不是为了安慰他的家人，而是给更多的人看。

他磨磨蹭蹭的拖了好一会，终于，还是吩咐亲随准备马匹。自从让侍剑做了石府的管家后，石越身边的亲随、护卫就不断的更换，很少有能追随他三年以上的人，因此也没有他特别信任的人。亲随现在都是侍剑帮他挑的，大多是依附石府或者桑家的客户佃农的子弟，护卫则是高太后派来的班直侍卫。

绍圣以后，高太后在宰相制度上做了两件事，一是将左右仆射改为左右丞相，在名号上加以尊重，但实际上绍圣朝的左右丞相，与西汉的丞相，不可同日而语，根本没有开府辟官的权力。

另一件事，就是下旨从殿前侍卫班中，派出班直侍卫，给两府宰执充当护卫随从，这些班直侍卫两年一轮换，完全是官派的差遣。

虽然这给人联想，但石越倒并不介意。也许高太后的确别有用意，但这的确也是一种恩宠。因为宰执们的护卫，原本就应该是禁兵厢军，升到班直侍卫，没有什么不妥，以宋朝宰执的威严，差使班直侍卫与差使禁军厢军，其实没有任何区别——兵部尚书章惇的侍卫不过顶撞了他一句，当场便被章惇援引军中“阶级之法”给斩了，连卫尉寺都不送，事后高太后反而下旨褒扬章惇，被他杀了的侍卫的家属不仅没有抚恤，还成了罪人家属。此事之后，好长一段时间，石越的十几名护卫见着他战战兢兢，说话声音也不敢太大。

惟一不便的是轮换制度，虽然石越大可对这些侍卫不闻不问，但隔两年就要与新面孔打交道，仍然是一件麻烦事。不过这个制度高太后看起来也没有认真执行的意思，韩维、司马光在议事时提了一句，他们两人的侍卫就一直没有换过。所以，石越甚至都觉得自己的那一点点怀疑也是想得太多了，只有潘照临对此嗤之以鼻。但不论如何，石越并不想试着去请求自己的护卫也不要轮换。

这样，他就必须忍受些许的别扭。

他的侍卫对他尊重有加，绝不会违逆他的命令，但是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亲近信任的感觉。而那些亲随做事也不够机灵，没有谁能如侍剑一样，事先就想到他要做的事，安排得妥妥贴贴。汴京一带的人，虽然聪明机灵，但却不太老实，让人无法放心，从桑家蜀中老家找来的人，却往往连言语都不太通。

也许是自己太挑剔了。石越偶尔也会这样反省，但那种别扭始终存在，无法消散。

石府的下人，实际上却比石越想的要能干得多。马匹很快就准备好了，每个人都换上了更加合适的衣服，一切都妥妥当当，没任何毛病可挑。

这让石越再也没有拖延的理由。

宝相寺位于瓮市子的西边，始建于后唐长兴元年，因为寺内的慈尊阁内有一尊弥勒佛大像，因此开封府的老百姓便称它“大佛寺”。在这寺内，还有五百罗汉像，以及始建于仁宗时，至熙宁年间才峻工的高达二百二十尺的感慈塔两处闻名遐尔的名胜。

石越知道宝相寺，也是因为这感慈塔，当年司马光曾经写过札子，请求罢修此塔。而主持修筑感慈塔的人，石越也不陌生，那是熙宁年间将作监最著名的木匠之一杨琰，此人是大宋朝许多水利工程的实际主持者，石越还曾经咨询过他的意见。当年曾经有人献策，请求重新考虑太宗年间的一项运河修筑工程，那项工程的目的旨在沟通惠民河与白河，从而通过襄阳水路，使得从汴京的惠民河坐船，可以不走陆路，直接南下，抵达长江！这条运河的长度不过区区百余里，若能建成，即使耗费再大的人力物力，也是值得的，但是其中却有无法攻克的技术困难，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因为火药的成熟，这些年来不断被应用于修路与开山等公共工程中，有人便想到过去无法挖开的大山，是否可以用火药来炸开，于是又重提此项工程。这件事最终因为杨琰的坚决反对而做罢。但也因为有了这些渊源，石越虽然以前从未来过这宝相寺，却也知道了这座感慈塔。

