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可一突然想学吉他。这个念头一出现，立刻像巨大的铁钳，紧紧地夹住他的心。几天来，他成天想着吉他，有时，右手大指还下意识地扭动，仿佛在拨拂无形的琴弦。方桌上，凌乱地丢着矿石收音机的零件，他懒懒的，看都不看。收音机是帮彭登全安装的。彭登全给他六元钱。他买二极管、线圈之类的，最多用了三元。还有那只破闹钟，走三天停两天，同院余国柱请他修理，拿来快一个星期了，他摸也没摸。

学吉他的想法，是莫名其妙冒出的。那天，他去彭登全家玩。彭登全是他同学，也是他最好的朋友，在青川县当知青，一年中，大半年在城里。刚好，彭登全的姐夫来了，背着一把吉他，模样很是潇洒。他自弹自唱，先是俄罗斯民歌《纺织姑娘》，又是印度尼西亚民歌《星星索》。那低沉优美的琴声，刹那，在毕可一心里激起奇特的共鸣。当时他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学会吉他。

可是，他没有吉他，也没钱买吉他。学校出来，一部分同学，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部分插队下乡。他是独生子女，按政策留城，等待安排工作。他打听过，国内最好的吉他，是广州生产的“红棉牌”，不要说商场很难有货，就是有，也要三四十元一把。他买不起。他抱着侥幸心理，准备择机向家里要钱。从小，由于他身体不好，父母对他比较迁就。他瘦瘦的，脸色黄中带青，总像睡眠不足，无精打采的。但他眼珠，却又黑又亮，透着悟性和机灵。父母心疼他体弱多病，又没有工作，心情苦闷，凡事大都顺着他。他喜欢无线电，父亲几角一元地塞给他，让他买些零件来摆弄。他喜欢修钟表，父亲把旧怀表给他当试验品，还从收荒匠那里买来两个破钟，由他鼓捣。可是，买把吉他，要三四十元，不是三四元，家里能给吗？他毫无把握。

那天，晚餐很丰盛，有红烧肥肠和火爆肠头。母亲在猪鬃厂工作，偶尔分些猪下水，既便宜又好吃。父亲是建筑公司预制厂工人，上班很累，每晚都要喝几杯酒。母亲双手成天浸在水里清洗猪鬃，患有风湿，有时也陪父亲喝一杯。见他俩心情不错，毕可一拐弯抹角，提出想买一把吉他。

“三四十元，呵？”母亲像被滚烫的烙铁一灼，心疼地嘘起来。

“太贵了。”父亲想了一下，断然否决道，“我同你妈的工资，加起就七十多元，除了开支，剩不了几个。再说，总要存点钱。我们老了，需要钱，你今后结婚、养娃娃，哪样不用钱？”

毕可一垂头丧气地承认，父亲的话有道理。

虽然碰了钉子，毕可一丝毫没有气馁。他走火入魔般绞尽脑汁，想着怎样才能买吉他。他忽然想到彭登全。彭登全性格憨厚，对他很信服，遇事多听他的。更重要的，彭登全母亲虽然在纸箱厂上班，收入一般，但他父亲，在蹬人力三轮车，累是累，每月至少挣七八十元。对！叫彭登全找家里要钱，买把吉他，大家一起学。毕可一欢天喜地，去找彭登全。

彭登全一口答应。他蛮有把握。平时，虽没向家里要过这么多，但两元五元的，只要他开口，父亲从不拒绝。他叫毕可一别走，说不定，等下钱就到手了。

“啥，四十元？吉他是啥东西，不能吃不能喝，遮不了风挡不了雨，有个屁用！”下班回家，彭登全父亲一听就火了，把装水的军用水壶重重地朝桌上一放，没好气地训斥起来，“老子日晒雨淋，一身臭汗，脚都蹬软了，不过挣两三元钱。你饭胀饱了，闲得发慌，还‘接他接你’的？”

毕可一完全失望了。不过，拥有吉他的念头，蛇一样地死缠着他。他茶饭无心，恍恍惚惚地只想着吉他。夜里，他常常无缘无故地惊醒，睁开眼，黑暗中，好像全是飞旋的吉他。

一个偶然，他萌生出自己做吉他的想法。

那天，他吃过晚饭，走出鲁家祠堂，到当铺院子去。很多年前，那里曾是“庆胜”当铺。院里的江沂也是社青，常在院子门洞拉小提琴。他想托他问问，有没有卖旧吉他的。如果只需十多元钱，他还能想法。江沂不在家。从江沂的小院出来，路过另一个小院时，忽然，院内一段话引起他的注意。

“……和尚都是人学的。我就不相信，只要有图纸，依样画瓢，啥子做不出来？结果，我带着两个徒弟，忙了一个月，还是把大殿修复了！……”院内，何木匠喝着酒，正唾沫四溅地大声吹嘘。

犹如闪电划过漆黑的夜空，毕可一骤然受到启迪。对，自己做！他激动起来。接连几天，他调动所有的大脑细胞，策划着做吉他的步骤。他把吉他分解成三部分：琴头带弦板；琴的面板和底板；琴身那一圈围板。琴头好办，照着做，实在做不好，找个木器店加工，花不了多少钱。琴板也不难，依着大小尺寸，用钢丝锯，从层板上锯下就行。麻烦的是琴的围板，那弧度和曲线，很难处理。他终于想出办法：照琴身大小，用水泥浇铸成内模和外模；按照吉他围板的长度和宽度，锯好层板，用水泡透，再用水泥模内外一夹，挤压成型。他兴奋得难以抑制，匆匆去找彭登全商量。

