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撇下我的很大的轿车，坐到他的轰鸣声大极了的车子里去。有一天下午，我们逃学了，全都坐进了乌埃基纳的车子里面，开心极了，又说又笑。车至红灯处时，有一辆车子突然停在了我们的车子旁边。车子里坐着我父亲，他正恶狠狠地盯着我。我们几个吓坏了，赶忙将身子缩下去。可乌埃基纳是个非常骄傲的男孩，不愿意流露出畏惧的表情，眼睛直视前方，一踩油门开走了。

我经常去莫里斯·塞尔法蒂家，在他家里常常会碰到一些他父亲接见的军官。我因为是将军父亲的女儿，他们当然会提防我，他也一样被提防着，但都出自不同的原因，不过，他父亲阿布拉罕·塞尔法蒂始终对我都非常的信任，因为我毕竟是他儿子的女同学。阿布拉罕·塞尔法蒂很聪明，不让他的孩子们卷到政治里面去。他的所有活动我全都知晓，但我从未想到过要把这些情况告诉我父亲。他甚至从来就没有不许我进他家的门。

我父亲开始对这些围着我转的男孩子们感到担心了。他是受到他身边的那些虚伪的朝臣们的影响，这些人都在假惺惺地装作害怕我失去处女身，干出点伤风败俗的事情。我对这一点倒是并不在意，所以我就老想着与这帮人对着干，当然，我是不会让我父亲失望、伤心的，不过，我并未因此就缩手缩脚，几乎每天晚上照样翻墙出去，以满足我对音乐、舞蹈的渴求。

我安排得很好。晚上10点之前，我都得在家人面前，像个好学生似的，回答大人们询问的有关我学习上的问题。等到仆人宣布晚餐已准备就绪，我便站起身来，吻一吻我父母，借口要准备第二天老师的提问，向宾客道别。到了自己的房间，我便赶忙套上一条超短裙，或者一条短运动裤，把面颊、嘴唇、眼睛、眉毛好好地抹上一抹，然后，我把长枕头套上一个假发，盖上被子，放在床上，便溜了出去。

溜出家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一直压抑地生活着，处处受到监视，想要独自外出，不带护兵是不可能的。电话总机的服务员是三班倒的，从不断人，他们全都是“密探”。但是，我争取到了他们的弄虚作假，他们常常帮助我溜出去。

我母亲的两个弟弟——阿泽迪纳和瓦伊德，一个20岁，另一个17岁，开车在门外等着我。我一坐进车里，他们便立即发动车子，去最时尚的夜总会找我们的那帮伙伴去了。阿泽迪纳紧紧地看管着我，不许任何人接近我。

我疯狂地跳着舞，一直跳到天蒙蒙亮，然后眯瞪了一会儿，7点钟便去学校上课。还不错，我每次考试成绩还是很好的。有一天晚上，我正在作溜出去的准备，只听见我房间窗户上的两扇木制护窗板被轻轻地打开。外面黑漆漆的，但我还是认出了父亲来。准是有人告发了我。那天晚上，我老老实实地待在了床上。父亲从未对我提一句他了解我的情况。

我们常在拉巴特附近的海滩上过夏天。我父母在那儿有两间木屋，比资产阶级建造的木屋简单得多得多，他们建得简直像是宫殿一般。我父母的木屋是地地道道的海滩小屋。父母亲单住一座，而我们则住在另一座木屋里。他们曾想把我安排在他们的木屋里，但我不肯，借口我要准备考试。其实我是想继续独自溜出去，这再次让我父亲提高了警惕，在木屋周围修起了一条供训练用的设有各种障碍的道路，吉普车排列了不少，警察、卫兵日夜地在巡逻着。

我通常是睡到近中午才醒来。我父亲装作认为我这么困是因为我要准备拿高中会考的业士证书考试所致。于是，便向我提议午饭后乘车去兜兜风。与父亲单独在一起是极其罕见的，尽管吃午饭时，我两眼还肿着呢，但我却十分高兴地接受了父亲的提议。

