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国平去老街吃早点。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一张熟悉的面孔出现在我面前，这也是我在大通住了三天后遇到的第一个旧人。当然，如果他不主动同我打招呼，我一时会对不上号来。他打量着我，我也打量着他：皮肤很黑，最显眼的是他的啤酒肚子，这让他本来不高的个头更显得横向突出。

他说，我认识你，你是黄某——他说的是我大哥的名字。在大通，很多熟悉的人都把我当作我大哥。这不仅因为我与大哥相貌极似，还因为他们的脑海中只存留着我年轻时的影像。我不见他们，有很多年了。

我们两家父亲既是同事，又算得上不错的朋友。他比我年龄小了一截，既算不上同学，也算不上是童年伙伴，但毕竟两家是世交，所以在这条被外乡人统治的街道上见到他，我还是高兴的。他也是来吃早点的，于是，我们一同走进就近的一家早点摊子。

碰巧的是，我们刚在一张桌子前坐下，又一个熟悉的身影向这边走来。他也是来吃早点的，他的名字叫蒋万山。

我，国平，再加上夏大富、蒋万山，四个人占据了一张桌子，国平要了一碗面条，我要了两个咸菜粑，夏大富和蒋万山各要了一碗馄饨，早点很快就结束了。

这一天见到的两人，想起来有些意思。

我说的有意思，是说在一家早点摊上同时碰到两个旧人，而且这两人都因小儿麻痹症而留下残疾，这是其一。其二，1968年知识青年大批下放农村，这两人都因身体原因而免除了下放之苦。其后他们的人生走向也大致相似：两人都在街道上待过业，后来又都做过教师，只是夏大富一直把教师做到退休，蒋万山中途改行，做了社区干部。

除此，他们还有一些相同处，两人在家都是兄弟二人，夏大富有一个帅气而高大的弟弟，蒋万山有一个高大而帅气的哥哥。

同是兄弟，命运却各不相同——这一点两家又基本相似。

先说夏家。夏大富的弟弟夏大明高大英俊，年轻时被人称作美男子，暗恋他的人自然不少。初中毕业后，大明赶上中国知青下放农村的最后一波。他在那个圩区干了两年，又随着中国大批知青返城潮回到镇上，但他没有哥哥幸运，先在街道上待业几年后，便跟着父亲学着做秤。

我对蒋万山要比夏大富熟悉些。我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修钢笔的蒋先生”，这蒋先生就是万山的父亲。万山比我年龄略小，低我一年级，人很精明，虽然腿有残疾，但却调皮得很。文革后期，下放前夕，各造反兵团都自行解散了，他们几个低年级的同学却扯起一面旗帜：基本群众造反兵团，他自任总司令，统领着十几个比他更小的同学，在学校里闹得出很多动静，后来被一帮高年级同学灭了，因此，万山被我记住了。

那一年知识青年大批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铜陵中学有十二人获准免除下放，当然都是与身体有关，蒋万山算上一个。蒋万山先是做了几年民办教师，由于他能说会道，笔杆子也不错，后来被社区（当时叫居委会）看中，做了一名街道干部，直到退休。

哥哥运气就没有弟弟好了。1965年，他哥哥蒋万生生了一场病，而且是那个年代最可怕的病：肺结核。一年后，万生的病奇迹般地好了，但他却错过了文革前最后一次高考机会。在家里待业一年后，随着那一年知青下放的潮流，蒋万生被下放到一个山区。但万生人生得英俊，身高一米八的左右，篮球尤其打得好。因这一特长，被一所体校招去，毕业后在体委担任着田径和篮球教练。那一年我在工厂时，万生听说我的百米跑得不错，便来找我，说地区体育大会即将举行，他想测测我的成绩，看能否参加这一次的体育大会。虽然我在中学时曾跑过百米十二秒六的成绩，但其时我已近而立，一个专业运动员，都已到退役的年龄，更况我在工厂劳作，苦心苦力。但我还是跟随他到了一个体育场参加测试，那天我跑出十二秒八的成绩。最终还是无缘参加那次的体育大会。后来万生向我解释说，这个成绩相当不错了，但如果参加比赛，还是很难拿到前三名。我感激万生对我的提携，他在我沉闷的工厂生活中给了我一次提升精神空间的机会——这是余外的话。

再说夏家。老夏过世后，小夏（大明）继续把挂了几代的“夏洪兴老秤”的牌子挂起来。虽然“夏洪兴老秤”目前在铜陵地区独此一家，但随着电子秤的问世，“夏洪兴老秤”的店号乃至夏大明眼下的生活，目前都面临着危机。

弟弟在为生存而焦虑，哥哥夏大富退休后的生活却悠闲而自在。大富说，他每天喝喝酒，打打麻将，什么都不想，头搁上枕头就开始打呼噜，当然就“心宽体胖”了。

蒋万山退休后被渔业社区返聘，继续做他熟悉的社区工作。社区的人说，万山很能干，用大通话说，人“策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