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次，在东坑的三甲电子厂门外，我拿去的两捆书卖掉了一捆时，来了一位青年打工者，他看过之后，把价钱压到一元，我说不卖不卖，又不是卖旧杂志。他说：“你不卖别人也会卖，我可以到其它书摊去买。”我说：“你如果喜欢就买，别的地方是买不到的，如果钱不够我可以少收，没带钱的话我可以送给你。我的前提是只要你真的喜欢这本集子。他好奇了：“有这么好的事？”汪洋自豪地说：“说话绝对算数，书是自己写的赚不赚钱没所谓。”他高呼：“啊哈，你就是汪洋！我在《深圳青年》看过介绍你的文章，总算把你找到了，不好意思，我身上只有一元钱，等我发了工资之后再把钱送去。你在哪里工作？我一定找到你的。”我说：“不用找了，你把书拿去，我送你的。”我把书郑重地放在男孩手上。他硬要把身上仅有的一元钱给我。推来推去，他丢下一元钱也丢下一句话：“发了工资我到工厂找你！”半个月后，我转到另一家工厂上班，初认识的经理秘书刘敏娟，也是我的同县老乡，约我逛商场，不料却碰上了那个男孩，他硬是要把钱补给我。我当然不会要的，他说去过我原来的工厂，同房间的工友告之我转厂了，这几天每晚下班，他就在这一带转，想不到真的碰上你了。后来他请我们喝饮料、吃东西，花掉了一本书十倍的钱。

在黄江镇，一个广西的女孩送给我一个笔架；在常平司马，一个湖南的女工生拉硬扯，要和我合影留念，在常平，一个叫陈国红的广东女孩，也是个文学爱好者，一次性给我寄来了60元钱，还附了几个朋友的地址，请我逐个给他们寄书去，并且要亲自签名，写几句祝福的话作为圣诞节的礼物。此后，我就和陈国红成了好友……

她在娓娓叙述她卖书的故事，完全沉浸在一种幸福的回忆之中，这当中，有苦也有乐，最大的乐事是当每一本书卖出去，见到工友们脸上满足的笑容。

她说：“我认为，这不是对她个人有什么崇敬，而是对打工妹写诗出版这件事本身表示了兴高采烈。”

我也明白，汪洋决不是为了赚钱，真的没有想过赚钱。与她写诗，卖书相比，即使赚到几个钱，又算什么呢？我想，汪洋的卖书与我的《作者签名售书》一文中所描述的景况是多么的不同啊！卖书生涯并非全部都是诗，如同生活本身并不是处处都是快乐和美满的。当遇到危险的陷阱时，汪洋又怎样勇敢机智地保护自己呢？一天晚上汪洋到一家工厂签名售书，卖完走出厂门已经快10点了。没走几百米碰上一个驾辆摩托车的青年男子，口口声声愿以四元的价格“顺路”带她回厂。

她说：我走到金美管理区附近，青年男子载着她往苏坑管理区方向的小路开，那里是一片浓密低矮的柑桔林，黑灯瞎火，四周阴森恐怖。便警觉起来，我知道那里曾经发生过几起凶杀案。感觉不对，立即叫青年男子往回开，他说到那边转个弯就到了。转个弯？她理直气壮地说：“我认识这个地方，认识这条路，没有人会舍近求远的，快给我停车！”青年男子没有停车，反而把油门加大了。她临危不惧，勇敢地从后面纵身跳下，爬起来摸摸摔得流血的手往回走。

青年男子却调转车头追上来，死乞白赖地伸手向她要车费。她用广东话坚决地说：“要车费？跟我到派出所！我还没找你要医药费呢！上车之前我就记住了你的车牌号码，你是跑不掉的。”响当当的本地方言，响当当的理由，对于任何坏人有一股巨大的震撼力，青年男子脸色死灰，吓了一跳，不敢再撒野，只好灰溜溜跑了。

事后她回忆起来，平静地说：“其实我根本没有看清他的车牌号码，我是唬他的，在这种人、这种事面前，我不能不采取保护自己的紧急措施。”

