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玲去后岔沟摘山芋肉。”七爷的这句话，像一根棒子，在我心里横着拌一下，后就突然翘起，一下打在了我心上。我的心一哆嗦，身子跟着一阵颤抖，接下慢慢平静，如同开了一道门。那门是我从一道关了我很久的黑屋中找到的，先缓缓地打开一条门缝，露出一道清亮清亮湖水一般的光，后来我突然哗一声把门敞开，太阳就又圆又大地挂在中天，到处铺着金银混合的光色，河流、房子、土道、山坡、沟壑、林地，七七八八的景和物，全都明亮地映在我眼前。

我终于看到了另外一方天地。

我感激七爷。我想给七爷一眼感激时，七爷已经走进了那将倒未倒的场房屋。

半晌时分，家里的酒桌散了。

娘和姐在收拾碗筷。

爹坐在屋门口悠然地抽烟。

我悠然地回到了家，立在爹面前。

“咋说？”

“倒是你八爷想了个法儿：让你七爷出山。”

“七爷？”

“你不知道吧？你七爷他爹原来是咱瑶沟村的老郎中。你七爷自小就跟着他爹学医。你七爷这辈子在外闯荡就靠是半个野医混饭吃。听说前几个月你七爷还在乡下治好了几个哑病娃。队长说支书家哑媳妇不是天生的，是害过一场病，病好了喉咙就哑了。只要你七爷把支书家哑媳妇的病治好，支书和他媳妇不会不感激，不会不把红玲嫁到瑶沟村。”

我很想笑爹，很想笑队长三叔和八爷们。可他们是我的长辈，是瑶沟村的头头脑脑，瑶沟村的事情都靠着他们去主持，我不能让他们看出我的不敬。

“哑媳妇的病……能治好？”

“队长去问你七爷了。”

“治好了要支书和他媳妇同意，红玲不同意咋办？”

“哑媳妇是她嫂子，红玲总得有点良心吧。”

我笑了，终于轻轻淡淡地笑了一下。那笑的模样我看不见，但我知道我的嘴角挂满了一串一串对爹和队长三叔们的瞧不起，挂满了一串一串对他们的嘲弄。

一切都得靠我自己。我想。

在来日罢了早饭时候，我说爹我下地了，就扛着铁锨上了耙耧山。我家在山上的地是在东梁。上山后我径直朝西梁走过去。

过去西梁就是七爷说的后岔沟。后岔沟中有很多野生的山芋肉树，浅紫浅红的小果子，如野酸枣似的零零星星挂在枝条上，摘下来一晒一制作，就是上好的补养中药。

红玲就是去那儿采药的，我也要到那儿去做我要做的情事。待我的情事一做完，娶红玲那些使村人想过朝朝暮暮的东西，就会如秋果一样挂在秋天的树上，伸手一摘就到手了，就成为实在了。

爬上耙耧山，太阳很清丽地在远方悬着，光线柔韧地射过来，像一条条绷直的丝线。不消说，天气很好，天空上白云淡淡，仿佛如透明细纱张在高远的头顶，水蓝色的天底，把那纱似的白云浮起来，又像飘着丝丝连连的羊毛。我爬上山坡的时候，景景物物都在白云、柔日下显得十分雅静，十分幽妙，十分动人。出沟的老鸹一群一群从我的头顶飞过去，影子凉阴阴的井水般从我脸上滑动着，“呱呱”的叫声哗哗啦啦从半空中雨一样落在山坡上。眼下，收过的秋地都已耕犁锨翻过了，新土被湿夜潮了一遍，显得被洗过一般洁净，远远看着，一块一块，如同飘落在荒坡上的崭新的红布。

我观赏着这些景物，心事歪歪地到了西山梁上，坐在了山脊的顶端，后岔沟就全裸进了我眼里。这天的后岔沟，在日光中是一种紫黄色。沟中的稀落树木和崖头的荆荆条条，在那紫黄中微微地摆动，晃得我眼睛发光。

红玲还没有来。

我把目光从后沟移开去，扭过头，就看见田湖镇五颜六色地坐落在山脚下，绿的树木，灰的房屋，红的学校和小工厂，青的河流，黑的沥青公路，把田湖镇错落涂抹成搅混了的色盘儿。就在这色盘儿中间，支书家的三层小楼直直地戳在中央，显得各家房屋、各条街道和街道上的大小摊点，都趴在地面被吓住了似的一动不动。在山顶，能看见大街上动着的人群，如雨前搬家的蚂蚁，一群一股地移动。在那移动的人群中，我依稀看清了支书缓缓地朝我走来，又缓缓地离我走去……

