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是在刚一踏上清字巷渡口，就听到从附近传来那种熟悉而久违的声音：崩、崩崩——呛。在清晨的这条石板路上，这声音听起来有些刺耳，有些单调。这是一个复合化学的时代，然而在这条破败的石板路上，居然还有一位棉匠。

我惊叹于这座楼房的坚韧，它拥立于周围的一片废墟之间。回到四十年前，这应该是一栋相当不错的楼房，有前庭和后院，这足以让居住在城市狭窄楼道中的居民羡慕不已。地基事先加高了，以应对随时爬上岸来的江水。

我是在送走了陪同我来的朋友，再次返回时走进沙开成的这间棉花加工间的。当时他背着棉弓，一身棉绒，正低着头弹一床棉被。虽然他戴着口罩，我还是在第一时间就认出了他，我叫了一声：“开成！”我自己都听得出，声音里充满了激动。他摘下口罩，随即露出惊喜的一笑。四十年过去了，我们走过少年，走过中年，如今正向老年迈进，四十年间，各自的人生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然而我们却在见面的一刹那就相互认出了对方，我不能不惊叹记忆的神奇。他放下棉弓，站在那里，神情有些局促——我知道，这不是一个阔别叙旧的所在，幽暗的工作间棉尘飞扬，江水刚刚退去，脚下的青砖地在潮湿中散发着阵阵霉味。

我挪过一张凳子坐下来，示意他继续工作。他一边用竹竿把弹好的棉皮一层层覆盖着，一边同我说起了往事。

那时候，我的家是住在曾家大屋的后接屋里，临街的门面房就是老戴的棉花加工厂。很快，我与那帮年轻的棉匠成了忘年朋友。很多时候，我喜欢站在棉花加工厂的门口，看那些棉匠们在弥漫着棉尘的空气下劳作，压花机轰鸣着，弓与棰的撞击声此伏彼起，那实在是一种刺耳的噪音，但我却愿意听它。等到铺板上的棉花被弹成蓬松的一片，棉匠们便站在压板上，双手背后，熟练地扭着腰肢，一边唱着江北那地方人喜欢的倒板子戏。到了晚上，棉匠们撤去铺板，宽大的加工间就成了他们的宿舍。有时候，我就与他们睡在一起，睡在硬硬的铺板上，在他们的故事和促狭中进入梦乡。

1961年，有人把对面铁板洲的一个姑娘介绍给棉匠小马，那一天，我跟随迎娶的队伍来到铁板洲。为了免除我在异乡的局促，有人把一个相同年龄的少年领到我的面前，他就是沙开成。他同我一样瘦小，羞怯而内向。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有时候，沙开成会来到他姐姐家，我也跟着他去洲上玩过几次。又过了两年，我们一同进了县里唯一的中学，我在一班，他在三班。

沙开成是在文革开始不久就离开学校的，此后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现在终于知道，他回到乡间，回到那个盛产棉花的洲上，因为家里成分不好，错过了一次次招工的机会，不得不跟着一个亲戚学着做起了棉匠。我问他为什么不是跟着自己的姐夫，而是另外的亲戚，沙开成说，那一年老戴由于“投机倒把”罪去了白湖农场，几个棉匠只得收拾起家伙，回到老家。开成不愿离开铁板洲，而且那年头棉匠遍处都是，跟谁学都是学。很快，他成为一个熟练的棉匠。再后来，他娶了我们一个同学的妹妹，并在这片废墟上建了一栋楼房，从此就没有离开过和悦洲。

这些年来，每次回到故地，我都想能与儿时的伙伴好好地聊聊，聊一聊儿时的弹子，聊一聊儿时的风筝以及为争夺一块乒乓球台而发生的战争，今天总算如愿了。

“明年新棉上市，我给你打一床好棉被，”开成说，“还是棉被睡得暖和。”

“再过几年，我怕也打不动了。”

仍然像从前一样，开成沉默而内向，每说一句话，都会停顿很久，似乎是在考虑下一句要说的话，又像是在调整自己的呼吸。阳光从街道上空射进来，射在沙开成沾着棉绒的身上。沙开成老了，看上去就像一个真正的老农，而我记得他比我还要小一岁。长年的劳作，让他的脸上有一种历经沧桑而显得疲惫的神情。我担心他的健康，我所知道的是，那几个上一代棉匠的寿命都不能算长。但开成说，虽然瘦，好在也没有什么病，只是，体力不行了，一天只能打一床被子。打一床被子，除去棉纱等成本，棉匠的所得是60元。晴纶棉的问世，让棉匠们纷纷转行，去干别的，但沙开成还是坚持在这条街上做着棉匠。这些年来，他凭着一张棉弓，将他的儿女们一个个养大，并一一送出了清字巷，送到外面的世界。现在，当人们纷纷离开这条石板路，沙开成却坚守着这间夹在废墟中的楼房里，和他的妻子过着一种平静的生活。

到了该离去的时候了，站在那条了无人迹的石板路上，头顶上的太阳就像四十年前一样温暖，天空蓝得诱人。我知道，顺着这条街道，翻过一道堤坝，就是那片我们曾经给了我们许多童年欢乐的沙洲，但我知道，无论是我还是开成，都无法再翻过那道人生的堤坝，回到儿时。我与开成约定，明年这时候再到和悦洲来，到时候，我请他替我打一床棉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