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代表了我的梦。纽约和好莱坞给我最美的回报，我在那儿度过了难忘的圣诞假期。我在大苹果大酒店结识了莫塞的侄儿马尔万·达扬，成了他的女友。回到拉巴特后，父亲闻知，十分高兴，可是，这却引起了父亲手下的某些部长们的不满。至于洛杉矶，那也是给我留下最美好记忆的地方。我曾陪同国王最小的妹妹奈莎公主去过那儿，我与她在好莱坞受到了盛情款待。我们天天宴会，夜夜歌舞，大家全都开心极了。我在那儿遇到了当时世界电影圈中所有的明星和名人，诸如莎一莎·加博尔、爱德华·丁、罗伯逊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名人。我感触良多，感受甚深，有点害怕、局促，有点头晕目眩……尽管我意识到与这些名人的交往全都仰仗于我的姓氏，它像芝麻开门似的让所有的大门都向我敞了开来，但是，我仍不免有点惊愕、目眩。

在其中的一次派对上，我甚至疯狂地爱上了电影圈中的一个牛仔，他叫斯图亚特·惠特曼，他的那两只漂亮的蓝眼睛只要冲我一眨，我就会犯晕。我把我这一见倾心的心情向坐在长沙发上的我身边的一位漂亮的法国女模特儿吐露了。这位法国女模特儿极其认真严肃地听我在讲述。

“我明白，”她微笑着对我说道：“他的确是棒极了。”

我正准备向我的这个一见钟情的牛仔表达爱意时，突然看到奈莎公主冲我恶狠狠地瞪着眼睛。她示意我到她身边去。

“玛丽卡，你太不像话了。你不仅毫无廉耻地凝视着那个男人，而且你还跟他妻子在大谈你对他的爱慕……”

我的那位女邻座就是他的妻子！她竟然非常大度地听我吐露心扉，而且还不止一次地邀请我去她家玩。她非常喜欢我的天真。后来，我与她成了朋友，也成了我单相思的她的丈夫的朋友。

在他们的马利布的家中，我与漂亮的布里克特·费赛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她跟我一样，也是军官的女儿，还有一个四个月大的女儿，小玛丽。稍后不久，我在洛杉矶的一家夜总会里遇到了斯蒂夫·马克金，我当时正与迪恩·马尔丹的儿子们在跳舞。斯蒂夫便邀请我到加利福尼亚的沙漠地区去玩玩。他认识我父母。我们一起度过了难忘的一天，在沙丘中驱车奔驰着。我从未像那一天那样笑得那么欢快。

我渴望着成为一名电影演员，差一点儿就从我父亲的一位朋友、一位美国的经纪人那儿弄到了一份拍电影的合同。父亲知道后，打电话给我，用尽一切言语说服我放弃这个想法。

“玛丽卡，先参加高中会考，拿到业士证书之后，我就安排你去美国。那时候，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我听从了父亲那语重心长的劝告。当我想到好莱坞正向我敞开大门的时候……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带着好玩的，并且还多少带点爱意地在看待我这个并不算太蠢，但却被生活惯坏了的女孩，看到她那萌发的逆反心理肯定是要逐渐消失的。我的命运早已注定20岁嫁给一个巨富，过着奢华但无聊的生活，通奸、不忠、欺骗、沉迷于酒精与毒品之中，难以自拔。总之，我所了解的，全都是不幸的摩洛哥上流社会的年轻女人都过着的那种生活，我也不能幸免。

但是，痛苦将会让我逃脱这种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当然，我失去了好几年的光阴，这是永远也追不回来了的。我在开始步入老境之时，走进了社会生活。这是痛苦的，也是不公正的。可是，我今天对生活有了另一种理解：人是无法依靠一些假象来构建生活的，无论这些假象是多么诱人。不管是财富还是表象，从今往后都没有什么重要的了。