十二年前我八岁，那当儿我是个贼，黄瓜、番茄、豆子、小麦、红薯、柿子，七七八八的熟了我就偷。一季不偷，一季的日日夜夜心里不牢稳，总悬着如学业一样神圣的那么一件事。夏天的时候，西瓜熟了。一个镇就那么一块瓜地，在伊河边的沙地上，像蓝天碎下一块落在了那里一模样。我脱光衣服，从上游伊河进水，游到瓜地边，盯着瓜棚望一阵，就爬进了瓜地里。那天的沙地烫得我肚子起泡，为了不把肚子贴在沙地上，我就把屁股举起来，像举着两个又白又虚的大蒸馍。太阳火一般在我的屁股上烧着，西瓜如太阳般在我眼前照着。我朝最大的西瓜爬过去，身子一动一动，像一条饿瘪的小虫在瓜秧中穿来穿去。

我把最大的、边上插有记号做种子的西瓜摘掉了。我推着西瓜像推着一个车轮朝着伊河边上爬，可当我爬出瓜田的时候，我看见我面前站着一个人，他手里拿着一块还没吃完的西瓜，像拿着一牙红色的月亮。

“哪个队的？”

“十八队的。”

“娘的，又是你们十八队！”那个人骂着，一脚踢在我的肚子上，我就像一片树叶一样，往沙滩上飘落，他就举着我摘的那个西瓜去瓜棚了。

那人就是支书。

支书那时候每天都到伊河中洗个澡，吃个瓜，坐到天黑凉快时，从各队田头视察着回到镇子上。支书走到瓜田埂儿上，肩膀像一块门板一开一合，闪闪烁烁。我望着支书的肩膀，就像望着一座快要倒压在我身上的绝崖石壁，于是，我忙不迭儿把目光朝下移了移，看见了支书的鞋。

支书穿的是一双新做千层硬底儿布鞋，我就如记住了我的年龄样记住了那双鞋。

到田头当中时，支书又回头盯着我，“你说你们瑶沟村为啥尽出贼，不会出一个让人瞧起的人物来？”

我没有回支书啥话儿。支书也不等我回话就又朝瓜棚里走去了。我始终盯着支书的鞋。

回到家，我的肚子上有一个千层底的鞋印儿，青青的，像一片大极的椿树叶。全村的人都围着我的鞋印儿看。娘和姐在看着我的鞋印儿哭，爹在一边抽闷烟。

有人说：“奶奶的，找他去！”

队长三叔说：“是支书踢的，你找谁去？”

至今儿，支书踢的那一脚仍然有些疼。虽然过去了十二年。

红玲终于被我等来了，好像来晚了羞愧似的慌匆匆的。

她骑个自行车，车后夹个篮子，沿着沟底的土道，把车子骑到后岔沟口，一扎，拿着篮子朝后沟的土崖上爬过去。我在山梁上看着她，就像看着一只绵羊在崖壁上小心地一脚一脚移，到崖壁的半腰，那儿有了一片坦处，坦处上有几棵小树，她就在那树下不动了，把篮子挂在树枝上，双手在枝间抓来揪去。

我盯着红玲不动，心里火急火燎，在等待着一个时刻的到来。只要那个时刻一来，我就可以朝我发现的大门走过去，把门闩打开，敞开门扇。那时候，我所看到的太阳、村落、河流、山坡、镇子、街道啥儿的，就会朝我走近。红玲会哭着嫁给我。踢过我一脚的支书会成为我岳父。大队改为村了，支书退下了，我会成为村里的一个人物。全村四千二百多口人，大事小事都将去找问我咋办，而不是去问今天的支书。而这些，还刚刚是我的开始，我才二十岁，我不可能在田湖大队——田湖村干一辈子，我不可能在瑶沟村日日夜夜过光景，直到了死！往年，有多少乡干部都是从各大队干部中选拔的。我会在田湖村干得不错，会成为全县极出色的最年轻的村干部。然后，我会被选拔到公社去，成了正式的国家干部，再也不是农业户口了。也许，我会首先当两年公社团委书记，或是公社抓某一项工作的党委委员，再或是一上来就被任命为公社副书记，分工我具体抓工业或农业；一半年后，公社书记或乡长突然因某次车祸或啥儿案子，死了或被免掉了，我就成了乡长或书记，那时候，我二十五岁，最大二十七岁，是全县最年轻的乡长或乡党委书记，被送到啥儿党校学习两年，回来就留在县委了，日后就从县政府或者县委一级一级干上去，干上去……我不知道我到底会干到哪个位置上。七年前听说一个工人初中文化，三年之内从车间主任干到了副省长的位置上。我知道我不会那样儿，我没有那样的命，但我准定会给瑶沟村争得荣耀，整个儿田湖镇祖辈世代没出个如我一般的人物。我在田湖镇、我在田湖公社、我在瑶沟村……独一无二。也许还会留下一块纪念碑……

