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多病的大姐从床上慢慢走下，挤到火前，痴痴地望我半晌，轻轻拉起我的手，搓了一下，又搓了一下，就像触摸新生奶娃的嫩脸。末了，她就含着泪道：“你出息了弟……爹娘日后都靠你享福啦……”

我感到很渺茫，就像一盏灯光在河的对岸，村人们和家人都指望我能把那灯提过来，永远挂在村头、挂在我的家里。可是，这河那么宽，水又那么急，我能把灯笼提来吗？提来了又有多少光亮呢？毕竟才是大队支书的一个秘书，一个给支书和革委会主任沏水、扫地、跑腿的角儿，我能给家里和队里带来些什么呢？

“都想得太远啦……”我说。

爹说：“要紧的是眼勤腿勤少说话，让支部的人都能瞧得起。”

娘说：“要紧的是快把媳妇订下来……今儿他三奶奶、七娘和九婶都来给连科提亲啦。”

我脸一红，觉得突然，就把脖子一梗，“不订，我才十八。”

二位姐姐也说：“等他再出息一点不迟。”爹想了想，就以父亲的姿态，很武断地道：“十八该订了。订不订由我和你娘商量决断，你们谁都别参言！”

于是，一家人沉默下来，闷闷坐了很久，就都散去歇息。我从上房出来，一股冷气掀了我的衣襟，不觉打个寒战，听见村头大皂角树下有“嘣——嘣——”的砍木声，就像和尚敲打木鱼一般清脆、寂寥。那声音从树下的地面传来，仿佛还带着冬夜的寒冷和冻土的坚硬，在村街的房檐下颤颤滚动，回响一阵，又升向高空，拖着月光，朝远处散去，在耙耧山上消失。我想起了初九、十九、二十九都要砍半个时辰老树根的九爷。我仿佛看见了九爷那张钝了的月镰，仿佛看见九爷那张愁苦一生的皱脸，仿佛听见九爷那八十二岁老人在寒冬中的喘息，仿佛看见了如九爷老腰一样弯曲、贫瘦、苍黄、无力的漫漫人生……我站在院子里，望着天空，就像这几天常在村前田野上盯苍茫天宇的痴狗一样，一动不动……

二姐从屋里出来了。

“弟……实在些，就订婚吧！”

“我真的不想订。”

“爹娘说得对，趁女方都找到门上来，可以少花一些钱。要不……爹说不趁着当搬运工带回的八十块钱，过些日子就得把房后正长的桐树卖掉哩！”

转身望着姐，我不好再说什么。这时候，大门外传来了咚咚的脚步声。是队长三叔不知从哪回来了，到我家门口，他停住脚步，突然对着院里唤：“连科——没睡吧？我去支书家里了！操他娘的！支书家里的猪娃又死了一个，又少卖二十多块钱。你明天抽空去给支书家猪圈垫土……奶奶的支书，家里有多少干不完的活……”

我打开大门，叫着三叔。队长已经说着话高高兴兴远去了。

来日，我去支书家垫了一晌猪圈。中午回来，发现家里转眼间变得格外洁净。院子被二姐扫得连根草棒也没有。房檐下的锄头、镢头、钉耙啥儿的，爹都给擦得锃光发亮，一行儿队伍似的整整齐齐靠着。屋里桌上铺了塑料纸，摆了两个借来的暖水瓶；床上哩，全是新床单、新被子，铺盖得光亮平展。娘从屋里到灶房，从灶房到屋里，忙不迭儿，慌得什么似的。

我问娘：“干啥？”

娘说：“你七婶介绍个姑娘，一会儿就来。”

我说：“来就来呗……也用不着借东讨西地摆。”

娘狠瞪我一眼：“人家爹是大队干部哩，家里条件好……你也快去换套衣服吧！”

说话间，大姐就去村里给我借了套退伍兵的军装，回来逼我穿了，还拿出一块三十元买的“钟山”牌手表，问我戴吗？我说不戴。大姐说不戴也好，戴了反被人家看出是借的。

就这么，一切都借装收拾停当，二姐和七婶一道，就领着姑娘进来了。

说实在，姑娘不错，是邻村大队人，叫玉玲，个头、五官、皮肤、衣着，看了都叫人觉得十分可心。而且人又落落大方，一进门就对我娘叫了一声娘，对大姐叫了一声大姐，张口合口都爹长伯短地问。娘的衣服上有了土灰，她还上去拍了拍，说娘呀，我去帮你烧饭吧。自然，七婶已经把我的情况介绍了，她一入屋，就知道我是连科。可是二姐还要介绍一番说：