而这宝相寺在开封府，大约也就是比分别为左右街僧寺首领的大相国寺与开宝寺，以及建国初重建的太平兴国寺要稍逊一些。其形势制度、剞劂丹青，亦可称得上是壮丽梵宫。

石越远远的便听到宏亮整齐的梵音从宝相寺方向传来，他知道这是高太后调集上了上千僧人到宝相寺做道场，此事司马光虽然不以为然，但是王安石本人也信佛，而高太后实际上也是信佛的，因此也无法多说什么。石越原本对此无可无不可，但此时听到这声彻数里的梵音在耳边缭绕，开始尚不觉得什么，然而听得一阵后，虽然他全然听不懂那梵音唱得是什么，但是渐渐竟也能感觉到那声音里的悲悯与抚慰，心情竟奇妙的变得平静。

他在心里认同了高太后的这种安排。在这样的环境中，与王安石道别，的确能让人多出一些从容。这对许多人都是必要的。

但这种平静却并没有维持多久，到了宝相寺附近，石越惊讶的发现，整个寺庙周围，隔着两条街起，便已经戒了严，街面上到处都是禁军与开封府的逻卒。

这可不是安排的一部分。

石越在街外面勒住马，皱了眉头，“去问问，怎么回事？”

“是。”一个亲随应了一声，翻身下马，小跑着过去，拉住一个逻卒打扮的人，嘀嘀咕咕的打听着。没多久，这个亲随便又跑了回来，到石越马前，低声禀道：“禀相公，圣驾在此。”

“你说什么？”石越惊得差点从马上掉下来。

“相公，那个逻卒说，是皇上来了……”

“太皇太后与皇上来了？”石越忍不住又问了一句，这几年，凡是要面见外臣之时，高太后与小皇帝总是寸步不离的，连经筵高太后也会在旁边旁听。他仍然是不太敢相信——他才不相信高太后会亲自来吊唁。

“那逻卒没有提太皇太后，他说是皇上来了，护驾的是武城侯与阳信侯。”

石越张了张嘴，但是终于没有“啊”出来。

3

来宝相寺的，的确只有小皇帝赵煦。

高太后会礼遇王安石，但是对她来说，那只是她身为君主对一个老臣重臣所应尽的义务。

但对赵煦来说，王安石代表的，是一个时代的开始。

大宋的中兴，是从他父亲重用王安石变法开始的。虽然这个人犯了很多的错误，但是没有他们君臣勇敢的开始变法，就不会有以后的一切。

赵煦很喜欢听人讲熙宁变法的故事，虽然那还不是历史。但了解前朝的政事典故，这对他将来做一个明君是很有益的，因此高太后与两府的宰执们都鼓励他这个兴趣。但没有几个人知道，赵煦并不信任经筵上的大臣们所描叙的一切，他宁可偷偷看桑充国给他写的熙宁故事。

在这个十六岁的少年皇帝心中，他的父皇就是一个榜样。他根本不相信那些学士们所讲的尧舜禹汤的圣迹，也不想向那些虚无飘渺的先王学习，他只想做个他父皇一样的皇帝。

并且，完成他父皇所未完成的事业！

如果他不能做到他父皇那样出色，那么，他的皇位就会被人夺走。

从十三岁起，他就很喜欢读史书，并且特别关心那些废立篡位的历史事迹，他发现，软弱仁慈的君主与暴虐残酷的君主一样不安全，而臣子们大多不可信任，连霍光也会冠冕堂皇的废掉昌邑王。至于太后，废立篡逆，如果不是她们自己亲自动手，也免不了要借用她们的名义进行。他还发现，如果一个君主有足够的功绩，臣子们就会慑服于他的威信，如唐太宗弑兄杀弟，也能是千古明君；若不幸失败，就会落到隋炀帝的下场，还被后世耻笑……

但赵煦不会告诉任何人他这些心得。因为他没有时间与精力慢慢的从《史记》、《汉书》一部部读起，他就只能读《资治通鉴》来了解历史，事件太乱理不清楚，他就让臣子们把《资治通鉴》改成纪事本末体，写一篇进呈一篇。

