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最近几年的事，大关口多了一块黑色的大理石碑，上面刻着：和悦洲盐务督销局旧址。

冷落了很多年的清字巷渡口这几年开始繁忙起来，一批批外地人来到这里，来到这片已成废墟的沙洲上，我想，他们看和悦洲时的心情应该和看古罗马的庞贝古城是一样的，人们对一切已经消失的历史总是怀有几分好奇，还有几分敬畏。

如果把和悦洲比作一个横向拉长的凹字，大关口正好在这凹字的心形处。大关口就像一个宽阔的胸膛，它伸出两边巨手，似要揽住那一脉江水，揽住那一切江上往来的船只与行人。

文史学者汪军一直以为我是枞阳人，但他偶然在百度上搜索到关于我的条款时，便奇怪地问我，你怎么会是铜陵人呢？而当他在听说我的出生地后说，你应该说自己是和悦洲人。

和悦洲是我的出生地，直到现在，和悦洲大关口与三道街连接处仍有一栋青砖黑瓦的老屋，那就是我发出第一声啼哭的所在。当然，那已不是原来的老屋了。六十多年来，这个世界连同和悦洲都发生了太多的变化，这栋老屋也几经改造，成了现在的样子。最近一些年，我几乎每年都要到和悦洲来，有时是单人独骑，有时是陪同对这片沙洲感兴趣的文朋诗友。在大关口那座破旧的老屋前，朋友们嘻嘻哈哈，争相拍照。大家说，应当在这栋老屋前立一块牌子：某某人诞生地。说过，彼此哈哈一笑。

据说我降生的前夜，母亲在睡梦中感觉被人打了一巴掌，她推了推父亲，说，你好好的打我一掌做什么？父亲说，我何曾打你？父亲说后，母亲说她顿时有一种毛骨耸然的感觉，于是胎动了，天亮后就生下了我。我一直认为，那打了母亲一巴掌的，应该是我。就在那个夜晚，对于这个日后让我尝尽了酸甜苦辣的世界，我或许有些迫不及待了。

和悦洲的历史似乎就是从大关口翻开第一页的，一百多年来，大关口爆发了太多的事件：盐务督销局、无所不能的税卡、自立军与官兵的血腥搏杀……。大关口承载了太多的故事太多的人物，一座大关口，差不多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又一翻版。如今，大关口前那一片开阔的地带依然开阔着，大关口就像一个能包纳万物的老人，他坐在那里，笑看着一切过往的烟云，只是他从来不说什么。

我记事时，大关口早就没有了盐务局，当然也没有了税卡，我对大关口的认识，全来自母亲断断续续的讲述。母亲的一个姨父叫李良才的好象就跟盐务局有直接的关系，母亲说，那时候，和悦洲有半条街都是他的。母亲祖籍安庆，外公在穷困潦倒之际，便投靠到李良才，后来在大关口附近开了一家米行。但米行很快就倒闭了。母亲二三岁就寄住在她的姨父家，中年无后的李良才一直有将母亲收为养女的想法，但还不等这一计划实施，李良才就死了。母亲每说到这一程时总会有长长的叹息。她似乎觉得，这是命运对她的播弄。但故事讲到这儿，我们倒是舒一口气。如果母亲真的做了李良才的养女，或许就不会有她后来与父亲的结合，当然也就不会有我们了。

无论是盐务局还是李良才，对于我都只是一个遥远的符号，留在我记忆中的，就只有大关口熙来攘往的船只，就只有那片白色的沙滩以及沙滩上戏耍的小伙伴们，当然还有大关口平底锅里滋滋作响的油煎粑粑和小脚老太太一路洒来的“洋糖发糕”的叫卖声，这一切都构成我对童年时代美好回忆的一抹浓重的色调。

当然，童年的色彩中也会有沉重的一笔。某个夏夜，一个赤膊的中年男人被人捆绑在大关口的一棵大树下，大树上挂着一盏马灯，四周围满了看热闹的人，成群的蚊子围着那赤膊的男人。我认识他，他是后街的一个铁匠，我曾去他的铁匠铺玩过，很和蔼的一个男人。但人们说，这是一个罪不可赦的坏蛋，他不仅惯于偷盗，还时常纵火，据说最近和悦洲的几次大火都与他有关。当时那铁匠一边痛苦地抵挡着蚊子的进攻，一边竭力狡辩着，否认着人们对他的所有指控。我对铁匠充满了同情，为他被深深勒进肌肉里的绳子，为那些可恶而贪婪的蚊子。但时过不久，我在大通街上竟然再次遇到这个铁匠，我很想问他，那次人们对你的围殴究竟是怎么回事，那几场大火，真的是你放的吗？但他只是从我面前匆匆走过，我什么也没来得及问。

铁匠事件的出现，在我童年的生活中刻下一枚灰色的印记，它让我感到世事的复杂与人心的险恶。

关于大关口的记忆似乎也就是这些了。前年三月，我在二妹的陪同下去大关口看一处打算出卖的旧楼。到大关口时，已是傍晚，天边的云霞衬托着不远处土墩上的一树灿然桃花，桃花下有一辆粉红色的童车，土墩的一侧，正是我出生时的房子。

有越来越多厌弃了城市生活的人回到和悦洲来，和悦洲在经过上世纪初的喧嚣及世纪末的荒芜后正渐渐地归于平淡，我想，这正是很多人需要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