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堂，包括一座砖木结构的西式教堂以及一座高拔的井字形钟亭。这座建于一百多年前的老教堂高踞于长龙山的龙头上，俯视着一波横流的长江，至今仍是大通的标志性建筑。

我一直以为天主堂是一座美国人的教堂。近读吴华先生的一份资料，才知道建造这座西式教堂的是西班牙的解佩克神父。吴华是外乡人，但他却把大通和悦洲的历史梳理得井井有条，比起吴华来，生于斯长于斯的我应感到惭愧。

至今矗立的那座天主堂钟亭上醒目地刻着“1873”的字样，可见在1876年《中英烟中条约》的签订下，大通与上游的安庆、下游的芜湖同被列为外国轮船的停泊港前，高鼻梁黄头发的西方传教士就已经在和悦洲捷足先登。

不知道西班牙人是什么时候离开大通的，但至少在新中国成立前很多年，依然坚固的天主堂就开始失去它的宗教功能。2008年，我因撰写大型电视专题片《黄梅戏》而采访著名的黄梅戏前辈演员桂月娥。严凤英出道前，桂月娥就已经红遍大江南北。1946年6月，桂月娥在大通天主堂唱《乌金记》，计划连唱七天。桂月娥的戏票在当时真正是一票难求，连从和悦洲江面上经过的一艘美国兵舰也抛锚江面，那些高鼻子的美国水兵们也成了桂月娥的铁杆粉丝。《乌金记》刚唱了一天，桂月娥就被附近一个保安团长请去喝茶了，直到第三天，保安团长仍不肯放桂月娥出来。戏迷们愤怒了，学生们开始上街游行；美国水兵们也愤怒了，他们把大炮对准了天主堂。保安团长迫于压力，这才把桂月娥放了出来。桂月娥说，她再也不敢在天主堂唱戏了，当夜就逃离了大通。

桂月娥在天主堂唱《乌金记》时，西班牙的传教士们一定已经离开了大通，否则，这些传教士们是不会允许戏子们登上他们布道的圣坛，从而亵渎了他们至高无尚的上帝。

严凤英的走红，是在桂月娥的后期。严凤英一出道，就让她的戏迷们为之疯狂。有意思的是，严凤英在天主堂居然有了前辈桂月娥同样的遭遇。严凤英最后选择的也只有逃走这一着。

在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天主堂的钟声已不再是上帝召唤子民的声音，而成了恐怖的绝音。我不知道那时候的大通为什么有着如此频繁的火灾，唯一可以解释的是当时的祠堂湖畔有太多的茅草房，那些茅草房一家连着一家，一家不慎燃起大火，必将株连一片，严重时，一直烧到附近的街道上。而且，火灾往往发生在夜里，那烧红的瓦片窜向空中，在空中交织成一幅壮观的画面。每当这时，天主堂的钟声就会敲响，它召唤着人们前去救火。以至当时，我们最恐惧的不是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或者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反攻大陆，而是天主堂的钟声。前者离我们总是十分遥远，而后者却在伸手可触之处。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那座与钟亭相连的大教堂仍时常被外地来的戏班子当作一处剧场。那座足以容纳四五百人的教堂也是我们召开全校大会的所在。有时雨天，我们的体育课也在这间教堂里完成。我在这间大教堂里完成了少先队宣誓，在那方铺着橡木地板的舞台上领到三好学生的奖品。教堂的顶上绘着彩色的“万”字图案，阳光从镶有彩色玻璃的窗户照在教堂内，在光洁的水泥地上投射出斑斓的影子。

那座大教堂毁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场大雪。但直到今天，天主堂依然矗立在长龙山上，它依然是大通的标志性建筑，它被印在一些产品的包装盒以及大通的对外宣传册上，成为外地人认识大通的名片。我像很多前来大通观光的游客一样，从各个角度对准天主堂一次次按下快门，我在那一带流连的同时，也在拾掇着童年记忆的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