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又在鲁家祠堂院坝里折腾起来。毕可一告诉父亲，吉他是帮同学做的，父亲相信了。他们轻车熟路，忙碌了一个多星期，做出两把吉他。弹起来，音色比前两把好一些。为了美观，刷漆前，他们用红墨水混上墨汁，在琴背画上几道虎纹。毕可一还别出心裁，在琴背右下角写个小小的英语字母“b”，他姓的谐音，作为纪念。

一个下午，他们背着吉他，来到城南农贸市场。毕可一说，下午人多，吉他好卖。

城南农贸市场是自发市场，在南门大桥外杀牛巷。市场主要买卖蔬菜、水果等农副产品，也有叫卖衣服鞋袜的，还有做黑市票证生意的。派出所和办事处打击了无数次，市场就像不倒翁，取缔一两天，稍一松手，又自发恢复原状。他俩找了一个地摊，铺上报纸，放上吉他，展开写着“吉他转让”几个大字的纸条，静待买主前来。

半个小时过去了。路人最多只淡漠地瞟瞟吉他，没人询问。毕可一着急了。为了招徕买主，他干脆站起来，抱着吉他，开始弹唱《纺织姑娘》：“在那矮小的屋里，灯火在闪着光，年轻的纺织姑娘，坐在窗口旁……”

琴声浑厚地飘散。几个年轻人围上来，好奇地注视着他们。

一个穿工作服的小伙子蹲下，爱不释手地抚着吉他：“咋卖？”

“一把三十元。两把一齐买，五十。”彭登全答道。

“能不能少些？我只买一把，自己弹。”小伙子熟练地弹出一串音阶，“音不准。”他皱眉调整琴弦。

突然，市场骚动起来。街道两旁，卖菜的农民和小贩，乱纷纷地挑着担子、背起背篼急急散去，就像平静的湖面，蓦地掀起滚滚惊涛。毕可一还没搞清怎么回事，地摊前，已挤进几个左臂戴着红袖套的大汉。

“我们是联防队的！”为首的大汉，扁脸，密密的络腮胡，指着袖套亮明身份，“你们干啥？”

“转让吉他。”毕可一强作镇静。

“转让？”大汉冷冷的一笑，“非法买卖吧！既是转让，发票呢？”

毕可一与彭登全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无话可说。

“肖队长问你们！”其他人不耐烦了。

肖队长洞悉一切似的，冷冷一哼：“清楚了。带回去。”

他俩一人抱着一把吉他，被六七个人押着，向联防队走去。路上，肖队长得意地说：“抓那些卖菜卖水果的，鸡毛蒜皮，没啥意思。这两个人，搞不好，就是一起盗窃大案。”

彭登全胆怯的一碰毕可一：“咋办？”

“怕啥，人正不怕影子歪，吉他本来就不是偷的。”毕可一给他打气。

联防队设在气象学院收发室旁。进门，他俩被分开讯问。

“吉他哪来的？”肖队长跷着腿，点上烟，指着毕可一。另一个联防队员拿起笔，准备作笔录。

“我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你都能做，还要乐器厂干啥？”肖队长根本不相信，嘴唇一努，“让他老实点！”

作笔录的小伙子过来，狠狠给他几耳光。

毕可一被打得眼冒金星。他害怕而委屈地辩解：“的确是我自己做的。”

“那好，暂时不谈这个问题。姓名、住址、年龄、职业？”肖队长问。

毕可一沉默着。“不能说，不能说。街道一知道，招工的事就完了！”他下意识地在心里警告自己。

连问几遍，毕可一咬紧牙关，什么都不说。肖队长勃然大怒，重重的一拍桌子：“看你顽抗多久。来，给他上个‘苏秦背剑’！”

毕可一左手被反扭到身后，右手被举过头顶，向后强弯触到左手，再用绳子将双手手指捆在一起。两只手一高一低，就像一把斜背的剑。霎时，他的手指火辣辣地痛，肩胛处的关节，也仿佛即将脱臼。他痛得龇牙咧嘴，额上冒出颗颗汗珠。

