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人们先是叫他老陈，后来叫他陈伯伯，再后来，就叫他陈爹爹。叫他陈爹爹时，他就再也挑不动水了。

不错，他的职业就是挑水，挑着一担大号的水桶，水桶用桐油油过，因长年被水浸泡，通体油红发亮，水桶上用毛笔写着“陈记”二字，当然是先写好字，再刷桐油的。我知道旧时这条街上有无数家店铺，店铺的门前挂着的招牌写着店号，“裕昌”、“隆泰”或是“鑫荣记”、“大发”等等，老陈的水桶上的“陈记”就是老陈的店号，那两只大号水桶就是老陈养家活口的本钱。

我们是吃着青通河里的水长大的，把青通河里的水运到家里来，唯一的工具就是水桶。在我们家，挑水的活计就由我担当了。当然，我的水桶没有老陈的那么大，老陈是大号的，我的是小号的。但我家的水缸却是大号的，因此，每次挑水，对于我都是一种苦役，我对这活计怨恨不已。整整一个上午或是下午，我就往返在青通河与厨房之间，直到双肩红肿，才能喂饱那只该死的水缸。于是，母亲用那只装着明矾的竹桶在水缸里搅几下，搅出几圈旋涡，过一会儿，那原本浑黄的和着泥沙的河水就呈现出清凛凛的颜色来，就像现在的自来水一样。

我一直羡慕很多与我一样大的同学，他们不用挑水，替他们家挑水的就是老陈。其实，老陈挑一担水才五分钱，挑满我们家这样大号水缸，大约需要三个来回，一角五分钱。但对于我这样的家庭来说，一角五分钱可能就是一天的菜金。而换算到老陈身上，他一天大约能挑二十担水，那就是一元钱了，那又是多少天的菜金呢？所以，对于老陈来说，挑水这职业未必不是一个很好的职业。老陈的妻子麻大姑在街道上没有正式工作，但她却有一份职业，替人说媒，媒婆就是麻大姑的职业。说得好，一年的收入也不一定亚于她的丈夫老陈。因此，像很多丈夫一样，老陈也是有些惧内的。这方面我虽然举不出什么例子，但我感觉得出，也约略听别人说过。当然，也这是因为麻大姑是街道上的小组长，也算是一级干部，每次街道上开会学习，麻大姑总是一家一家地通知，或者就站在那一片街道上，对着天空大声地叫着：各家各户注意了，晚上学习啊，老地方！我在《麻大姑》一章中已经说过她了，现在留着文字说老陈吧。

老陈做着挑水的职业，身体当然是非常好的。无论冬夏，老陈都只是穿着一双草鞋，卷着裤腿，往来于青通河与石板路之间，那条巷子的石板路被他的大号水桶滴得湿滑滑的，他的草鞋走在湿滑的巷子里，发出有节奏的“呲啦呲啦”的声响，那条竹子扁担颤颤悠悠，老陈喘着气，从巷子口出来了，然后就进入一个门洞里。冬天，青通河里的水退下去，退到很深的河床下，河滩被松软的淤泥堵塞了，下河洗菜或是挑水就麻烦了。老陈就一块块搬来片石，在河滩上铺出一条路来，方便了他自己，当然也方便了大家。从河滩上回来的女人都会说，幸亏老陈啊，要不这路怎么走？

你别看老陈只是一个挑水的，但他在街道上是很有威信的，因为他和他的妻子家庭成分都好，都是三代贫农。麻大姑是街道上的小组长，而老陈也时常会被请到某个会场，向人们进行阶级教育。我一次也没有听过老陈的阶级教育课，但我相信，老陈一定讲得很生动，他的大嗓门，也一定能吸引很多听众。

就像我在文章开头时说的，等到人们叫他陈爹爹时，老陈就再也挑不动水了。我最后一次见到老陈，大约是五年前。当时他正坐在一个黑黑的门洞里喝酒。这地方原先是一家药店，后来就做了住宅。房子已经很破了，似乎也只有老陈一家住在里面。他喝酒的神情同他挑水一样，动作很生猛，又很悠闲。他每喝一口酒，就会伸手抹一把漏到下巴上的酒或者是口水。他已经不认识我了，但我一说起我父亲的名字，他立即就想起来了。也就是从那天我知道，麻大姑死去很多年了，他唯一的女儿也都做外婆了，女儿在县里买了房子，房子很大，一直想接老陈去县城里住，但老陈不肯去。他抹了一把下巴上的酒或是口水，用手一指这栋已经四壁漏风的老房子，说，我住在这里多自在，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我才不去她们那里呢。

最近一次去大通时，那家原先的药店已经被刷上“危房”的字样，不知道老陈搬到哪儿去了。他比我母亲年龄要小，我知道大通的老人都是长寿的，我相信老陈一定还活着，活得就像我母亲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