我不太懂诗，对于她的作品，我无法评价。我只想说，一个普通打工妹，的确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某市某报某编辑撰文大骂汪洋：“为了出名拿一栋房子的钱出一本很粗劣的诗。”我以为，这是恶意中伤，大可不必理会它。最后，我想引用东莞诗人方舟的一句诗来结束本文：因为爱诗，他们一无所以，因为爱诗；他们拥有一切。

这篇报道曾荣获了广东省好新闻二等奖，占据《东莞日报》整整一个副刊版面，还配了刘述康老师的评论文章和配发了我诗集中的两首小诗。

在1994年的六月，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打工妹能出版诗集，在整个中国还是首例，引起了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南方日报》、《江西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青年报》、《羊城晚报》等全国一百三十多家新闻媒介先后报道，我被誉为全国第一个出版诗集的打工妹，一时间打工朋友的信雪片般从全国各地飞来，有买书的、祝贺的、交友的，我结交了一批很活跃的打工文学青年，他们给我以无边的激励；几年后，他们也都成了作家并做了编辑、记者。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我都跟他们保持着很好的联系。有些信，我至今还保存着，那是我一段刻骨铭心的辉煌记忆，我怎能忘却？

蛹蚕化碟，丑小鸭蜕变成白天鹅（三）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打工妹出书，已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层出不穷的打工者，成了作家，诗人，我认为，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产物。

《羊城晚报》记者主任冯平、还有陪同的两个人，由《常平报》主编殷凤铃带路，到我们那个小厂采访，事先给厂长打了个招呼要求配合。每人我赠书一本，临走，她们硬是要我收下了20元的书款，好令人感动。

很多文学爱好者给我写来书信，与我交友，还有一些是求婚的。报纸杂志一时间热闹起来，写我的人多，找我的人也越多。那些不如意，我早就忘了。有一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这不是什么好事，你可以听我慢慢道来。

拒绝性骚扰，打着文学的幌子骗女孩子，平时最烦这种人。却偏偏要让我遭遇到。

广东省一家省级行业性杂志，有一个叫远方的编辑，发过我几篇稿子，经常给我打来问候电话，一聊就是半个钟，有时还不止，说一些关于文学关于写作上的趣事。我们聊得挺开心的。一段时间后，也许他很想见到我，总是告诉我，寄给他的稿子没收到，并且几次都是这样。我觉得奇怪，平时怎么都收得到呢？心里半信半疑，还要我去广州市玩，我一直没去，一是我工作很忙走不开，二是我实在也不太想去，面对一个大男人，可他坚持不懈，一再地邀请我去他那里玩，说他在家办公，不用坐班的。也有地方住，很方便的，我依然没动心。

《漂流花季》出版后，他说要给我写点东西，让我过去玩，顺便把发表的稿子的稿酬拿回来。我不好拒绝，只好答应有机会再去，先让他帮我代领，反正钱也不多，写稿为了充实自己，并不全为稿酬，有没有都无所谓。他却说很想见见我，要现场采访。人家是编辑，我只是他的一个普通作者，想想人家这么抬举我，自然不好意思再拒绝。

94年的9月1日，厂里放假，我的直接上司，也是生产部主管小桦要去广州看望男友，顺便让我结伴而去说路上好有个伴，她说你不是广州的编辑老师要你去他那边玩吗？一起走吧。我想了一下，反正有人同路，那就去吧，省得他经常说我不去看他这个朋友。到广州市天河火车东站，小桦被男友接走了，我独自一人搭公交车到华侨医院，打了个电话给远方，他接到电话很高兴，说马上过来接我。没多久，他骑着一部破单车，远远地向我招手。什么话也没说，叫了一句“汪洋，请上车。”

“我还在等汪洋呢？”我故意装作没事人一般，也故意试试他是否真的认识我，因此卖了个关子。“快点，别给我故弄玄虚，你以为我认不出你了。”他微微笑着说道。

坐在那辆破单车上，一拐一拐的，长长的石牌小巷，一条接一条，望不到尽头。好不容易才到了他租住的小屋，那个小屋不错，有四层楼高。他住在三楼，他问我有没吃饭，我在车上吃了点东西，也不想麻烦他做饭，就说在路上吃过了。而后坐在沙发上看书，翻完了沙发上所有的杂志，看到累了，便跟他天南海北地聊了一阵便无语了。他让我睡午觉，我说没这习惯，（我是没这习惯，这是真的，但我也防着他这个大男人使坏。这也是一点，其实我走累了，也想休息一会儿），已经坐了两个钟，我想走，但我又想等到小桦打我电话，因为说好了一起回去的。

