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不认为造船厂是一个厂，因为它既没有围墙，也没有大门，而是在一处露天的江滩上。

我的一个同学叫章启舵的，父亲就是和悦洲造船厂的工人，人们称他“大木匠”。我父亲也是一个木匠，但人们只称“黄木匠”，虽然我父亲在木匠这一行里还算是比较权威的，他带出的徒弟就有好几十，但比起章启舵的父亲，我父亲的称谓前就是要少一个“大”字。后来我知道，这是很有讲究的。

原来木匠行里有大木匠、圆木匠和小木匠之称。能够建桥、建房、造船和建油榨的，才具备做大木匠的资质，我父亲虽然打出来的凳子任由人摔砸，方圆一带很多老人的寿材都是经我父亲手割出来的，六十年代前铜陵地区很多被当作标志性的建筑都是他与他的徒弟们一根椽子一根梁地建起来的，但他毕竟不具备建桥、造船的本领，因此，他只能被人称为黄木匠，而不是大木匠。

我从小就知道同行是冤家，有本事的同行更是相互不容，就像我们作家行里一样，你写得好，我比你写得更好，你算老几？我父母只生了一个，你说我算老几？即使后来章启舵的家也搬到上街头，我们两家成了邻居，两位年龄相差无几，工龄不相上下的老木匠仍是没有任何来往。章启舵的父亲每次驮着工具箱从我家门前走过时，都是气宇轩昂的样子。坐在门口竹榻子上喝酒的父亲抬起头朝章启舵父亲的背影看一眼，那眼里分明就有几分不屑。

章启舵后来休学去了造船厂，跟随他父亲做了一个造船工。文革后期，下放前夕，我在街道上百无聊赖，章启舵就邀我去了一趟造船厂。那是一座建在露天江滩上的工厂——如果那能称之为工厂的话。远远地听到一片有节奏的敲打之声，是斧头敲打在船体上的声音。很多年后我去采访一家剧团，当时正有一个老者指挥着一群年轻的乐师练习打鼓，打鼓佬手中的鼓槌不停地变换着节奏，时而如急风骤雨，时而如雷声远逝，时而又如雨滴击水，不到现场聆听者，又怎能相信，一只普通的中式鼓，竟能敲出变化万状，有形有象的效果来。听着这动人的鼓点，自然就想起那一次去造船厂看一群造船工用斧头敲打船帮的声音。

造船工们悠闲地挥舞着斧头，唱着号子，似乎那不是在进行一桩繁杂的劳动，而是在演奏一种原始的乐器。“砍砍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原来我只知道古代伐木的声音很美，很动听，却没想到造船的声音也一样美妙。造船工们挥舞着斧头，他们似乎相信，唯有这声音能渲泄他们对生命的热情，他们也就是这样在斧头对船体的击打中享受着劳动的欢悦，后来我读过民间音乐家耿宏志兄的一个资料，原来这些节奏的确如打击乐的曲牌，的确被人冠以不同的名称：“八仙过海”、“龙宫取宝”、“雷公点将”、“凤凰点头”等。“天上多少星，船上多少钉”，一件船体上有太多的钉子，造船师们经过无数次的敲打，才能将那些钉子钉进船体，才能让桐油拌和的浆纱敲进船缝中去。船工们挥舞着手中的斧头，就像乐师们击打着自己的乐器，那动作是节制的，是舒张有度的，于是，他们把这露天的江滩变成一处音乐台，也让前来观看的人感受一番劳动的欢愉。

造船师们一般选在农历四月十五日开工，因此时日照渐长，阳气上升，有利于木船的板缝油灰浆的收燥。动工的当天，先要摆好香案、香烛、三牲，以祭祀龙王。船只终年以水为伴，贿赂好龙王爷，才能保这艘大船顺风顺水，永久平安。到了辰时（上午七点至九点钟，传为辰龙起身之时），大木匠亲手劈开一根木料，接着便一声大喝：开工喽！此时鞭炮大作，造船师们相互拍打着对方的身体，以示庆贺，造船师们一年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一般说来，每条船都是应船主的要求打造的。在造船的每一个重要环节，如安装船头、竖大桅、合龙口（最后一道木板联接）等，船主都必须给当事者发一定数额的红纸包，而以大木匠的红纸包最丰。新船造好后，造船工们称之为“木龙”。木龙第一次登江，要请先生选择吉日。这一天，木龙的船头、船尾、桅杆、舱门都要贴上大红对联，甚至整个船体都要挂红披彩。船工们也要身着新衣，甚至披红戴花。船上要点香烛，岸上要摆香案。船主要杀鸡祭天，对着大江叩拜龙王保佑。礼毕燃放鞭炮，送木龙登江。如果近处有龙王庙或水神庙，船主先要前去祭拜，然后再回到江边举行登江仪式。

到了章启舵的时代，那一系列繁杂的仪式一律被当作四旧废除了，即使是在那样的年代，当一艘新船下水时，造船师们还是要庆祝一番，开一个大会，念一遍语录，江岸边插十来面红旗，领导讲话完毕，专门等候在一旁的鼓乐班子敲起了锣鼓，放一挂鞭炮，一艘新船就这样下水了，造船工们几个月的努力也就终于有了收获。

到了七十年代后期，水泥船代替了木船，造船工们纷纷转行。章启舵到底还是没能做成大木匠，但他在那一带打家具还是有相当名气的。我结婚前，父亲已打不动家具了，于是就请章启舵在家里打了三天家具，我们叫“供木匠”。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几易新居，家具也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我一直保留着两张用土漆漆过的骨牌凳，这不仅因为这两张骨牌凳是我的同学章启舵打的，更是父亲为我留下的唯一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