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洪家大屋，但一提起洪云龙饭庄，但凡老大通人，没有不知道的。当然，在我们搬进洪家大屋之前，洪云龙饭庄已成为历史，我无法知道洪云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也无法知道洪云龙为什么偏偏选择在冷清的上街头开了这样一家饭庄，但从它的知名度来看，洪云龙饭庄在当时一定相当红火。

那几年，我们兄妹几个时常会结伴回家，每次回家，总看到父亲躺在靠近大门口的一张帆布躺椅上，看着他的儿女们依次进屋，老人家不无揶揄地说：洪云龙饭庄又开张了。我们回家，也的确是来蹭饭吃的。那时候，兄妹几个读书的读书，失业的失业，无论什么时候，家，总是我们温暖的港湾。父亲是一个外表冷峻，从不把儿女心轻易放在脸上的人，他的揶揄，其实也不泛有在他的晚年，儿女们承欢绕膝时的快慰。因此，虽然父亲把话说得刻薄，我们也从不会在意。直到父亲过世前，父亲的“洪云龙饭庄”一直在开着。

就像大通所有通街商铺一样，洪家大屋也是一栋临街的老屋。饭庄不再了，幽深的老屋被隔成很多间，承租给一家家住户。大屋最多时住着七八上十户人家，这七八上十户人家不仅在一个大门里出入，也共用着一间厨房。住户们多半是烧着一种陶制缸灶，由于没有出烟的气孔，往往一到烧饭的时间，整个大屋里烟雾弥漫，咳喘之声此起彼伏，就像遇到一场生化危机。

洪家大屋大多数是长久的居户，而中段靠西的那一间屋子因长年就阴，就不时有人搬进搬出。记忆中最早住的是一对北方老侉，男的在小吃部工作，姓靳，人们叫他靳经理，女的在街道上烧老虎灶，人就叫她靳大嫂。那是一个快嘴快舌的女人，做起事来手脚麻利，只是，她的肚皮同她的嘴皮子一样，装卸吞吐的频率太高，几乎每隔一二年，从西屋里就传来靳大嫂声嘶力竭的叫喊声，我们知道，靳大嫂又临产了。靳大嫂声嘶力竭的叫喊声中夹杂着不堪入耳的詈骂声，让人对那一对北方夫妇隐秘的夫妻生活的种种细节洞知入微。于是，等到她的肚皮再次隆起时，人们打趣说，靳大嫂，你怎么好了疮疤忘了痛啊？到我上初二那一年，西屋里已经有了七八个拖着鼻涕的丫头了，可我发现，靳大嫂的肚皮又隆起来了。

父亲过世的前一年，那间屋子住进了一个小脚老太太。后来知道，那是一个被管制的四类分子。她年轻时的男人，据说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日伪汉奸头子。虽然她搬来西屋时，她的现任丈夫是一个姓钱的裁缝，但她仍不免要成为各种运动的对象。我对这老太太并不陌生，那一年我下放农村，曾自学中医，并且相信“一根银针，一把药草”能包治百病。老太太年轻时曾在街道上开过一家针灸诊所，听说我要学针灸，她便主动告诉我，人体有督任两脉，掌握了督任两脉的规律，就掌握了所有的人体穴位。我开始觉得，这个汉奸头子的小老婆是一个很可亲的老人，因此，她也算得上我的一个师父。

老太太没有什么亲人，唯一的亲人就是居住在附近董店乡下的侄儿家禄，家禄的父亲即是另一个汉奸头子吴智和，据说同样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宣传固然并不可信，但吴智和在历史上有血案却是可能的，否则，他不会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逃到香港，只留下这唯一的儿子。家禄是一个黑而瘦的青年，因为有了个汉奸父亲，他的人生是可以想见的。家禄来时，会给他婶婶顺便带来一些山地货，老太太就把这些东西在洪家大屋里一家家送着，从不敢高声说话的她会向洪家大屋的人一一介绍说，这是我侄儿，他给我送山芋来，大家都尝尝吧。此时的老太太就会有难得的一脸笑容。

父亲过世后，母亲随我去了我工作的城市。那临街的两间房子，母亲就托付给了这对老夫妇。1983年，洪水再一次爬到石板路上。我不得不向学校请了假，回到洪家大屋。那时候，上街头大部分人都搬走了，洪家大屋里，也只剩下这一对老人。那一次我在被水淹了半截的洪家大屋住了半个多月，每天的生活就全靠这一对老夫妇照应。

我不知道钱裁缝夫妇是什么时候离开洪家大屋的，也不知道这一对老夫妇是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人世的。只是，每次到洪家大屋时，我总会想到那个习惯于低着头，颠着一对三寸金莲的老太太。当然，我也会想起西屋里那个北方女人夹杂着不堪入耳的詈骂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