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着二林来到了村头。这儿很静，在路边的一片小泡桐林里，淡淡残晖把景物都抹上了鹅绒黄的底色，几缕炊烟在村中摇着上升，仿佛是白绸在空中飘动。我盯着二林看了好一阵，问：“你不是到县法院工作了？”

二林顿一下，“我舅犯错误啦，我被开除了。”

一惊，我心里有一丝喜悦，“找我有事？”

他拿眼咬着我。

“想让你给我闪开一条道。”

我笑笑。

“你别儿戏二林，我又不是拦路狗。”

二林双唇闭着。

“你是！”

我用眼在他身上刮一遍。

“有话说吧。”

他用目光压着我的目光。

“话不瞒你连科，我想等大队改为村时当村长！”

我浑身微微一震。

“能当上？”

他冷笑。

“看你的了。”

我淡笑。

“你抬举我了。”

这当儿，余晖散尽，黄昏悄然落下，村里村外都是昏花白灰的颜色。归圈的鸡在路上咕咕叫着回村。远处山坡上，却还安然地挂着一群白羊。没有别的声息，也没别的人影，人世上似乎仅剩了我和二林。

“我当村长了，可以让你当村委副书记。”二林说。

我说：“我啥也不想当。”

他说：“不是实话。”

我说：“是实话，我就想种地。”

“别瞒我，”他说话很冷，“我知道支书想把红玲嫁给你。”

“那是支书自己想的。”

“你其实也想娶红玲。”

“你看出来了就好。”

“可我和你一样想娶她。”

“红玲长得并不好。”

“那是次要。”

“不是说谁想娶红玲红玲就会嫁给谁。”

“她听她爹的，支书要在咱们这几个高中生里选一个。”

“那就让他选。”

“我想让你闪开一条道，给支书说声这门亲事不合适。”

“可我觉得挺合适。”

“连科，咱俩没必要你争我夺。”

“那你就退让给我……”

“这么说你想和我争一争？”

“话不能这么说，我又不是讨不到媳妇的人。”

“可事情就这样！”

“那就都听天由命吧！”

我们都不再说话，彼此望着，一人手扶一棵小树。麻雀一群一群从田地飞回，落到头顶的树枝上。有一粒麻雀屎落在我的胳膊上，我没有去擦。又有一粒麻雀屎，从他的鼻尖滑下，滴在他的鞋尖，像一截软面条在那挂着，他看见了也一样没去擦。

我们就那么彼此望着。

我说：“该吃饭了。”

他说：“将来无论谁成人物都不能忘了我们是同学。”

我说：“村长那么好当？”

他说：“看透了就不难。”

我说：“要靠社员们选呐！”

他说：“主要靠培养。”

我说：“吃饭吧！”

他说：“吃饭吧。”

我们一块上了道，把胳膊和鞋上的鸟屎擦净，彼此很平静地望了一眼。

“到我家吃吧二林，有烙馍。”

“我家也有。”他说，“连科，既然你不让道，这段日子我哪儿得罪了你，就请你宽谅。”

“都宽谅吧。”我说着，很和善地笑了笑。

他也很和善地笑笑，就转身朝镇上走去。这时候，天已黑下，像黑纱罩着世界，二林的身影一会儿就被黑纱裹没了。

我一夜未睡。

屋里的灯光像落日一般昏黄而又柔静，照着厢房东屋的角角落落。剥落的墙壁不时有泥片、灰土悄悄地落下。房顶上的椽子，被虫蛀出的粉面像日光中尘灰星儿似的在灯光中打着旋儿飘下，发出听不见的声音。我想这房应该翻修了，再盖就必须要盖青砖青瓦不见土的洋屋，而爹的一生已经耗尽了气力，起屋的事也推不掉地落到了我的头上。要起新屋，我以为我有一天准能盖起和支书家一样的新瓦屋！

有一只蜘蛛，在墙角结网，前半夜那儿只还有几丝亮线，到了下半夜，不觉中我抬头一望，一盘蛛网都已结成，一道道，一圈圈，像一个筛子底儿。那只蜘蛛劳累了一夜，眼下似乎长大了许多，如一粒早落的棉蕾在网心悠然地卧着，睡得安闲舒适。