痛苦使我得以重生。必须假以时日我才会作为玛丽卡而死去，作为乌夫基尔将军的女儿，作为有权势的人的一个孩子，作为一个有着了不起的过去的孩子而死去。我获得了一个身份，我本人的身份，而这是无价的。

尽管遭受到了所有这一切的不幸、这一切的恐怖，我还是要说这些痛苦使我长大了。不管怎么说，它们改变了我，而且是往好里改变了。所谓坏事变好事，因祸得福。

斯基拉政变

1971年夏天，尽管这一学年中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但对我来说，这可是非常舒心的一年，因为我高中会考中法文成绩非常的好。因此，我便可以升入毕业班的文科班了。暑假整整有两个月，我可以外出，可以洗海水浴，可以与同伴玩，可以计划去旅行。7月10日，下午一点，我还在睡觉。头天晚上，破天荒头一次，我父亲邀请全家去外面餐馆吃饭。这一晚，真是愉快至极，大家都喜气洋洋，开心快乐。吃完饭后，回到家里，我在家中举行了通宵的派对，所以直到第二天下午仍在睡懒觉。生活既平静又温馨，我们能发生什么事情呀！

我突然被吵醒了，卫队在整个别墅中奔跑着，全体人员都非常的躁动不安。空中传来战斗机机群的轰鸣声。灾难临头的气氛笼罩着。这肯定是发生政变了。在斯基拉宫曾经发生过一次政变，当时国王组织了三天不间断的狂欢节庆，以庆祝他的40岁生日。

我父亲不知去哪里了，我母亲在她女友茜尔维亚·杜卡利家吃午饭，她女友在海滨拥有一座别墅；拉乌夫同他的朋友们骑摩托进城去了。我担心我弟弟拉乌夫，而且自己也不知道该做点什么，于是，我便决定去找我母亲。我把家里的情况一说，宾客们全都惊呆了，有的宾客甚至还穿着游泳衣。茜尔维亚的别墅离斯基拉宫只有几公里，当我带上母亲开车回拉巴特时，我看见迎面开过来好几十辆军车。

我们不可能返回自己的家里了，我们只好在我们城里的一座小房屋里躲了一夜。茜尔维亚·杜卡利陪着我们。她吓坏了，她丈夫拉尔比是国王的私人秘书，没有回来，她没有他的任何消息。

拂晓时分，有人叫醒我妈妈，告诉她说拉尔比·杜卡利是斯基拉被枪决的第一批人中的一个。死亡人数有200多，其中三分之一都是国王的宾客。国王成功地把叛乱镇压了下去，有138个叛乱者被打死，10名军官（苴中有4位将军）被逮捕。稍后他们被处决了。

这次政变在我的有规律的简单生活中，就如一声巨雷。我从未想到过有人可能会如此这般地侵犯王权；从未想到过一些普通的军官如果形势没发生逆转，就有可能取王权而代之。我还不太成熟，还不怎么了解政治事件，所以，对刚刚发生的情况并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只记得当时所笼罩着的那份恐怖气氛，以及得知身在斯基拉的我的一些亲近的人的死讯时，我的那份悲伤。

早晨，回到家里以后，我和母亲便决定前去国王的别墅。国王的别墅在公主街，离我们家的别墅没几步路。国王与他的女人们当时就在这幢别墅里避难来着。我们受到了热情的接待，甚至是令人心动的接待。大家都忍不住哭了起来，相互拥抱着。但是，我平生头一次有了某种很不自在的感觉。我的脑海中，思绪纷乱，矛盾交错。我曾经为我父亲和国王提心吊胆，但是，我不再能容忍专制王权了。我不再属于这个阵营了。

人们为我父亲的举动向我表示感谢，对此，我感到非常羞愧。我父亲帮助镇压了叛乱，但是，这些反叛的人难道不是在为消除腐败而斗争吗？后来，我在同我的朋友们讨论的过程中，更加明确了自己的立场观点。我渐渐地明白了，一切并非那么简单，一方面，人们把恶人消灭了，可另一方面，那些善良可亲的人……