“我说，我说！”他求饶道。

“这就对了，坦白从宽嘛！”肖队长满意地叫人给他松绑。

毕可一揉着胀痛的手指，老老实实地交代一切。

“你犯了三个错误。一、做吉他自己弹，可以，但不应该非法买卖；二、你卖吉他时唱的歌，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歌曲；三、最重要的，清明节刚过，北京的反革命正以悼念总理为名，想搞资本主义复辟。你呢，又搞非法买卖，又唱黄色歌曲，配合得很好嘛。”

肖队长威严地逼视着毕可一。毕可一头昏脑涨地嗫嚅，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什么。

最后，肖队长宣布处理决定：包括他俩家里的吉他，四把吉他全部没收；水泥模具等必须销毁；考虑到他们还算坦白，能够认识自己的错误，决定宽大处理，教育释放。

他俩垂头丧气地在讯问笔录上签字、盖手印，又灰溜溜地被押着，分别回家交吉他和砸模具。

鲁家祠堂坝子里，联防队员找来铁锤，三两下把模具砸成碎块。毕可一父亲蹲在门前，拼命地吸烟，敢怒不敢言地吐着粗气。邻居们议论纷纷，有的说模具做得不容易，砸了怪可惜的；有的在为毕可一不平，说大小伙子没有工作，做吉他卖钱也没啥；有的，故意刁难联防队员，说这是“革命大院”，要他们捡走水泥碎渣，把地面打扫干净，别给大家抹黑。

毕可一呆呆地倚着家门，两眼空洞无物，死盯着散乱的水泥碎屑，不动，也不说话。联防队员扛走吉他后，他还是这么愣着。母亲有些害怕，把他拉进屋。他仿佛失去意识：叫他坐下，就顺从地坐下；叫他喝水，端起茶杯就喝。母亲安慰他，说一定要买一把最好的吉他。父亲赌气地说：“做，还要做！我在厂里做，看他们咋样？”毕可一毫无反应。

忽然，他发疯似的跳起来：“吉他！我的吉他！”他眼里，闪着迷乱而疯狂的光，在房里四处寻找吉他，抽屉里、床下、泡菜坛，连茶叶筒也被揭开。发现到处都没有吉他，他绝望地哭闹着，把吉他曲谱全部撕成碎片。

父母慌忙又诓又劝，最后强制着把他按在椅子上，好不容易让他平静下来。

“吉他！我的吉他！……”他对着窗户，呆滞地喃喃念着。那表情，那声音，实在让人心碎。

“咋办啊？”母亲六神无主地问。

“明天去医院。”父亲无可奈何道。

第二天一早，他们把毕可一送到医院。毕可一像什么都没发生，顺从地跟着父母。他脸色苍白，萎靡不振地低着头。父母问一句，他答一句，没有一句多话。精神科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医生，给他作了检查和测试，还把毕可一父亲叫到一旁，详细询问发病经过。

“初步诊断，是受了过度刺激，导致间歇性精神分裂。这个病没有特效药，主要靠调理，药物仅起控制和镇定作用。不犯病，他和正常人一样。病情发作时，他行为异常，敏感多疑，性格也有改变，莫名其妙地会发脾气、伤心。为把吉他？……”医生语调沉重地摇头。他开了一些药，叮咛要保证环境安静，避免让毕可一再受刺激。最好，这段时间不要他抽烟喝酒，也不要他单独外出。

回到家里，父母商量着对策：首先，要封锁消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毕可一患病，街道正要招工，传出去，会影响前途；其次，一定要照顾好毕可一，尽快医好这个讨厌的病。毕可一母亲决定请一个月事假，专门在家照料，对外，就说是工伤休息。为了避免毕可一受到刺激，他们把家里有关吉他的一切，剩下的半张层板、买来备用的琴弦、小半桶清漆、刚缝制的吉他套等，一股脑儿全部扔了。

