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雪封盖了整个街镇。

镇车站上十分空荡，没有一个人影。下了车，我环视四周，炫目的皑皑白雪，使我心里感到一片迷茫。好一会儿才隐约看见街面那端有一雪人蹒跚挪动，身后留下一串井似的脚印。我朝前走去，认清那雪人就是家父，心里不禁怦然一动，想起了叠在口袋的“速归”电报，心就立马石落一样沉重。不消说，爹的身后，来接我的是非灾即难，不然不会把我从洛阳催回。

“回来啦？”

“哎……家里出了啥事？”

“大队要让你当秘书啦！”

爹说着，火红的笑就摆在冰冻的脸上。他身上披了菜园的塑料纸，来接我手中的行李时，周身都炸着脆裂的冰声。我跟在爹的身后，心里安然又漠然。大队秘书，就是文书的角色，管管党支部的公章，替公社统计一些数字，扫扫大队会议室，给支书和革委会主任泡一杯浓茶……这并不是我的理想，然看到爹脸上翻身解放似的喜兴，也不能低了他的情绪，就只好闷闷地不言。爹说秘书虽是个小角色，可也到底算是大队干部。说前天支书见了队长三叔，支书讲连科这娃儿不错，现大队秘书是个知青，要招工返城，算来算去，还只我的文化高些，字也写得周正，是大队党支部最好的秘书人选。如此，队长三叔就把我用电报召回了。

我说：“爹，洛阳搬运的活儿不错，一天能挣两块多钱。”

“图个前途。”爹说，“当个大队干部，也不枉了你两年的高中学业，也算咱阎家出了领导，对起了先祖列宗。”

“秘书……侍候人的，算啥儿领导？”

“能管几千口子人哩，听说军队营长手下也才几百人。”

我不好再跟爹叙说啥儿，就默默地瞅着大街跟着步。高中辍学回来，到洛阳火车站当搬运工，转眼就是年把，如今并不见家乡有多少变化，心里不免郁结惆怅。街岸上房屋比往日更加破旧，房檐下都落着脱下的泥片，只有墙壁上批林批孔、批法批儒的专栏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标语还焕发着新气，似乎墨迹未干。

穿过镇街，正西走了一程，瑶沟村就迎到了眼前。村人们都在村头老皂角树下站着，一见我和父亲，就大老远靠了上来，团团把我围着，仿佛旧时迎接赴京考试的中榜举人。我有些惶惑，不要说我还没当上大队秘书，就是当上了，又能为村人做些什么？能让瑶沟的啥儿有所改变？队长的哥哥——二伯伯过来扶着我的头，用另一只手在我脸上抹一把，又抹一把，连连说着：“出息了，到底出息了！”二伯伯的眼光像落在水里的两盏老灯，那样说的时候，似乎是极力想从昏花中挣出来。我站在人群当中，看到了人们那又喜又美的目光，也都和二伯伯一样，各自的眼角上都嵌着黏糊的黄米。四野的白雪，映照着村人们那米黄色的面孔。村前的雪地里，一只孤零零的黑狗，痴怔地盯着茫茫天空。我抬头看看天空，不见啥儿异样，然狗却那样久久地凝思不动。

村人们都朝那痴狗望过去。

只见队长三叔回来了。

队长三叔在雪地走着，脚步儿极快，白雪在他脚下发出吱喳吱喳的尖叫，系在腰上的牛皮条儿松脱了，落了扣的袄在他胸口上一掀一掀，露出的那块紫肉就像一块生锈的铁板。待队长走近了，我叫了一声三叔，他问了一声回来啦，就解下腰间的牛皮条儿，把一块石头上的厚雪抽下去，一屁股坐下，长长地喘口气。

“我操他奶奶！”队长三叔说，“党支部的会议结束了，返销粮每个生产队给一千斤，却只给咱十八队七百斤。”

“为啥？”

“说就咱们队没人出去讨要饭。”

“可他妈的咱们队穷得一村人供不起一个高中生，干部他妈的不知道？”

队长不再说啥，从口袋摸出一条书纸，中间一折，搭舌头上一过，撕开来，又拧了一把鼻子，一半纸擦了浓鼻涕，一半纸折出一条小沟，伸到了大伙面前。

我爹一直站在一边。这会儿他瞄了静静的人群，犹豫一下，就取出烟荷包往队长的纸条上倒起来。

“烟叶？”