我母亲坚持要见国王。我对王宫非常熟悉，便领着我母亲前去国王的寝宫。当我们刚一走到他的房门口，国王便猛地打开了房门。国王神经非常紧张，看见我们母女时，立刻往后退了退。他还责怪我母亲吓了他一大跳。国王是个非常傲岸的人，他忍受不了一个生人撞见他处于软弱状态的那一刻。我也有这种想法，只不过我的这种想法无足轻重罢了。

妈妈前来的目的是想要回拉尔比·杜卡利的遗体，她试图在说服国王同意她的这一请求。可是，国王对我母亲说道：

“你不遗余力地为这帮人效劳，你为一些人举丧，为另一些人下葬，可是，你记住我的话称所关心的所有这些人，当你有一天出了点什么事时，他们是绝不会帮你任何忙的。”

但是，国王嘴上虽这么说，却还是同意让我母亲把拉尔比·杜卡利的遗体弄回去，体面地为他安葬。

随后的那些人真的是可怖极了。被逮捕的那10名军官未经审判便被枪决了。他们全都是我父亲的亲密朋友。父亲回到家里时，面色铁青，两眼通红，嘴角抽搐。他身着军人的迷彩服。他一走进家门，便直奔自己的卧房，躺在了床上。我坐在他的脚前，握住他的手，亲吻着。妈妈坐在他的床头。

我父亲为他的好友们的死哭了很久。他未能说服国王对他们进行合法的审判。他也知道他们几人谁都不可能被赦免，因为他们损害了国家安全，但是，他坚持要对他们进行合法的审判。他生平头一次未能使用一个政治家的有节制的语言。他冲着哈桑二世大声怒吼。在他所邀请的宾客以及所有那些为保卫君主而死去的人们的安葬日的那一天，他又非常激动了。下葬的那一天，身着自己喜爱的方格子上衣的君主跟着送葬队伍前往墓地。我父亲指责他对死者极不尊重。

我外祖母恩纳阿离开了她在阿恩一萨伊尔的棕榈园，来到了我们家。我很少见到我祖母，但我很爱她。祖母是个了不起的人，有尊严，心胸开阔，充满着爱心。这个沙漠中的女人，生活简朴，不铺排，总是穿着一件普普通通的白色长袍，颧骨突出，眼睛小小的，黑黑的，眼角布满着鱼尾纹，赤褐色的头发编成了辫子，颇像一个苏族女人。祖母是个非常勇敢的女人，她能空手抓毒蛇，而且，她像我父亲一样，骑术十分高超。

父亲与我祖母按照南方人的习俗彼此吻了对方的手。祖母声音颤抖地对我父亲说：

“孩子，愿真主保佑你。我还以为你被打死了哩。”

父亲止住了泪水，冷静地说道：

“妈妈，如果我像个罪犯似的死去，我会允许你流泪的。但是，我如果是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似的死去，你绝对不许流下一滴眼泪。”

过后，当我同父亲一起待在客厅里时，我便把自己心里的痛苦和愤怒一股脑儿地吐露出来了。我忍受不了被枪决的将军们的子女被扫地出门，被军队士兵们拳打脚踢。我还听说这么干的命令是我父亲下达的。我指责他，逼着他说出为什么这么做。

我父亲当即指出这种传言是毫无根据的，是在嫁祸于他。他对我说，他一直想见见他的最好的朋友之一的阿比比将军的孩子们。于是，我便替他跑腿，前去找他们。阿比比将军的男孩中的老大经过一番犹豫之后，同意傍晚时分前来我们家。我父亲把一只小箱子交给了他，我不知道箱子里装了些什么，我父亲没有告诉过我。