“这就是连科。玉玲妹，他可不如你，人老实，配不上你。”

玉玲瞟我一眼，笑笑，“你说哪了二姐，我才老实哩。”

我感到难堪得就如走路撞到了陌生的姑娘身上去，头也不敢抬，死死的低下去。七婶见我总是盯着两只脚，就给二姐挤了一下眼，二姐就进灶房端饭了。

中午是鸡蛋捞面条，娘先给玉玲和七婶各捞了一碗，才接着又给我和姐捞。爹不知哪去了，说见了玉玲没有衣服穿，怕她嫌弃，就出去串门了。这时候，赶巧队长三叔走进来，站在院里大声嚷：“哎——听说连科要相对象了，这事咋不跟我说一声？连科是咱村里的连科，这么大的事，也不让队长知道一下子。”

娘急了，出来对着队长朝上房指了指。

队长径直朝上房走进去。

娘在队长身后跺了一下脚。玉玲给队长递个凳，二姐忙把搅好的面条端上去。

队长端过面条吃着，把眼光搁在玉玲身上。

“你姓啥？”

“乔。”

“看你有十八九岁？”

“叔……我十七。”

“找连科算你有眼力，他马上就当大队秘书啦。支书还想培养他明年入党哩……”

“听七婶说过。”

“一入党就有大前途，你爹是民兵营长吧？我们支书很瞧起连科，叫他当秘书，主要是想培养一个接班人……”队长说着瞧瞧我，哗哗咽下几口面条，接着道：“我们村生活水平也不低，家家缸里都有陈年小麦，连科家还有三年前的陈粮哩……你们村咋样？”

玉玲惊异地盯着队长看：“我们村有讨饭的。”

“我们村没有，连返销粮都没吃过，嫁到我们瑶沟算你享了天福。”队长三叔极认真地胡扯着，吃完碗里的面条，转身进灶房送碗，后就再也没有进屋。

瞅着走了的队长后影，玉玲眼睛睁得很大。

饭后，七婶和二姐也都走了出去。

屋里只剩我和玉玲。

“没想到……你们村这样富。”

“不富。”我说，“穷得很。”

“不是说家家有陈粮？”

“哪年不吃返销粮，哪年就会饿死人。”

她怔着，“队长的话……”

“假的。”

“不过你们家……好像家境不错。”

我说：“也是假的。桌上水瓶是借的，床上被子是借的，中午吃的白面也是借的，连我身上穿的衣裳都是借的。”

她不再言语，紧眼盯着我，如同看一只饿疯了向她寻食的猴子，早先脸上的光彩没有了，红润的脸色些微地泛白，眼光变得有些茫然起来。这时候，屋子里很闷，我们都如坐在地窖里。我知道她感到失望。我替她难受。

“你嫁到瑶沟村不好……”

她说：“我知道。”

“那就……拉倒吧。”

“拉倒？”

“权当咱从来没有见过面。”

“你不同意？”

“我无所谓。”

“可我没嫌弃你们村。”

“我们家穷得过年都吃不起白面饺子。”

“富户也得从穷路上走过。”

“话是如此……走不过来呢？”

“不会的……”

“会的。我们十八队连一户买起缝纫机的家庭都没有。”

“要是这样，”她想了想，“就相互帮着在穷日子的路上走。”

……

我说：“你看上了我哪？”

她说：“你人有出息。”

这天，我正式订了婚。

返销粮下来了。

村里自有了吃“返粮”的历史，就是平均主义，按人头下分。七百斤返销粮，每人可得二斤半，又全是小麦，临近的大年就能将就过去。这是集日，太阳一早就浮在天空，像是一个火红的气球在天上悠悠飘动。村野上温暖而又舒适，渗透着懒洋洋的气息。一早来赶集的乡下人，都沿着岭路，从瑶沟村头走过，不时朝安静的村落张望一眼。他们肩上大都搭着布袋，或挑着篮子，不消说，是要到镇上粮店购买返销粮的。