我想这个月和红玲的婚事确定下来，明年一定要把新屋盖起。尽管眼下还没有一木一瓦，我以为房子准能盖起来。

人只要想去做事，那事情就准定能成。

极怪，我一夜未睡，却很少想到红玲和二林，而是想了一夜房子。

早上推开屋门时，太阳已经高悬，像剪得极细腻的花圈顶上扎着的一圆金纸在村头挂着，黄亮亮的光泽洒在山坡上、土崖上、村房上、树木上、街道上。我家的院落里里外外扫得光光滑滑，游动着早日的亮色，仿佛土墙、草屋、柴棒上都闪着透明的泽光。

爹和队长三叔在院落中立着，听见门声，都转过头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漂着一样的难色，浅淡的红黄。不消说，有啥事情堆到了他们面前，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不然队长三叔是不会这副模样儿。

我知礼达节地叫了声三叔。

三叔问：“二林找过你？”

我说：“找过。”

三叔说：“他家昨夜儿托人去支书家提亲了。”

我一愣，在心里狠骂了句二林。

“支书答应了？”

“支书说过几天回个死话。”

“我们咋办？”

“支书那里还是倾向你，支书媳妇那儿有些不通。”

“让后村五婶去说说，她不是和支书媳妇娘家一个村。”

“一早去过了，那媳妇不松口，嫌你家穷。”

这样，我就和队长三叔与爹一道陷进沉默里，在院中央站着，仿佛是站在一眼井里般气闷。

爹和三叔开始吸烟，吐出的白烟在太阳光中闪着丝线的光亮。娘在灶房忙出忙进。

一会儿，大姐突然从灶房出来，说三叔，何不让五婶回娘家一趟，找到支书媳妇的娘。她不听支书的话，总不该不听她八十几岁老娘的话吧。

队长想想，说：“试试吧，操他八辈子，没想到堂堂支书还当不了媳妇的家。”

五婶被叫来了。我给五婶端过一张凳。

说明了情况，五婶说难办，大老远的路。

队长说用自行车送你。

五婶说怕讲不通情，白跑一趟。

“你说吧去不去，”队长三叔有些生气，把烟灰立时磕在地上，起身煞煞腰带，“别以为分田到户了，我就管不到你了老五媳妇。跟你说，明年责任田还要调整，我说给你们家调好地就调好地，说调孬地就调孬地！”

五婶胆怯地瞟一眼队长，“连科……非娶她家红玲？”

队长说：“你只说去不去，别问那么多。”

五婶说：“我去也是看在连科侄儿的面子上……”

“你只要想法儿说服了支书媳妇。”队长道，“明年调地我当家多给你们家分一亩！”

五婶眼睛亮一下，“我试试。”

就这样，我去备了自行车，买了礼品，由姐骑着带五婶一早上了路。

如今再想那场婚事，真同一场婚姻大战一般。天暮黑时姐和五婶回来，说支书媳妇娘家那头，对我是一百个赞成。当下，五婶水不打牙，就去了支书家，告诉支书媳妇说，她八十老母生病了，让她连夜回娘家一趟。

支书媳妇回了娘家。

支书媳妇从娘家回来说，女儿的婚姻大事，万万马虎不得，得一家人坐下商量商量再定。

一商量过去了七天。

这七天里，瑶沟人的心都悬在这桩婚事上，队长、五婶不时往支书家跑坐，我和爹把支书家秋地翻了一大半，然事情仍无定音。整个村落，直到了那天傍黑，方知船是弯在哪儿。

我去给支书家帮种了一天小麦，回来一到家，就见我的同学社社坐在我家。他一见我，就从凳上立起，很用力地说：“连科，到外面吧，我给你商量个事。”

我们一块走出树林，上了路道，把胳膊和皮鞋上的鸟屎擦净，彼此很平静地望了一眼，他就转身朝镇上走去。这时候，没星没月，天已彻底脱开黄昏，进入了正夜，像被黑布罩了一般，社社走了几步，身影就淹没在了黑夜里。

景况其实很不好。支书媳妇是社社表姨；二林舅法院院长不当了，倒了骆驼不散架，听说昨儿天他还去支书家吃了一顿饭。队长三叔吃过早饭去了支书家，再提起红玲的婚事，支书的喉腔变调了。

“孩娃的事，最末还得由孩娃当家。”

这是推辞，不消说的。

我急。

队长也急。

从支书家回来，队长说我娘：“破费点钱，准备一桌饭菜！”

太阳当空时，饭菜准备好了。我家屋中央摆了一张八仙桌，姐和娘的手艺就摆在桌上：葱炒鸡蛋、青椒肉丝、红椒豆腐、凉拌番茄、凉拌黄瓜、炖肥肉、拌猪耳朵，七七八八，十几个菜旋了一桌。两瓶杜康酒立在桌子两边。