彭登全一听，乐得憨头憨脑地傻笑。他们确定了合作方式：做吉他以毕可一为主，彭登全打下手。但加工琴把、买清漆、配琴弦等，都由彭登全承担费用。计划做两把吉他，一人一把。“没关系，钱由我出，你只管做。”算账下来，听说做两把吉他只需十来元钱，彭登全便一拍胸口，爽快地答应下来。

第二天，他们开始行动。

毕可一买来纸板，叫上彭登全，一起去他姐夫家。他俩拿着吉他，尽量精确地测量，把形状原样画上纸板，再小心翼翼地剪下。回家，毕可一直截了当地给父亲讲，准备自己做吉他，不过，要搞一张三层板和一些水泥。父亲爽快地答应了。近来，他觉得毕可一像是被鬼缠住，神魂颠倒地天天想着吉他，令人忧虑。他想实在不行，就咬牙买一把，省得儿子憋出啥毛病。现在，毕可一不要他掏腰包，只要水泥和层板，事情简单多了。没一两天，他从厂里搞回两袋水泥、一张层板，说还需要什么，尽管开口。

鲁家祠堂院坝里，毕可一同彭登全忙了四五天，终于浇铸好水泥内外模。为使形状更精确，彭登全跑到姐夫家，借来吉他，现场比对着修正。内模整块都用水泥浇铸成。外模因要合模，只能做成两块。在毕可一父亲的参谋下，他们在外模两端分别嵌上螺栓和螺帽，以便合模脱模。接着，他们又拿着彭登全姐夫的吉他，找到一家木器店，依样加工琴头、弦板和调弦的小琴钮。总共花了三元钱，选的是花纹漂亮的桦木。他们照着纸样，锯下面板和底板，围板用内外模挤压定型。最后，他们取回加工的琴头，用牛皮胶精心粘上各个部件，整体再刷几遍清漆，两把像模像样的吉他就做成了。

配上琴弦后，毕可一试着拨弹。琴声低沉中略显嘶哑，共鸣声有些空洞，比彭登全姐夫的吉他差远了。但是，这毕竟是吉他，绝非琵琶或三弦。而且，它还是自己一手一脚做成的，一共花了不到十元钱。毕可一心里充满自豪。他挑一把，剩下一把给彭登全。他借回一本《吉他入门》，成天抱着吉他练习。他幻想在不久的将来，也能同彭登全姐夫一样，潇洒自如地自弹自唱。

这段时间，毕可一过得很快乐。只要有时间，他就抱着吉他弹奏，嘴里还轻轻地哼着歌曲。手指酸痛了，他稍稍休息一下，埋头捣弄他的收音机。两三个月后，他进步很快，能够弹唱十多首曲子。虽然，他的技巧远远谈不上娴熟，但配上简单的和弦，还像那么一回事。偶尔，院里小孩还主动缠着他，要他弹吉他。兴致上来，他会带上吉他，去找彭登全合奏。一个高音部，一个低音部，弹出来，别有一番情趣。背着吉他走过大街小巷，迎着路人钦羡的目光，毕可一轻飘飘的，很是骄傲。

元旦节后没几天，周总理逝世了。街道和居委会，相继组织社青参加悼念。毕可一不关心政治。反击右倾翻案风之类的学习，他总找借口不参加。但是，他对周总理很崇敬。他找来松枝柏丫，在家里设了一个小灵堂，表示追悼。接着，街道传出招工消息。去年招过一次工，十个人中有一个人工作。听说这次招的人更多，毕可一满怀希望。他把招工消息告诉父亲。父亲先还高兴，转而担心：“我们一没关系二没钱，能招你吗？”毕可一认真的一想，也是！自己很少参加街道活动，又没啥特长，能有把握工作吗？他思来想去，决定少在吉他上花工夫，多去办事处挣点表现，再动脑筋找找门路。

一天，他与彭登全闲聊，谈到找工作的种种艰辛，彭登全大大咧咧道：“关系有的是，我姐夫外面熟人多。不过，凭啥人家白帮你，要送礼啊！”彭登全也在发愁。去年，他所在的公社，推荐了三个人上大学，一个有过硬的关系，另两个全靠送礼走后门。今年，又有几个指标，他想争取当工农兵学员。

“你爸有钱，找他要。”毕可一说。

“不是送一次就算了，各个环节都要打点。可以向家里要，不过，钱花了，事没办成，咋交代？”彭登全搔着乱蓬蓬的头发，叹口气，“如果我们自己有钱，就好了。”

提到钱，毕可一就像泄气的皮球。每月，父亲给的两三块钱，上街花一点，再买点收音机零件什么的，三两下就没有了。前几天，吉他弦断了一根，他没钱买，只得向母亲要。

霎时，钱，成了难以逾越的屏障。似乎只要有了钱，就可以找路子送礼，毕可一就能够工作，彭登全就能够上大学。

毕可一怔怔地想着。彭登全百无聊赖地拨着吉他。

突然，毕可一眼睛一亮。

“有了！”他欣喜地抓过吉他，“这就是钱！我们做几把，把它卖了，不就有钱了吗？”

彭登全明白过来，高兴地咧嘴笑着。

他们计划先做两把吉他，卖出去后，用赚的钱，再做四把。六把吉他，假如每把卖二十元，总共可卖一百二十元。如果还不够，再做吉他卖。开始需要的材料钱，毕可一叫彭登全垫着，以后统一算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