他亲自驾车，一声不吭地这么开了一会儿，然后，他问我是否听说过有一家名为“兽笼”的夜总会。我心里发虚，但嘴却挺硬，坚决地说没听说过。其实我就是在“兽笼”夜总会一跳就是一个通宵的。他把车开到这家夜总会的对面马路上停了下来。

“你认不出它来？”

我假装糊涂，父亲也就没再追问下去。

过了几天，他在好多人面前当众宣布说，有人在卡萨布兰卡的一家夜总会里看见过我。幸运的是，我在卡萨布兰卡真的是没去过夜总会。于是，我便大声喊冤，表现得非常的气愤。我反驳道：

“如果有人在卡萨布兰卡看见我晚上进这夜总会，那我第二天又怎么会在‘兽笼’呢？”

“卡萨布兰卡的事，我看可能是传言有误，不过，至于‘兽笼’嘛，我看呀……”

他第一次带我同他一起去伦敦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我在一家时髦的餐馆——“花花公子大饭店”——抽烟。他就在门外等我走出来，然后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与其背着他偷着抽烟，还不如当着他的面抽哩。稍后不久，他当着我的面与本·奥马尔将军有过一次争论。本·奥马尔将军把自己的孩子管教得见了他如同老鼠见了猫似的，这是出了名的。我父亲一再强调，他不喜欢藏藏掖掖、偷偷摸摸的，说是宁可看见我抽烟，也不想听见我对他撒谎。他的话让本·奥马尔将军非常不高兴。

我父亲吃相很不好，咀嚼时声音很响，一点教养都没有似的。他身边的人谁都不敢向他指出来，而我妈妈也不怎么提醒他。我父亲对美食也不怎么感兴趣，他跟我一样，只喜欢吃鸡蛋，尤其是喜欢吃现煮的鸡蛋。在阿加迪尔视察时，他曾去拜访他的一位好友——亨利·弗莱德曼。这位好友在阿加迪尔开了一家类似于地中海俱乐部的俱乐部，在摩洛哥来说，他是首创，这家俱乐部至今仍存在着。

在我父亲的圈子里，亨利·弗莱德曼是唯一一位敢于对我父亲有什么说什么的人。他是一个东欧的犹太人，棕红色头发，蓝眼睛，身高将近两米，体重150公斤。他真的是一位彪形大汉，嘴上老衔着一支雪茄，嗓音沙哑、沉闷。这个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倒是成天乐呵呵的，但是也有他独断专行的一面。他喜欢吃。在纳粹集中营里所忍受的饥寒交迫，使他对食物情有独钟。他的烹调技术高超，他亲自下厨为我父亲准备了一桌让人馋涎欲滴的菜看。

我父亲扫视了一遍满桌的美食，说道：

“我说，亨利，我深感抱歉，我并不喜欢这一桌的菜，你还是给我来两个煮鸡蛋吧。”

亨利一听，立刻火冒三丈，冲我父亲大声怒吼。我父亲倒是十分的冷静。仆人们见乌夫基尔将军挨他们的主人的大声斥责，一个个吓得浑身发抖，可是，亨利已经气得脸红脖子粗了，越骂越凶。他越是骂得起劲儿，我父亲嘴角上的笑越发的甜。他很开心把自己的好友给气坏了。

在家里，我无法忍受与父亲同桌用餐。我接受过德国式的严格教育，行为举止上不容许有一丝一毫的偏差。当我与弟弟妹妹们一起吃饭时，我总禁不住要教导他们如何懂得礼仪规矩。当然，他们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但仍不合我的要求。我教给他们如何切食箸鳎鱼，如何细嚼慢咽。我适应不了他们的吃相，而他们也嘲讽我吃饭的样子。我的方法是德国女管家里埃菲尔教导的，后来又在皇宫里更深一层地熏陶了一番。我一直无法把这些规矩给抛弃掉。

在一次陪同我父亲的堪称心腹的军官们用餐时，父亲吃得吧唧吧唧地直响，我真的是恼火透了。我死死地盯着他看。他微微地抬起头来，也死死地盯着我看。我俩谁都没有说话，但都心知肚明。于是，他便开始更加大声地吧唧起来，故意向我挑衅，我也毫不客气，大声地冲他嚷道：