队长三叔和爹说了几句，就出了我家。一转眼回来，身后就牵了六伯、七叔、八爷、老五哥等六七个。他们都是村里的人物，往年队里有了难事，队长就把他们拉去商量，有了上好主意，就给他们每人名下记上十分工。眼下，不时行工分了，有了难事依然还要找他们。这些叔们、伯们、哥们围桌坐下，队长让我开瓶给每人满满斟了一杯，放在各自面前。

队长三叔首先端杯站起，环视了周围的人们说：“操他祖宗八辈，你们说吧，愿不愿咱们瑶沟村出个人物……眼下他妈的地分了，各家日子好过了，都想自己门户的日子，不管瑶沟村的日子啦！跟你们说吧，我当了三十年生产队长，明白了世上事情三年河东一朝河西，村里没人物，瑶沟村永远甭想有比别人好的日子过——今儿把大家伙请来，就是问大家伙一句话：你们想不想让咱瑶沟村出人物！如果要想，大家就端起这杯酒；不想，就随他娘的便！”

队长好久没开过生产队的社员会了，好久没有这么激昂过了。他今儿说得很悲壮，一番话从嘴中抢出来，举杯的手在桌子中间微微地抖，酒一滴一滴洒落在热菜上，立刻又随蒸腾的热气挥发到半空中。

满屋青椒色的白酒味。

八爷首先站起来，端起酒杯碰在队长的杯子上，“我今年六十岁，六十年我看遍了大队几辈人的脸，经过了数不清的大小事情。一九四九年解放军打下田湖镇，分地主的浮财咱瑶沟少分十八条被子，一头半牛；一九五零年土地调整，咱瑶沟的地被大队强行要走二亩七；一九五二年全县大旱，大队有一条水渠，别的村都用那渠浇了地，却他奶奶的硬是没让咱们使用那渠水；一九五二年天下太平，咱村没吃啥亏，也没沾啥光；一九五三年乡盖乡公所，每个村摊派房梁砖瓦，从咱村多砍了三棵大榆树；一九五四年整修伊河滩，别的村只出十个劳力，可是硬让咱村出十五个劳力，咱们白白在河滩干了一冬天……一九五八年，吃共产主义大食堂，我到今儿还闹不清，全大队十八个生产队饿死九口人，有五口竟是咱瑶沟人，是咱村人不经饿？还是那十七个队多分饭食了？后来……文化大革命，娘的，咱村连个富裕中农都没有，斗地主富农，却硬逼咱村出一个批斗对象！再后来……你们都见了……我八爷不多说，瑶沟需不需出个人物头儿是明摆着的。一队有支书；二队有副支书；三队有民兵营长；四队有大队会计，不当家却管着大队的钢印；五队没大队干部，却出了个县干部；六队有三个教师，一个校长；七队没人物，出了个工人，却在化肥厂管过磅，哪年都给他们七队买几吨半价化肥；八、九、十队不用说了，就连地区、省城都有他们的队里人……我们十八队……屁都没有！”

八爷的这些话，如同背出来一般快溜，且似乎有了头，就没了尾。队长三叔举杯的手擎酸了，又换了一只手。六伯和七叔，似乎是被八爷的话说动了心，也似乎是觉得八爷话多了，他俩一块站起，“八爷，你别说啦！”这样截住八爷的话，就举杯撞在了队长和八爷的酒杯上。一时间，爹也随着站起，瑶沟村八个主事汉子都把杯子举在空中，相互环视对望。那一刻屋里奇静，洒落的酒滴啪啪作响，像冰雹粒摔在酒桌上。娘和姐是女人，我属晚辈，自然登不上酒桌，我们站在灶房门口，望着上房的景物，都仿佛被啥儿厉害吓着了，一声不作，木呆呆的，僵僵不动。

队长说：“喝掉！”

八个大酒杯同时擎得更高，又像水一样一饮而尽。

队长叫：“连科——来倒酒。”

我进去小心地从八爷开始，一杯杯倒上。

队长擦了嘴，“都说吧，咋办——支书对红玲和连科的婚事不那么放在心上啦。”

叔伯们彼此一言不发，脸都映着一层死色，木木地不拿筷子、不动酒杯，好像没有主意就决不吃喝似的。我想和红玲结婚，可看到大家为了我这样处于难境，心里不免就觉得，事情闹得过大了，看得过重了，似乎犯不上把叔们、伯们推到这种境地里。