“芝麻叶。”

队长把我爹倒去的黑色芝麻叶摊开卷好点着吸了几口，面前就有了团团烟雾。从那烟雾里看去，队长的脸就像各家灶房的老灶爷神像。大家伙都看着队长，不言不语，仿佛要从队长那张脸上期待出什么来。到末了，队长把烟掐灭，将余剩的半截装进口袋，从烟雾里醒盹过来，在我面前认真地看了一会儿，说：“今儿夜你和我一道去支书家一趟……先当大队秘书，再入个党，当支部委员，等你成了大队支部书记……咱村日子就他奶奶好过啦！”

我和队长一道去见支书。

没有月光，地上依然一片亮色。

这是隆冬季节，穿沟风像牛皮鞭梢样抽来抽去。村子里极静，皂角树的枝条在夜里甩出很亮的声响。零星的几窗灯光如同几块铺展开的黄绸在村街的雪上浮着。从队长三叔家出来，我俩刚到胡同口，就见在一窗黄光下，有一个老人不断地举一把镰刀，一下一下地朝着脚下砍去。随着老人镰刀的起落，那空洞、无力的声音，便在村里徐缓地回荡。雪光里，那身影和声响扭在一块，使人心里怵疑。

“谁？”

“你九爷。”

“干啥？”

“迷信。”

队长三叔告我说，我去洛阳打临时工时，九爷的独生孙子死了九天后，独生儿子也死了。又九天后，九爷做了一个梦，梦中说九爷家九日双丧，是因为老皂角树最大的一条树根正从九爷家上房后墙下通入正屋，这叫引灾入室。因为皂角熟时，都是镰刀收割，所以那梦就让九爷每月的初九、十九、二十九，用镰刀砍半个时辰的皂角树根，什么时间把那树根砍断了，九爷家就什么时间时来运转了。

队长说九爷已经这样砍了半年多，劝了也不听，非砍不可。说什么时来运转，瑶沟村要能出个县长或大队支书什么的，就全村都时来运转了！

我无言，胸里像一间百年不通风光的死房子，闷得气都无法通流。我们从九爷身边走过，果然见村口老皂角树的一条树根，约有水桶粗细，在地面蜿蜒爬着，到九爷家上房的后墙下，突然一拐一扎，从根基下进了九爷家。九爷是村里最上岁数的老人了，八十二岁。他在地上挖了一个坑，让树根悬出来，就像悬着的一架独木老桥。他骑在那条树根上，朝着金黄的树根一下接一下地拼力砍着，木屑不断飞起落下，像火星一般在雪光中一闪不见了。三叔到九爷身边站下，木木呆了一阵。

“别砍了。”队长说。

九爷没有扭头，“半个时辰还不到……”

“等连科成了支书你家就有好命啦！”队长这样说着，我们就又朝前走去。离开村子好远，还能听见九爷砍树根的声音。我心里有些发慌，想到一个大队秘书，竟让三叔和村人们这样起敬，不免对当了秘书和不当秘书都产生后怕。远处麦地的雪光，像一道玻璃似的照着我们。我踩着队长身后的身影，像走在夜间的独木桥上。脚下脆脆的破雪声，和着九爷的砍树根声，一道儿在夜里回响，又一道儿在夜里消失。

我说：“三叔，非当秘书不可？”

三叔说：“咱十八队解放前没地主，解放后没党员，再不能不出一个大队干部了。”

我说：“怕……不行！”

三叔说：“支书看上了你。”

我问：“见面……咋说？”

三叔道：“进门你别叫支书，好像他和你姨家挂着一丝亲戚。一见面你先叫他一声姨夫就啥也别管了。”

队长三叔向我交代了一路，又领我到镇街上买了包二毛六分钱一盒的“黄金叶”牌香烟，就从供销社后一拐，到了支书家。支书家是户深宅，上房、厢房都是瓦屋。我们在大门口敲了半晌门，支书媳妇才出来开了大门，说支书洗头感冒了，在屋里躺着。进屋去，果然就见支书窝在被子里，床下生一炉炭火，屋里散着烘烘暖气；床头桌上，摆了一包药片，一碗细白的鸡蛋汤面条。队长一到床前，先问了支书的病，就又把我让到前面，说连科回来啦。

我忙不迭儿叫了一声姨夫。

支书怔一下，问：“听说你毛笔字写得不错？”

“不太好……”我说。

队长往前靠了半步：“过年时村里的对子全是他写的。”