“人家什么也听不到了，就听见你的吧唧声了。”

军官们全都放下了刀叉，指责我这样不对，说我太无礼，太不像话，对自己的父亲太放肆了。可是，我父亲倒是一句话也没说。

还有一次，他决定戒烟。他从总参谋部回来，口袋里装的全是口香糖。他知道我非常讨厌别人在我面前嚼东西。他打开一包口香糖，全都塞进了嘴里，还盯着我看。我也没把目光移开，也直视着他。

还有一次，他在客厅里同几位大臣讨论政治问题，我走进旁边的一间屋子里，把音乐放得很响。他叫我把声音调低一些。我照他说的做了。过了十来分钟，我又把声音开大了。我们经常就这么相互捣乱。

年终，期末，我的成绩不理想，无法升到高一c班。这都是我夜晚溜出去的恶果。我选择了文科，并请求父母亲让我寄宿。我在想，这么一来，我可以自由一些。

新学期开始，父母亲把我们兄弟姐妹仨（拉乌夫、米丽阿姆和我）送到迈克奈，在保尔一瓦莱里中学注了册。我夜晚外出的习惯非但未改，反而变本加厉了，因此，我经常受到训斥，甚至有一次，不仅我清晨没有返回寝室，反而同莎芭一起溜到拉巴特去玩，结果被老师打了两个嘴巴。

一个被惯坏了的女孩

过平民百姓的生活？我倒是常常这么幻想……可是，我却并不知道平民百姓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在我所生活的环境里，我什么都不犯难，我只要吭一声，要什么就有什么。旅行时，我坐头等舱，随便得如同一般人乘坐公交车一样。至于穿戴嘛，我把欧洲各大国首都的高级时装店的时尚服装都买遍了，必要时，我甚至可以把我妈妈的圣洛朗的服装借来穿上。娱乐活动、节庆、舞会一个接一个，客人都是上流社会的固定的那些常客。外出度假，更是由我来挑，全世界都属于我。金钱、排场、权力、王权，在我眼里都是小事一桩，平平常常。我周围的人对我恭顺至极，即使我眼圈发黑了，他们也会竭力地恭维我的眼睛湛蓝湛蓝的，因为有人命令他们必须做如是说。

我18岁生日时，父母亲为我举办了一场生日派对，摩洛哥上流社会的人士全都前来表示祝贺，其中包括姆本·阿伯达拉王子、拉米亚公主、政府各部大臣以及好多好多的高级军官和大明星。

你问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呀，我是一个被惯坏了的女孩，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孩。我逆反心理极重，让我穿迪奥尔的衣裙，我就是不穿；让我把头发弄得合乎礼仪，我就是不干。我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对别人要我遵从的道德规范，我置之不理，硬顶硬抗……美发师花了整整两个小时为我盘起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发髻，又是抹油又是喷胶的，但却被我一赌气，就给弄散掉了。美发师见自己辛辛苦苦弄出来的杰作被我不当回事地给破坏掉，发誓再也不来为我做头发了。其实，我当时还没等他把做头发的工具收拾好装进工具箱里去，我就把头扎进水里了，然后，把头发散披在肩头。我真的是个刺儿头，真该挨“毛栗子”。

生日舞会上，我得与父母亲一起接待所有前来祝贺的客人，得表现出亲切的样子，要装出一个待字闺中的淑女的样子。我与姆莱·阿伯达拉王子跳了第一个舞，对众老妇人们说了亲切的话，对我外祖父露出了微笑，对将军们、大臣们颔首致礼……生日派对上，大部分时间我都扮演着自己的那主人应有的角色。

但是，当雅买加乐队一奏起芮盖音乐来时，极其聪明的玛丽卡立刻便在舞场上疯狂地扭动起来了。我立刻脱去我那绣有玫瑰花的漂亮的白色平纹细布衣服，穿上一条牛仔裤和一件恤衫，光着双脚，疯狂地跳了一夜，直跳得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跳的最多的是同我父亲跳的。

