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科尔沁宾馆红马餐厅的成吉思汗房里，正在热泪盈眶地回想当年，外面怒骂撕打的声音传了进来，让我们感到很扫兴。在蒙古地区喝酒就是这样，一开始头半场无论多么兴高采烈，也还理性斯文，到了后半场，全都没了人样，哭的喊的打的骂的闹的各种节目都开始表演了。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让那些喝酒的当事人永久地记住那个难忘的场面，第二天，或者以后的岁月里，可以刻骨铭心地或者津津乐道地回忆，回忆的人充满了幸福快乐，他们有本事把不快乐全部忘掉，让没参加的人，感到很遗憾，其实如果当时在场，稍微清醒的人，都要马上逃掉。

外面的酒疯好像从房间里耍到了大厅里，我是一个充满了好奇心的人，我问服务员：是谁喝多了？

服务员说：是忽必烈汗包房的客人。

我对司机说：胡其图你去看看，忽必烈包房是哪个老爷，这么晚了还在这里胡闹。

过了一会儿，司机胡其图和服务员回来都怒气冲冲地骂那个家伙不象话，请一大帮人吃饭，喝多了酒，让他请来的那些人把他打了一顿，大家走了，他感到窝囊，就往包房里撒尿。

武警出身的胡其图说：我真想教训一顿这个家伙。

包大爷和马叔他们都是经历过各种教训的饱经沧桑的人，他们不想叫胡其图惹事，就都说：一个喝醉了酒的人，不要和他一般见识。

在我们草原上就是这么宽宏大量，如果一个人喝醉了酒，似乎犯了啥错都可以原谅和饶恕。我倒被胡其图的话激出了兴趣，请人吃饭，喝完酒，人家还打他，然后他感到窝囊就往包里撒尿，这真是有趣儿，我现在已经是这个地方的政协副主席了，反正还不知道权利怎么使用呢，干脆今天就管管闲事，小试一下锋芒。

胡其图领着我来到了忽必烈包房，服务员和经理在外面敲门，门在里面锁上了，醉酒的人在里面就是不开门。胡其图上前敲门说：快开门，有领导来了。门一下就开了，一张醉醺醺的脸，露出很无耻的醉鬼笑容：谁他妈是领导？