我的头有些儿晕。

太阳温温暖暖抚摸着我，山梁上开始散发出被太阳照热的甜腻腻的土气。白云一片片在日光下游动。麻雀的叫声，在我身后啁啾成潺响不断的溪水。对面的沟崖上，红玲已从一棵树下移到了另一棵树下。

我静静地等待着，像我在镇子车站上等着一辆客车的到来；像我儿时过了新年，过了正月十五等待着下一个新年和十五的到来。不消说，那时间流得如冬天凝着的河水。麻雀的叫声把我弄得心烦意乱，仿佛我在等着的不是客车或新年或十五，而是等着一口去运棺材的牛车。我坐过运棺材的牛车，那车走得和我眼下的时间一样的慢。我真想对着红玲叫两声：

你快滚下土崖吧！

你快些滚下土崖吧……

红玲采山芋肉果的那面土崖真是很缠缓，是一道偏陡的坡地，只中间坡腰上有段险处，离沟底约有丈余深浅。再往上走，那陡坡就突然后退，留下一片很平的崖地来。这崖地上有七株山芋肉果树，像七株枣树错落在崖地上，组成一小片儿芋肉小果林。我很惊奇这儿有片小林我为啥从未发现过，几年前我每年夏天都在这儿割牛草。

红玲是邻近午时骑车走了的。

红玲走后，我就立时下了梁子，爬到后岔沟这面坡上，到红玲采过中药的地方看了一遍。她采过的树下留下了一片凌乱的洋布胶底鞋的鞋印儿，印儿上星星般布落着饱满的紫红色的小果子。我捡了颗小果在嘴中咬破了，极苦！我嚼着那苦味在坡地走了几遭，那七棵药树，红玲采了六棵，还有一棵未采。不消说，她准定还要来把这棵树给采掉。每一棵树上的山芋肉，在药店都可以卖上百十块。也许，她今儿后晌就来采。

都是天造地设的事情。真幸运她还有一棵没采的树。

我看了各处的地势，就慢慢沿着来路往回走，当下到那段陡坡时，我抓住一根荆枝吊着身子登在一个石头上，然后，用尽平生的力气往外拉。荆条的蔓根在板结的崖土上，嘶叫着被我拖出来，像拽一根被啥儿压着的绳子。那黄根从粗到细，越拽越长，当到了一拉即断时，我又把拽出的黄根塞回原处，用虚土掩了我拖根留下的土崖裂痕。接下，我把身子朝东靠了靠，抓一块石头猛砸我脚蹬过的那块凸石。“砰砰”的声响，在后岔沟里单调回响，崖壁上的斑鸠、麻雀和卧在崖壁窝中的黑老鸹，被这声音惊得一团一团飞向天空，为了望我似的盘旋一圈儿，才朝对面梁子飞过去。

那灰色的凸石松动了，松动得一蹬即落。

我从崖壁上爬下来，抬头望着那松动的石头和就要断了的荆根，像观赏我二十岁往后漫长的人生图景。我的一切辉煌的想法都要从这石头和荆条真正开始，从这儿仔仔细细地迈出第一步，走向那遥远、艰难的以后。