“三叔，其实我不一定非要娶红玲……”

“你孩娃不懂厉害，”爹从我手中要过酒瓶，“出去吧，这有我，大人的事少参言。”

让我出去，二十岁了，还把我当成孩娃看，说大人的事情少参言……

突然，我冷丁儿开始瞧不起了爹，瞧不起队长三叔和八爷，瞧不起这一桌瑶沟主事的人。我莫名地觉摸到了他们的无能，觉摸到了爷辈、爹辈处世混人做事的拙笨；觉摸到了他们少分了二亩半地、一头半牛是活该，如果不少分了，那才是瑶沟的怪事。我觉摸到了，同在共产主义大食堂吃饭，人家十七个生产队只饿死了四口人，我们瑶沟一个队竟饿死了五口人……瑶沟人可怜！

我可怜叔们、伯们！

我可怜八爷和八爷上一辈的村人们！

我可怜我爹！

我仿佛看见，瑶沟人就如同又老又瘦的羊群，几条树枝编一个圈儿，就永远把他们关了进去。他们在那圈里跳。在那圈里叫，他们叫裂了嗓子，跳断了腿脚，却永远没能力走出那几枝编圈。

他们太羊了……

长大我不当工程师，不当科学家，也不当啥作家和诗人。我长大想当一名大队支部书记。当上支部书记就能让村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让村人干啥他们就得去干啥……

我长大一定当支书！

老师写的一句红字批语是：作文写得好。你一定会当上支书的！

姐说：“你为啥要迷在红玲身上？”

我说：“不知道。”

姐说：“不一定非和红玲订婚才成。”

我说：“没别的法儿。”

姐说：“你不是从心里喜欢她。”

我说：“我一辈子不会从心里喜欢她。”

姐说：“你娶了她也是害了她。”

我说：“社社、二林娶她也是害了她。”

姐说：“你要多想想你自己。”

我说：“这不是我的婚事，这是一个瑶沟村的婚事，这是十八小队二百多口人以后的日子！”

姐说：“你有点疯啦……”

我说：“没有。真疯了倒好……”

姐说：“你现在真疯了。”

我说：“真疯了我就不会这样啦。”

姐说：“你变得越来越不是你了。”

我说：“我二十周岁了姐。知道吧，我整整二十啦！”

二十岁的我，是谙熟了许多世事的连科。

从家里出来，上房的碰杯声叮叮当当，紧追我的脚跟。

我瞧不起这声音，和姐争吵几句，就走了出来，踏进了烦乱焦躁里。我想从烦和躁中挣出去，就无聊地沿着村街，漫无目标地走。村街上各家门口都有蹲着吃饭的人们。他们跟我说话，我就回上一句；他们不跟我说话，我就如同没看见他们一般。还有鸡子和狗，从我脚下蹭来蹭去，我先还不搭理它们，后来到村口上，踏上打麦场，有只芦花公鸡啄食啄到了我面前，我就冷丁儿飞起一脚，踢在了鸡的肚子上，一下把它挑撂到半空和树一般高。

鸡的肚子软热得如一个棉花包，脚踢上去，又柔软，又舒服，仿佛我整个人都躺到了热软的棉花堆儿上。看着我踢起的芦花公鸡像芦花一样在空中飘，翅膀乱七八糟地拍着，脱落的鸡毛一支支在空中旋着，随着落下的公鸡，船似的在日光中游动，映出紫色的亮光，直到鸡子落地跑走很远，毛还在飘游。我心里一时间就彻底轻松下来，如同烦乱踢了出去，被芦花公鸡带走了。

我看着芦花公鸡往村子中央跑，直到它那又响、又硬的叫声消失在我面前。

“是连科呀……”

我回过身来，见疯七爷端着饭碗站在我的身后，我才想起来我信步到了黄土崖下，到了麦场上的疯七爷门口。疯七爷在这秋天还单穿夏天的衫衣，扣儿一粒不扣，露出瘦嶙嶙的红肉。他一边吃饭，一边透过饭碗瞅着我的额门。

我叫了声：“七爷。”

七爷说：“连科，你的额门不是太宽。”我问：“不宽怎样？”他说：“没大的事情。”到末了，他就那么端详我一阵，直到把碗里饭吃完，要转身回去舀饭时，才有意无意地说：“这几天我每天都见红玲去后岔沟摘山芋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