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老年人能够一口气报出大通的名吃名点：

牛兴杰的花卷；

安生财的油条；

王同和的干子；

王回子的烧饼；

高回子的吊饼；

张文海的包子……

这排在第一的，就是延龄的父亲。无论是合作化时还是后来单干，延龄父亲的油条锅前总是围满了人。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油条格外松脆，更因为他的花卷与众不同，被称为花卷王。

有一次，我问延龄，当年你老父亲的花卷通街第一，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延龄说，其实也没有什么讲究，不过是做工精细罢了。但延龄的妻子四一子说，说没讲究，其实还是大有讲究的。首先，要舍得用最好的作料，和悦洲的葱，四川的花椒，广西的五香粉，盐要放得适量，油要新鲜。她说，那时候没有地沟油，而和悦洲小菜园里生产的油菜籽更是上等，炸出来的油条花卷当然也就不一样了。其次是火候，油热透时将花卷下锅，这样炸出来的花卷才能外黄内白，香脆松软。

延龄的老父亲并不是本地人，当年跑鬼子反时，老人家带着延龄的母亲来到大通，从此就以炸油条为生。与牛伯伯的不苟言笑相反，牛姆妈性格活跃，用今天的话说，老人家算是一个文艺青年。庆祝大通解放的游行队伍里，牛姆妈的腰里扎着一条长长的红布带，一边扭着秧歌，一边唱着：“老奶奶今年九十九，年年都把秧歌扭，从前哪有这回事，如今老奶奶出风头，出风头……”其实当时牛姆妈还很相当年轻。大办钢铁时，牛姆妈仍然扭着秧歌，唱着同样的歌谣。人民公社成立，游行的队伍里仍然能看到延龄母亲扭着秧歌的身影。等到文革开始，老人家扭不动秧歌了。大约六十年代中期，延龄母亲离开了人世，其时老人家还相当年轻。除了秧歌，偶尔在端午的龙舟会上，延龄母亲会出现在一条彩船上，仍然是打着花脸，扭着秧歌。

牛姆妈过世后，延龄父子曾度过一段艰难的日子。后来，有人把祠堂湖畔一个寡居的女人介绍给牛伯伯。那寡居的女人早年丧偶，身边只有一个独生的女儿。母亲嫁到牛家后，尚在年幼的女儿当然要随母亲住进牛家。有人就说，老牛啊，你娶了人家母亲，一并把儿子的婚事解决了，真是一举两得啊，当然是玩笑话。但后来延龄与四一子果然成了一对夫妇，并且有了两个儿子，这不巧之巧的婚事，算是被那人说中了。现在，延龄的两个儿子一个顶了父亲的职去了煤矿，另一个在上海打工。十几年前，延龄夫妇在下街头渡口处接手一家面食店，除了经营包子馒头，每天清晨，一口油条锅支在店铺门口，吸引得一批批油条客纷至沓来，延龄也算是子承父业了。

无论冬夏，从早至晚，只要他们的面食店大门开着，门前总会摆放上一排水瓶，那些路过他们面食店的人，均可以自由地出入他的面食店，免费自取开水。因为这个面食店，延龄夫妇成了当地名人。前年，铜陵电视台专门采访了他们夫妇，延龄的妻子四一子还被市文明委评为“铜陵好人”。

我问四一子，长年为人免费供应开水，一年究竟多用了多少煤计算过吗？四一子说，我从不计算这个，予人方便，与己快乐，做生意，不讲点人性哪行？四一子是我大妹的好朋友，在我印象中，她是一个不善言语的人，但她说出这一番话来，我真应该对她刮目相看。

我没有在延龄的面食店里吃过早点，因此我不知道延龄的油条锅里是否也炸花卷，更不知道延龄的花卷是否得到他父亲真传。但我知道，他们从父母辈那里传承了勤劳与善良的本性，才是最可宝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