这个让我一直感到非常担心的晚会，最后总算是让我觉得十分的开心。我收到了数不清的礼物，其中包括一些精美的珠宝首饰。大家一个劲儿地夸奖我长得如何如何俊俏，父母亲感到非常的幸福……而且，我玩得真的是非常的痛快。我把那天晚上派对的一个小相册保留了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在我被关进监狱的头几年里我仍旧保留着。后来，当我获释之后，我又把这本小相册给要了回来。那天晚上前来参加派对的、在斯基拉政变后被杀了头的将军们，我都用绿色笔给框了起来。

少女们的梦想是什么？她们中的大部分都梦想的是爱情。可我，我梦想的却是灯光……我对电影一直是情有独钟。我一直向往着能当上电影明星……我抓住一切机会去接近表演，去展示自己的才华。我妈妈在伦敦的海德公园里拥有一幢房子，我在那儿遇到了希腊女演员伊莲娜·帕帕斯。她当时正在伦敦一个电影片场拍摄的影片里担任着角色。我的头脑立刻便热了起来。幸运的是，我的两个舅舅——阿泽迪纳和瓦伊德同意助我一臂之力。其实，他们也跟我一样觉得拍电影好玩。

我们因此便聚到伊莲娜租住的一个很大的单元房里，跳起塞达基舞，一边还大喝伏特加和香槟，又笑，又唱，一直闹腾到黎明，由沙特阿拉伯国王法萨德的儿子或一位名叫约尔戈的希腊年轻演员驾着高级轿车把我们送回去。就这样，我开始学习英语了……

巴黎令我心向神往……我抓住一切机会哀求父母亲能让我去巴黎。这一次，我又能找个人为我说情。我表姐蕾拉·舍纳是我儿时的玩伴，担负起了说客的使命。我非常高兴地在她那儿安顿下来。蕾拉比我大一点，是同代人中最漂亮的姑娘。她的身材、相貌为她创造了机会：她当上了演员。导演拉克达尔·雅米纳米迷恋上了她，在他导的大部分片子中都邀请她担纲，其中最著名的是那部《焦急无奈的年代》，还在戛纳获得了金棕榈奖。她还在《詹姆斯·邦德》（《007》）中扮演过邦德女郎。

蕾拉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偶象。她在电影界获得了成功，她是个独立的女子。她与我最崇拜的世界级的电影演员相交甚笃，而且，她为人还不自私……她介绍我认识了阿兰·德龙。阿兰·德龙是巨星中的巨星，星光熠熠，是女人们眼中的白马王子。不过，他给我的印象并不怎么样。在我这么一个既任性又率直的17岁的女孩子看来，他已经是个中年男人了，甚至是个老头了。我与他之间即使交往，也只是朋友之谊，别无其他，当然，有时这种友谊有点暧昧，但那纯属柏拉图式的。我在巴黎见过他几次，后来，在纽约和墨西哥又见过他几次，他当时正在那边与罗米·施奈德拍摄约塞夫·洛赛导演的《刺杀托洛基茨》。他还教我如何装扮成印第安人。

阿兰·德龙非常爱我，对我这么个注重道德原则的女孩也是极其尊重的。我非常看重自己的处女身，这一点并没让我不悦。他经常往拉巴特打电话找我。这引起了担心我会败坏门风的父亲的各部部长们的警惕，他们向我父亲报告了这事，父亲对我与阿兰·德龙的这种关系感到非常担心。其实，我与他真的是什么事也没发生。他是我的一位真正的朋友，是我最忠实的朋友中的一个。后来，他向我证明了他从未忘掉过我。

雅克·佩兰经常到蕾拉家中来。他刚刚拍摄完《竖坐标》。他是个广受崇拜、大受欢迎的人……他是个性格外露的人……我与他有过一段没有结果的小小的恋情。我无疑是有点爱上了他。但是，我当时尚未准备好去属于某一个人——我刚获得的全新的自由令我太陶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