支书翻了一下身子，“南街四队星光的笔下有些文才……想在你们这几个高中生里选个大队秘书。”

支书说的星光姓李，是我同班同学。我知道李星光语文学得不错，当秘书不比我差。看支书说话的神气，似乎在星光和我之间，支书选了李星光。然队长三叔却还是要坚持着把我死往支书的心里推。

“连科在校时，作文还被老师当过样板哩！”

支书坐起来。

“我看了，星光也有一笔好字。”

队长把火盆往支书面前端了端。

“比起来……还是连科这娃人好些……”

“支部今儿开会已经定了……”

“谁？”

“星光。”

我心里一下冷起来，就像猛然吞了一块冰砖。队长三叔似乎十分惊讶，他木然地站着，脸上结着一层灰气，过了好一会儿，又淡淡地问：

“定死了？”

“支部研究的。”

“我想着……瑶沟离田湖远，你们让连科当秘书，来回捎个口信，替支部传个通知……也比亲自派人跑着便当……”

支书吃了桌上的药片。

“秘书……又不是啥好的角儿！”

我想走，可队长站着不动。这时候，支书家院里响起了撕纸扯草和老母猪哼叫声，又响起了支书媳妇打猪骂猪声。似乎老母猪挨了打，又回头咬了人。支书媳妇在院里尖叫一声，就回身跑进屋里，嚷着说老母猪要下崽了，窝里没草，在院里到处咬扯，得有个人照看一夜才成。支书看了一眼媳妇，说妈的往日闲人扯旗放炮，打不断腿，今夜偏一个也没。听了这话，我看队长三叔眼睛亮一下，过来推我一把，“出去找一捆稻草扛来。”说着，又回过头去看看支书，“今夜我和连科在这守一夜，你们睡觉就是了。”

支书媳妇说那咋能行。三叔说有啥儿不行，快去吧连科。

从支书家出来，我心里又苦又涩。天空依旧儿没有星月，雪光朦朦胧胧如泼在地面的肥皂水。为了已经当不了的秘书，今夜儿我和三叔要给支书家的母猪做一夜的接生婆娘，这就像为了从支书门口走过，就必须从支书的胯下爬过一样。不知道队长三叔为何要这样，三叔往日那铁硬的腰骨呢？难道不做大队秘书我一生就没了前途？瑶沟村就永远低人一头？风在镇街上吹着，房檐下偶尔丢落的冰凌条儿像敲打着的钢管，声音清脆、寒心。街面上如坟地一般静寂。我默默地走着，脚步声在街道上响来响去，仿佛是从台阶上跌下的水。自然，我不能给人说我要做支书家母猪的接生婆。我只能回自己家里去扛草。当我扛着稻草回来时，支书已经睡着了。他媳妇也已睡着了。院里很静。100瓦的大灯泡在猪圈照着，地上流着光亮。队长不知从哪弄来一捆玉蜀黍秆，捞窝的母猪正一嘴一嘴往猪棚里噙拱。队长蹲在一边，就像蹲着看戏一样，目光跟着母猪来回晃动。

我把稻草扔在猪圈外。

“三叔……我怕当不了秘书啦……”

队长抬起头，拿目光盯着我，脸上有些微微的发青。过了好一阵，才粗哑、低沉地说：“连科，十八队就出你一个高中生，你要设法当秘书，要想着做党员、当支书，想着有一天把田湖大队的大印握起来，管着几千口子人。不说给咱瑶沟带多少福，至少每年的返销粮不比外队的少，浇地时要让咱队浇完再把水给让出去……”队长这样说的时候，眼睛一眨不眨，就像在黑夜里从我身上找到了一点亮光。然那亮光我自己还没有看见，却已在他的面前照出了希望。我不知道队长说的大业能不能实现，这一生我能不能入党，能不能当支书，能不能像今天的支书一样管着大队几千口子人，可我感到心里的焦柴是被队长点燃了，血也渐渐热起来。我默不做声，和队长并肩蹲下来，看着支书家的母猪过家家一般从我们面前来一趟、去一趟……

终于，圈外稻草被母猪噙完了，它开始在那草堆上兜着圈儿卧下来，哼哼的声音均匀悠长地在院里响动着，样子显得很舒适。这已是半夜，也许是下半夜。天气寒得人心哆嗦，似乎血都冻凝了。队长用稻草生了一堆火，驱驱寒气。我盯着母猪，它一动不动，仿佛是睡着了，脏污的眼皮耷拉着，把凸暴的眼珠遮去了。