我该走了。太阳已没了那温顺柔软的亮光，变得火毒起来，似乎是正夏一般。

走了几步，我心里动一下，从地上捡起了一块有角有棱的尖石头看了看，犹豫着回来放到了那崖壁的下面。

该做的我都做了。我走了。

我操他祖宗八辈子，后晌，我在对面梁上等到天黑，红玲没来采果树……

来日，我又在对面梁上等了一天，红玲依旧没有来采那棵树。

太阳西沉时，山梁上下空无一人。天离我又高又远。土梁的红色如血般浸泡着我。我对着后岔沟那七棵山芋肉果树，撕着嗓子叫了一声：

“红玲——该死的红玲——你赶快死掉吧红玲——”我走了。

七爷说支书家哑媳妇的病不难治。三叔说你一定要把那哑媳妇医成能说话的人。七爷想了想，说瑶沟到了出人物的时候，别说是让我医个哑媳妇，让我死了我也不能不死。

月亮升上来的时候，队长三叔让我和他去支书家。我去了。我要看看红玲为啥这两天没去后岔沟。那棵山芋肉果树还等着她去采。那松动的石头和将断的荆根也还在等着她。

在支书家小楼的正间屋里，支书坐在一张椅子上抠着脚趾缝的泥，看着当天送来的两天前的《人民日报》。我和三叔坐在他对面的一张条凳上。

三叔说：“都不在家？”

支书没抬头，“都串门去了。”

三叔说：“来给你说个事……”

支书没抬头，“孩娃们的婚事以后再说吧。”

三叔说：“不是。是你家……儿媳妇的病……”

支书没抬头，“咋？”

三叔说：“能治。”

支书突然坐直身子，手从脚趾缝里抽出来，硬硬地看着三叔，“谁能治？”

三叔说：“我们村的七爷。”

支书默了一阵，“笑话……她这病连省城大医院我都托人问了，说是死哑。”

三叔说：“七爷在乡下治好了几个死哑，现在人家连歌都能唱。”

支书又抠着脚缝，“真的？”

三叔说：“真的，偏方治大病，又不花钱，不妨让七爷试试。”

支书拿起了《人民日报》，“治好了当然好，花多少钱都可以。”

三叔说：“明儿天我把七爷带来？”

支书翻着报纸，好像寻一篇啥样的文章，眼却瞟着门外，“别急，红玲这两天去县里进货刚回来，她娘明天想走娘家……忙过去这几天，我去请七爷。”

队长三叔不再说啥，拿眼瞟着我。我说我们走吧。三叔说走吧。支书说你们走？我送送你们。我们就一线儿出了支书的楼屋。院里月光如水，哑媳妇端个盛有猪食的盆子站在门口的黑影里，我们一出来，她就匆匆端着猪食往支书家后院猪圈去了。

支书说送我们，却站在门口盯着匆匆走了的哑媳妇不动。

回家路上，队长没说一句话。

我也没说一句话。

我们默默地走着，月光在路上被我们踩成了碎片儿，到村口分手时，队长三叔说，“我日他奶奶……你回家睡吧连科。”

我又在山梁上静等了两天。

爹说：“山地上那点活还没干完？”

我说：“没完。”

爹说：“别去了，先把下边地的小麦播上。”

我说：“你别管我！”

爹惊疑地盯着我。

我在爹的惊疑中，早早就爬上了耙耧山，蹲在后岔沟对面的山梁上。我像一个守家狗样凝视着梁下那条土道。太阳在我的凝视中变动着各种颜色，静默悄息地朝着山顶爬。日光中的土沟里，盛满了躁人的暖气和浅红色的尘土及浅红色的尘土气息。在那暖气和气息中，土道舒展地从沟口进来，朝沟底伸去，如同一条没有拉紧的丈量沟长的皮尺。最后，红玲就是从这皮尺上骑车过来的。那时候，我在山梁上等得就要瞌睡，忽然看见有道光在眼前一闪，仿佛雨前的雷电在眼前划过了似的，浑身一震，就看见红玲来了。和几天前一样，她骑着一辆新自行车。自行车在太阳下闪着热辣辣的亮光，不慌不忙地从土道上朝后岔沟口靠近。我的心开始萎缩起来，激动和快乐如手锤般砸着我的心，仿佛是砸一个牛皮战鼓。她车后的篮子里，盛满了堆起来的阳光，在车上起落颠动。她不知道后岔沟等着她的是啥儿，车子骑得悠悠然然，在土道上起起落落，好像是站在一条船上在湖中随风飘荡。我死眼盯着她朝后岔沟靠近，每近我一车轮子，激动和快活的手锤就在我心上密集一阵，仿佛要把我的心敲碎，把我的胸膛敲炸开一般……

终于，她到了沟口，扣下了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