“我希望你和你的弟弟们将来都要像你们的父亲一样，做个堂堂正正的人。”我父亲对他说道，边说边流着眼泪。

被其同伴阿巴布上校在斯基拉杀害的梅德布将军，他的女儿米娜，22岁，与我舅舅阿泽迪纳同岁，他俩经常一起外出。他父亲的遗体存在阿维塞纳医院里，但她没法弄回来。我再一次找我父亲帮帮她，父亲给了她一些钱，又替她弄了一本新护照，让她想法前往法国，没有让她使用父姓，而是改用了她外祖父阿梅齐亚纳元帅的姓，免得引起麻烦。他这么做让我非常愤怒。

我心中暗想，我今后一生中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绝不改换我自己的姓氏。

随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我越来越坚信，我会在悲惨的环境中失去父亲的。这种心理暗示我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反正它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

政变后的第二天，我便将我的心思告诉了我的男朋友中的一位——卡米尔。

“今天还不会有什么的。”我对他说道，“可明年，你瞧着吧，准会有更糟糕的事情发生的。”

又有一次，我又把自己的这种担心对我父亲说了：

“爸，你可得当心，发生在梅德布身上的事，也会发生在你身上的。”

我父亲没有吭声。

斯基拉政变之后

政变发生过后，我母亲去了伦敦，想远离宫廷中的骚动，好好休息休息。我则把弟弟妹妹们领到北部的那个时髦的海水浴疗养地——卡比拉去了。这是我第一次全部地担负起了照顾他们的责任，我很认真地对待我这个家中长女的角色。夏末，我们全都回到了拉巴特。几乎整天都在家中工作的父亲，此后便一大早就离开家，下午才回来，在家中接见各部部长和军官们。

他的权力扩大了，但他却像换了个人似的。他好像一下子老了许多。他的脸上再没有出现过笑容，什么娱乐都不参加。我觉得他心中始终在为自己死去的朋友们哀伤。他又过起了军队的那种俭朴的生活，对我们的铺张浪费、奢侈豪华的生活不再能容忍了。他希望大家生活得更加简朴，更加克勤克俭。

我们的生活彻底地改变了。在家中，父亲进行着几乎军事化的管理。安全措施加强了，食客和朝臣们来得少了。他对一切都加以干涉。我们不能再出去看电影，也不能想接待谁就接待谁。拉乌夫被逼着上阿拉伯语文课，由一位笃信伊斯兰教的军官教他。我的穿着打扮也遭到了他的训斥。他的这种态度令我非常恼火，所以我们父女俩经常会因这一问题而争吵不休。

国王不宣而至的到访越来越多。他几乎破坏了我们家人间的亲密交流。我觉得我父亲与国王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我发现他俩之间的那种长期保持着的灵犀相通的关系已不复存在，代之的是我最爱的这两个人之间的那种蕴藏着的仇视，这使得我非常的痛苦，寝食难安。

我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外面，总感到忐忑不安。摩洛哥全国笼罩着一种奇特的气氛。君主制动摇了。国王的天授王权第一次引起了公众舆论的非议。先知的不可触碰的神圣的后裔、信众们的埃米尔，受到了损害。1月份，大中学生开始罢课。一些骚乱出现了，但被我父亲给狠狠地镇压了下去。在拉拉·阿伊莎中学，我越来越受到同学们的排斥。除了我的最要好的朋友们而外，没有任何同学对我表示友好。不过，我继续前去学校上课，我是个好学生，我想通过高中毕业会考，取得业士证书。但是，女校长也担心我的人身安全，她建议我父母把我领回家去，别再到学校里来上课了。

经过几个小时的讨论之后，我终于说服我父母送我去巴黎。我用假身份在巴黎的莫里哀中学注了册。在征得法国国外情报及间谍局局长亚历山大·德·马朗什先生的同意之后，我改姓了我母亲的姓，从此我便变成了玛丽卡·舍纳。父母亲还给我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单元房，没让我住在学生公寓里。

我被交由一位比我年长的女友贝尔纳黛特负责照管着，她答应我父母对我严加监视，晚上不许我外出。但她的这一承诺并未能兑现——我的说服能力是很强的，她终于被我说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