宫中朝中，上到太皇太后，下到文武百官，对于他如此聪明好学，都非常的高兴。

而对赵煦来说，《资治通鉴》读得越多，他就越明白事理。

他知道他还没有亲政，因此，即便是他很想做的事，如果太皇太后不高兴，或者两府的宰相们反对，他就马上忍气吞声，绝不反抗。他知道，当他这样的好名声被臣子们广为传颂之时，就算是太皇太后或者别的什么人再想对他不利，他也不必害怕。好名声就是他最好的护身符。

反正他想做的事情，迟早都能做。他绝不会给他们任何借口。

而且，偶尔，他也会做一些明知道太皇太后会不喜欢的出格之事。他知道这样是安全的。

比如今日，他没有禀报，便带着杨士芳与田烈武出宫，来吊唁王安石。

赵煦觉得，这是他一定要做的事。

这个十六岁的少年皇帝，长得又高又瘦，白白净净的脸，看起来文弱温柔，从他的相貌来看，长大了的赵煦，并不太像他的父皇，反而更像是仁宗皇帝——虽然他并不是仁宗皇帝的亲曾孙。

每个人都相信他会是一个仁厚的君主，这一点尤其令司马光与旧党欣慰。

赵煦并不知道他的外貌给别人的感觉，如果知道的话，他多半会感到恼怒——他一点儿也不喜欢仁宗，比起他父皇一举收复河西，将党项人打得落荒而逃，仁宗却连个范仲淹也用不好，竟被李元昊逼得纳币求和。做皇帝做成那样，还不如一头撞死的好。他无法理解太皇太后与一些君子整天唠叨仁宗皇帝如何如何圣明，竟然还想让他学习仁宗皇帝的风范！赵煦不知道要学他什么，难道要学他以后继续向李秉常纳币么？！

此时，赵煦站在王安石的灵柩前，心里想的，便是与那个仁宗皇帝的所作所为背道而驰的事。

对于司马光的“和辽”，赵煦心里愤怒到了极点。但是，在宫殿之上，他只不过是一个傀儡，没有他说话的余地。真正做主的，是帘后的太皇太后。他的权力，甚至还不如那个低眉顺目，对谁都小心谨慎，轻易不肯说半句话的清河姑姑。

如今主政之大臣，没有几个信得过的。他们名为“绍圣”，实际上已经将先帝的遗命抛到了脑后，谁想过要收复燕云？只会在辽人面前唯唯诺诺，一让再让！

都说“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可是如今，非但大宋国内有二主，这天下，居然也有两个平起平坐的皇帝，而这些饱学的大臣，号称是圣人门徒，却对此视若无睹，甚至还欣然接受。

赵煦对司马光的不满一日一日的积聚着，只是不敢向任何人吐露。他也不喜欢石越，即便他此时还没有亲政，他也已经明白，他亲政之后，年老力衰的司马光不是问题，他可能与王安石一样，甚至等不到他亲政的那天。但年富力强的石越，却将会成为他使用权力的最大的障碍——这和政治主张无关，他不喜欢任何权相，或者有可能成为权相的人。何况，赵煦觉得石越已经不像是熙宁年间的那个石越，他越来越像是另一个司马光。便如仁宗时期的韩琦、富弼，到了英宗之时、先帝之时，就变得畏畏缩缩，不思进取。

也因为如此，如王安石这般，从年轻到死，一直都充满锐气的人，才是如此的难得。

他望着王安石的灵柩，心里在想：不知道朕的王安石在哪里！

宝相寺的正殿内外，密密麻麻的跪满了人，数不清的僧人，跪在殿中继续喃喃诵经，王安石的子侄披麻戴孝，泣不成声，还有一群前来吊唁的官员，也跪在殿外，头都不敢抬。

赵煦默立一会，让杨士芳代他上了香，便信步走到王家的家属跟前，目光扫过众人，停留在一个女子身上。

庞天寿连忙趋前一步，在他耳边低语几句。

赵煦点点头，走到那女人跟前，温声说道：“你是桑先生的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