很静。静了很长的时间，我有些瞌睡，却突然听见母猪半苦半乐地哼起来。当我睁开眼，就见草堆上有了一条熟萝卜似的红肉。

这便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的分娩。

支书家母猪不是第一次做娘，它下崽就如母鸡下蛋一样简单。队长帮它张罗着，到天将亮时分，红鲜鲜的小猪崽就都在娘的肚下拱动寻奶了。这时候，天冷得惊奇，抬头看时，雪雾蒙蒙在头上凝着，仿佛一块巨大的冰块扣在头顶。母猪生完了，肚子瘪下来，躺在草堆上像生了双胎娃儿的女人，显得安详而又骄傲。我站在那大群粉嘟嘟的猪崽前，点了一遍数，整十个。

我问：“眼下猪娃儿啥价？”

队长不看我，把目光搁在那群小猪上，说：“你算一下，一个猪娃二十五斤，一斤一块二，十个猪娃能卖多少钱。”

我算了，“统共能卖三百多块钱。”

“多少？”

“三百多！”

“奶奶……”

队长的身子动一下，再看那群猪儿时，却不是原来的柔和眼神了。他坐在母猪身边，用手端着下巴，双眼凸暴着不动，从眼光里射出两股凶气。我见过队长这眼神，那年打他媳妇，也是这样盯了半天，冷丁儿一脚上去，就把媳妇怀里的孩子踢掉了。我不知道队长这阵为啥儿要这样，有些心怕，就在边上轻轻叫了声三叔。

“你去灶房看有没有猪食。”队长没有扭头说。

我去了。

灶房没有现成的猪食，可当我从灶房回来时，却惊奇地发现，那十只小猪死了四只。每只死猪的脖子上，都箍着一圈青色，身上也渐渐变成棕紫色。队长把那四只死猪一只一只提着放到猪圈一边，回过身时见我站在他身后，就笑笑，“刚压死。”话毕，他并不管我信与不信，就径直走到支书的睡屋窗下去。

“支书……支书……生完啦！”

“多少？”

“有四只死猪，怕是产前猪肚太大，在地上拖的……”

“妈的！这猪窝窝有死的……活的呢？”

“还有六只。这六只都好……麦麸子在哪？得给母猪烧些食。”

后边，支书的媳妇接腔说了几句。队长就从窗下回话，让我拿个铁锨，在一棵小树边上挖了一个坑，把四只死猪丢下埋了。

这当儿，支书披个军大衣到了猪圈旁。队长抬头看看透亮的天空，搓搓冻木的双手，“该回家敲钟上工了……”

支书也抬头看看天，“该敲钟了？”

“哎……支书。你看连科已经特意从洛阳回来了，当秘书的事情……他是聪明娃儿，知道谁近谁远……”

支书默过一阵，过去用手摸了摸那六只小猪，回过身来问我：“想在大队干？”

我身上打了一个喜颤，“我想跟着姨夫你……跑跑腿。”

“回去吧，下月初一你来大队和老秘书交接交接。”

全村都知道我要当大队秘书了，每天家里都是不绝的道贺乡亲。爹、娘为儿子能有这丁点儿出息，把明年春天的黄豆种子也给村人们炒吃了。这天夜里，也算风清月高，几天间雪都融融化尽，村里有了黄爽道路，月光一照，像黄布条儿在村中缠着。各家的院子里，都波荡着月色，如一方土池中盛着的一池清水。屋子呢，都烤着玉蜀黍芯儿火，剥着冬存的玉蜀黍穗儿。我家里，集聚了伯们、叔们、娘们、婶们。有的坐在床上，有的围着火盆，有的在哗哗剥着玉蜀黍，天南海北，云天雾地，直扯到半夜方尽。到末了，家里只剩下姐们、爹娘和我，娘就把乡人们吃剩的炒豆端来，一家人围着火烬坐下，爹将娘的膏纺车油瓶中的麻油倒扣在空中，半晌滴出两滴，拌了一撮芝麻叶子吸着，脸上生出了不曾有过的光亮。

娘说：“你把烟给断了吧！”

爹说：“我一辈子没别的喜爱……就吸烟。”

二姐说：“吸吧爹，我还有八毛钱，明儿去给你称半斤烟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