田湖大队今儿统一发粮本。队长罢了早饭，就去了大队部，并通知村人今儿不出工，让村人赶集购粮。好多伯们、叔们，都提着袋子、挎着篮子在村头静候，只要队长回来，一声招呼，就往粮店开去。可是队长到半晌、到中午却还不曾回来，人们等得心慌。村头的劳力越聚越多，有的蹲着走石子棋，有的闷闷吸烟，有的家来了女人，就不断张嘴叫唤。末了，就都一道去大队找了队长。

我挟着麻袋，和众人一道去了。

队长正在大队部和支书吵架。所有的生产队长都在大队院里闲蹲静等。支书卡腰站在大队会计门口，指着队长的鼻尖道：“看看吧，十八个生产队长，谁像你斤斤计较！”

队长手里提着一条麻布袋儿，脖子青筋突暴，双脚跺得山响，“吃亏的事情不能总是我们十八队！”

“你们吃了多少亏？”

“这样就多扣我们三十斤。”

“三十斤小麦你也拾进眼？”

“妈的，三十斤小麦过年就能有五户人家吃上白面饺子啦！”

“支部已经这样定了。”

“定了也不行！除非我不再当队长……”

“不当就算啦！”

“妈的，你以为我真的想当啊！”队长三叔把肩上口袋往脚下一摔，一步跨上去踩着，大声地吼，“我他妈的当队长这几年，十八队的社员吃不饱肚子，穿不暖身子，一村人供不起一个高中生，去年大年下七户人没吃上白面饺子，也没吃上返销粮；今年十月节，全村没一家蒸馍的。今年的返销粮又平白比外队少吃三百斤……三百斤呀，一人就能分上一斤半，咬咬牙，我替全村人忍了；今儿一个队又扣掉七十斤，妈的为啥要扣我们十八队一百斤；你说吧支书，为啥要多扣我们三十斤……奶奶，我当队长不能让全村社员多吃返销粮，反而次次都少吃，我这队长还有他妈啥干头！还咋样能对起十八队的社员们……不干啦！老子真的不干啦！”

这样，骂完说完，队长往地上吐了一口痰，不看支书，不看同行队长，也不看我们一道拥进的社员，弯腰捡起麻袋朝肩上一搭，转身就朝大队部门外走。

支书青着脸，“十八队队长——你回来！”

队长钉住，不回头。

支书朝前走几步。

“是真的撂挑不干啦？”

“只要你这样扣我们的返销粮……”

“返销粮是扣定了，除非你们队能找到讨饭户。”

不再多言，队长跨出了大队部。

支书的脸色由青转白，嘴角微微地哆嗦。他没想到我们队长敢这样。田湖大队的几十个正副小队长还没人对他支书这样过。他盯着消失在门外的队长，戳在大队部院里半晌没动，就仿佛栽在那里的一段枯木桩。我，我们十八队来领粮的社员们，全都呆愣一阵，木然地转过身子，提着布袋或挑着篮子，默默走出了大队部。

事情闹大了。

回到村里，社员们都到队长家，静默悄息地找地场坐下。这已是晌午饭时，太阳吊在正顶，村子里是铜黄颜色。牲畜满街跑着找食，猪、狗都瘪着肚子在门口看自家主人。队长坐在院里的青石上，脸一直死成一块铁板，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门外。沿队长目光望去，正可通过几株桐树望到村前那片五角麦田。麦田的青苗已经散叶，田地里呈出半绿半黄，如同头上的天空一样。在那黄绿中央，坐着那条没了主人的痴狗，它依然后腿卧地，前腿直立，抬头仰视天空。也许它的双目正盯着午阳，也许它盯的是无边的天宇，也许它什么也没看见。它那痴呆模样，如黄绿中的一滴黑色。我站在队长身后。我不知道队长为什么死盯那狗不动。我很想走到五角麦田，去看清那只狗，弄明白那狗为什么总在那里盯着天空……

全村的男社员大都在队长家陪队长默坐，仿佛这样能替队长解解愁闷。这里很少有人比队长岁数大，也少有人比队长高辈。只有村后住的七伯，他比队长大半岁。人们都这样闷着，都期望七伯能首先开口劝队长几句。

七伯在队长身后吸够了烟，把凳子朝队长边上移移，装一袋递给队长：“关东烟叶。”

队长没接，也没回头。

七伯说：“忍为贵。”