“其实，你跟照片上的你比起来靓多了，可以拍封面。”远方开始恭维。“我拍封面，恐怕会影响别人家杂志卖不出去哦。”我知道自己有几两的。

他又拿过我的手说给我看手相，说我这段岁月是危险期，感情有波折，又说我小时候经常生病，是个多灾多难的孩子，我只是笑笑，不置可否。

他把我的手越抓越紧，两眼火辣辣的充满柔情，其实，我早就料到有这阵式，从他的语气他的眼神早已看出并有防备，我猛地把手一抽，愤然地说道：“一个破掌纹能预测什么命运、前程，这分明是废话来的。”“该回工厂了，时候不早。”我趁机开溜。“到了我这里就安心地玩，也该听我的话。”远方如是说，且说得挺暧昧。“好话废话都要听你的吗？”我不甘示弱，于是唇枪舌剑起来。

“算了，我的大小姐，就算我求你好了，今晚别走，我可以给你写新闻报道嘛，并趁我没注意时，从后面把我搂抱起来，看样子并非开玩笑。我的脸顿时拉得很长，沉沉的没一丝笑容。嚯地站起来：“大记者，你听着，告诉你，如果你觉得我不值得你一写的话，那就算了，这没关系。想玩我，那没门，你以为我是那种女人随便跟男人玩的吗？我可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女人？你摘下眼镜看清楚一下，我到底是怎样一个女人。”说完我抓起手提包转身就走，这时我才发现他把大门的铁门早就锁上了。我就冲他发火，说再不放我下去，我就从这里跳下去，你明天就可以出名的了。他说：“怎么可能，我好喜欢你！”他说完拿着我手提包不放手，我说我真跳了，你再不放手的话，明天让警察来抓你吧。我说完抓住自己的手提包使劲往外跑。他却在后面拖住我的手提包。对我说：“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想不到你火气还不小，不要这样嘛，你说不行就算了。”我见他满脸尴尬地苦笑了一下。

“我一定要回工厂”这句话我说得很坚决，而且马上收拾起手提包，把该要的有我文章的杂志报纸统统塞进去。

走出那个客厅来到楼下，逃也似的往外走。他要送我，我不让。无论后面传来多诱人的喊声，无论那声音多有魅力，我仍头也不回地向小巷深处走去……

回到家，我抓起电话，在这头狠狠地把远方骂得狗血淋头，他却说你比深圳的某某打工女作家漂亮，却不如人家某某女作家得到的实惠多，原因就因为你死心眼。我笑笑狠狠地说：“我不要任何实惠，写作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是汪洋，我谁也不做？就做真实的我自己。”

年底，我回家生孩子，第二年初听东莞的文友箫告诉我，说他有一个文友看到并告之他的，他的那个文友还问箫，说汪洋是不是曾得罪过什么人，为什么人家要这样损她。那个写文章的就是远方，远方在某晚报的某篇文稿中指名道姓大骂我的不是。骂我的诗集写的一文不值，刚好那份报纸在前一段时间，还为我作了半个版的事迹采访报道。远方在文章里骂我为了出名，拿一栋楼房的钱只为了出一本拙劣的书。他这样毁我，丝毫不会影响我诗集的销量。我的书好与不好。我想，谁说了也不算，读者说了才算，管他呢，笑骂由人。

从此，我再也没往那家杂志投过稿，也不想再跟远方有任何联系。但事过境迁，他早已不在那家杂志社工作，而我也不是当初那个只会写诗的青春少女了。我已经淡忘了那一段不愉快的往事。旧事重提，希望能给那些像我一样爱好文学的女子提个醒，你们还要防着一点，那些打着编辑、记者旗号的文痞的骚扰。实际上二十多岁的我相当于一个白痴，到三十岁以后的我，一眼就能识破这种把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