胡其图指着我说：这就是领导，盟政协副主席，你不认识他吗？

我说：老兄，我他妈是领导，你在里面干吗？

醉鬼上前抓住我的手就哭了起来：我看你真他妈像领导，你告诉我，我请他们喝酒，喝醉了他们还打我，你说这讲不讲理，你管不管这事？你这个他妈的狗屁领导。

我搬过来那张醉醺醺的泪流满面的红脸，感到非常惊喜：道尔基，是你吗？

那双流泪的双眼马上睁得像牛一样大的眼睛看着我：你认识我，你是大学生巴拉？

我说：就是我，道尔基，我已经不是大学生了，咱们二十年没见了，今天见面你可不太光彩。

道尔基马上醒了酒，他拉我进了包房里，招呼服务员，马上热菜上酒。

我说：行了，不在这里喝了，去我那成吉思汗包房里去，这里好像有一股马尿味儿，很骚。

道尔基很不好意思：真对不起，我喝多了。

我们刚走出门口，保安来了，拦住我们：是谁往包房里撒尿了？

我看这事解释起来很麻烦，也很丢我的朋友道尔基的脸，我拦住正要上前认错的道尔基，就指着司机胡其图说：是他，让他留下跟你们处理。

胡其图心领神会地带着保安进了忽必烈房，道尔基说：这不好吧，是我干的，怎么能让那个朋友来顶？

我说：他是我的司机胡其图，武警出身，对付保安和公安，你我都不是对手，让他去处理吧。

我领着道尔基来到了我们的成吉思汗包房，我刚要给大家介绍，马叔站起来说：不用介绍了，这不是道老板吗？

道尔基马上伸出手去：哎呦，马作家，在这里见到您了，咱爷俩真是有缘。

我说：你们认识？

马叔：岂只认识，老熟人了，这锡林郭勒神马涮肉火锅城的道老板，在京城很有名声，谁敢不认识？

道尔基面红耳赤的样子：马作家别可耻我了，神马已经停业了。

我把包大爷、马姐都介绍给道尔基，道尔基端起一杯酒来说：各位都是我敬重的长辈、文化名人，我是个粗人，我现在已经醒酒了，在我没喝酒之前，我先给大家赔罪，如果一会喝起酒来，我再喝多了有得罪的地方，先请求你们大人大量，原谅我一个文盲的无知和粗鲁，我先罚自己三杯，然后敬大家。

道尔基精彩的开场白一过，我觉得这个家伙在北京开饭店，已经炼出火候来了，弯着腰把大家的路都堵上了，他仰了三次脖，干尽了三杯。没有到过我们草原的外地的读者大可不必为他担心，你们会想，已经喝醉的人，再喝会不会更糟糕，甚至会出事。我告诉你们请放心好了，绝对不会，喝醉酒的人，如果接着喝就会把自己喝醒了，把一个已经糊里糊涂的人喝得明明白白。在其他地方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现象，在我们草原，这种事情从远古就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我知道，这种现象在科学上解释不通，人有时活着，是活得不符合科学道理的。

道尔基敬完了一圈酒，我说：道尔基，你的饭店不开了，现在做啥？

道尔基：又做回贸易了。

我说：什么贸易，又是贩马？

道尔基：你看你这大老板，竟用瞧不起人的眼光看人，我就不兴进步，蒙古人都在进步，我也不能拉民族的后腿呀。

我说：你在北京怎么学得这么贫嘴呀，你现在到底在搞什么贸易？

道尔基：贩羊绒。

我真心地嘲笑他了：还是个贩子，还说进步了，只不过是由一个马贩子变成了一个羊绒贩子。

道尔基：你看又瞧不起人了吧，这羊绒贩子和马贩子可是截然不同的贩子。

我说：有什么不同，不都是贩子吗？

道尔基很狡猾地说：你听我给你讲完，你就知道有啥不同了。在我们锡林郭勒草原，小的时候我们几乎很少吃到蔬菜和水果。有时从汉族地区的辽宁会有精明人拉来一车水果，我们像当时的全国人民一样没有钱，我们就用羊去换，那时的交换条件是一头羊换一筐水果。长大了我跟朋友讲起这件事，北京的朋友就说我们落后愚昧。但是我们当时觉得很划算，吃掉一筐水果比吃掉一头羊还快乐。

后来可能是1981年，那一年我终身难忘。又用易货贸易的形式，我们全村一次性全部看上了电视。虽然是黑白电视，但是我们也和世界接轨了。那时的交换条件是一头牛换一台电视。关于牛多少钱，电视多少钱，我们都没有概念，但是全村人都积极响应，每家都兴高采烈地牵出一头牛，搬回一台电视机。后来我离开家乡出去跟汉族人贩马，我才知道，这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500元左右一台，而一头牛的价格是一千多元，当时我们的一只羊可以买十筐苹果。我诅咒自己的懒惰和愚昧，走出草原两百里，就可以用一头牛换回来两台电视机，我们也憎恨汉族商人的狡猾奸诈。

成了商人喝多了酒的道尔基跟我说，他其实现在就是一个羊绒贩子。每次南方商人来收购羊绒的时候，他都先垄断草原上牧民手里剪下的羊绒，然后掺进粗糙的羊毛和沙土，再转手卖给南方商人，这种叫软白金的羊绒几乎和白金等价，道尔基从中谋取高额暴利。

道尔基扬眉吐气地说：老弟，现在不比从前的愚昧落后了，我也成了一个狡猾奸诈的商人，咱们草地上的蒙古人这回也进步了。

这就是蒙古人的进步？我看是因果报应。我看大家对道尔基的经商之道，已经很反感了，为了避免尴尬，我想换一个话题。

我说：进步的道尔基，你们刚才在忽必烈房里是怎么回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