“这些鬼东西，害人！”扔东西时，毕可一母亲恨恨地骂。

在母亲的悉心照护下，毕可一很快恢复正常。与发病前相比，他略显沉默。他很关心招工的事，没事就去办事处，经常参加街道活动。

三个月后，作为单位子女，毕可一被内招进建筑公司，分配在伙食团。体检时，他一切正常。半年过去了，领导见他踏实肯干，喜欢捣弄钟表、收音机，便把他调到机具站学机修。

彭登全经常来找毕可一。他仍旧很少回生产队，盼望能有路子回城。毕可一母亲专门嘱咐，毕可一有精神分裂症，绝不能谈有关吉他的任何事情，以免他再受刺激。彭登全很谨慎。有时闲聊，刚谈到歌曲之类的话题，他立即小心地把话头拉开。

单位师傅给毕可一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叫肖缨。她比毕可一小一岁，刚满二十二，在棉织社工作。在介绍人家里一见面，毕可一就喜欢她。肖缨个子不高，五官秀巧可爱，总是羞答答地垂着眼。肖缨对毕可一也有好感。几天后，毕可一带肖缨回家，父母也很满意。母亲拿出省下的“号票”，买了几斤肉，还偷偷去双桥子黑市买了一只鸡，做了一桌好菜。父亲不会说什么客气话，一个劲儿地朝肖缨碗里夹菜。肖缨体贴地给父亲斟酒，还主动到厨房翻热鸡汤。毕可一幸福地微笑着。彭登全羡慕不已：“我调回来，找朋友，也找这种类型的。”

按礼节，毕可一应去肖缨家，拜见未来的岳父岳母。肖缨安排他星期天去。星期六晚上与肖缨约会时，他忽然有些胆怯，说带上彭登全一起去。肖缨同意了。星期天上午，毕可一打扮得精精神神，提着父亲准备的礼品：两瓶酒、两条烟、两袋茶叶，外加一些水果，与彭登全一道，来到肖缨家里。

肖缨父母都在军工厂工作，模样淳朴善良。他们听肖缨谈过毕可一，对他很热情。他们忙着准备午餐，说肖缨的哥哥和嫂嫂中午也要回来，大家见见面。寒暄后，毕可一跟着肖缨，走进她的房间。

肖缨的房间很小：单人床占了一半面积；靠墙，放着五抽柜和小书桌；床头，花花绿绿地贴着舞剧《白毛女》剧照；床侧墙上，醒目地斜挂着一把吉他。

毕可一坐在木凳上，眼光恰好对着吉他。渐渐，他不自在起来，视线落在吉他上，说话心不在焉。

彭登全预感不好，忙说附近有家百货商店，自己想买皮鞋，叫毕可一陪着去。“好，好。”毕可一口里应着，却坐着不动，死死地盯着吉他，表情怪怪的。

“吉他是我哥哥拿回来的。我不会弹。挂起作摆设，好看。”肖缨莞尔笑着，取下吉他，擦去上面灰尘，递给毕可一。

毕可一接过吉他，轻轻地拨弄着琴弦，表情越来越恍惚，眼神也越来越迷茫。蓦地，他想起什么，翻来覆去，细细地打量着吉他。终于，他在琴背右下角，发现了米粒大小的字母“b”。

“吉他，我的吉他。”他失魂落魄地站起来，凄楚地念着。猛然，他把吉他狠狠地朝地上一摔，“吉他！我的吉他！——”他大喊着，跑出去。

肖缨惊慌失措，不知所以。

“等会儿给你解释。”顾不上多说，彭登全慌忙追出去。

毕可一喊着，跑得很快。彭登全追着，猛然，一个念头在他脑里冒出：

“……精神分裂症！对，我也装这个病，办病转回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