队长依然盯着那狗痴呆。

“从解放到现在，咱瑶沟没有党员，没有干部，可也没有‘四类分子’，日月还算平稳。想开点，一忍百了……”七伯说着，把烟袋抽回自己吸了。“讹咱几亩地、断咱几次水，多扣咱几百斤返销粮……别怪支部不公平，自古就是小二做官，邻居有福，谁让咱十八队不出一个人物头？忍吧……几十年都忍了。不定过上几年，连科真还闹个革委会主任或支书啥儿的，不是就该咱瑶沟人抬头过日子了？”

村人们抬头望着我，那眼神如黑夜瞧灯。

我有些心慌，感到肩上似乎被人用力朝下摁了一下。

队长的目光依旧不动。远处五角麦田的痴狗仍那个姿态凝视着天空和太阳。院落里的铜亮开始变白，透出一层锡色，愈加温暖起来。队长媳妇在灶房小心地说了声饭烧中啦。村人都不接腔。这时候，五角麦田的黑狗似乎头仰累了，就像被太阳晒软的草叶一样，缓缓耷拉下头，慢慢站起，转身徐徐朝远处走去，步子极为细碎，仿佛久病一般无力。

队长一直盯着那狗，到那狗在日光中融融化为光色，消失在锡亮的阳光里，才眨了一下眼睛，用牙齿刮刮风干的嘴唇，极深情地望着我，像刚才望着麦田的痴狗一样。过了一刻，他又把目光移到七伯身上。

“你去吧七哥。”队长无奈地说，“到支书家替我道个歉，说我他娘的后悔了……说扣多少返销粮都成……千万别让他支书生气，千万别为这连累了连科当秘书的事……”

“咋样？”

“更他妈的糟啦。支书说为了树立大队一班人的威信，要扣咱们一百斤返销粮。”

“多少？”

“一百。”

“操他八辈子！看他支书能当一辈子支书吗？有一天我们十八队出了人物……奶奶。连科的事没提起？”

“提了。支书说比较起来还是四队的星光好一些，仍打算让星光当秘书。”

七伯和支书家有些连七伯也道不明的亲戚。因为支书是田湖大队最显赫人物，七伯媳妇见了支书就叫表弟；所以，七伯也就总把自己当成支书的表哥。七伯从支书家回来，和队长说这番话是在村口大皂角树的牛车铁轮钟下。那时候，玉玲来了，我们家饭晚，出工的钟声已响过，我端着饭碗和村人男女集合在树下。听了支部又扣队里一百斤返销粮，大家立马炸了情绪，老少都在树下海骂，恨不得立刻就去把支书家老坟掘开。想想，平均每队一千斤返销粮，平白就扣了我们十八小队三百斤。三百斤小麦能盛满两个麻袋，这么大的数字，队长替社员们咬牙忍了；然去分粮时，因为上边扣减大队一千三百斤。这一千三百斤本该平均分到各队去，结果支部为了算账方便，却扣了我们一百斤，而只扣其余各队七十斤，无端又使十八小队吃了三十斤的亏。队长为此鸣了几句不平，又毫无根据地罚扣一百斤。这七扣八减，一千斤返销粮仅仅还有五百斤。如果是五百斤黄金也许无所谓，然却是五百斤小麦。再有月余就要过年，这五百斤小麦却是瑶沟村每人都要少吃几个白馍，少吃一碗水饺。庄户人家，过年没有黄金可以，没有面吃还算鸟儿大年？村人们围队长站着，听七伯说又扣了一百斤小麦，个个脸都白了，小伙子们跺脚骂娘，在队长周围急转，阵势似乎是只要队长招一下手，大伙就会冲到大队部或者支书家，闹个天翻地覆，改地换天，把支书和所有的大队干部家折腾得房倒屋塌似的。

“操！他支书也太欺咱十八小队了。”

“好歹咱十八小队的男人们都还活着呐！”

“奶奶的，咱去把支书家锅砸掉算啦！要饿死谁他妈的也别想填饱肚子。”

社员们骂着，就真的有人动了脚步，那阵势仿佛谁不动谁就不是瑶沟人，谁不骂谁就是十八小队的逆子。一时间皂角树下沸沸扬扬，如同一堆浓烟柴草，有火就燃。队长三叔原还一脸无血白色，怒得如被擒狮子，把拿在手里的敲钟铁棒转来转去，样子似乎如果支书或别的人物只要出现在面前，他就会将铁棒砸过去。可是这一会儿，他一看这阵势，却猛地把敲钟铁棒摔砸在地面，眼睛瞪得球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