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远征军，纪永年学过一些日语，能勉强听懂日常对话。武田好像在说，一套竹编套壶八十多元人民币，在日本可卖六千日元以上，扣除运费、关税等，至少能赚三千日元。佐藤得意地说道：“我父亲在中国待过，我了解中国人。他们太穷，急于赚外汇，价格还要压低。”

狗东西，换着法子侵略中国！纪永年在心里狠狠地骂道。

看完样品，开始审查设计稿样。佐藤看得非常仔细，甚至拿出放大镜，挑剔地查看工笔勾勒的细微之处。李伯成玩弄着一个精致的防风打火机——日本人送他的小礼物。打火机色泽深红，漆面锃亮。他爱不释手地打燃又关上，关上又打燃。

佐藤看完图样，压低声音对翻译说着什么。

“佐藤先生说，其余都没问题，价格也好商量。他非常佩服纪先生的中国文化功底，只是，有一点小小的修改意见。这张‘渔村落日图’，应改名为‘渔村朝日图’，太阳应占画面的二分之一。”翻译说。

李伯成凑过来，拿起稿样细看。纪永年是这样设计的：无边的海面波涛汹涌而来，冲打着左侧一个小岛，岛上几间低矮的渔棚，似乎即将在波浪的冲击下坍塌；渔棚旁，一轮落日黯然无光，即将沉入大海。

“改一下吧！从视觉上讲，这个画面有点压抑。”李伯成没当一回事。

“李厂长，这恰巧是中国文化韵味。如果照他们所说，太阳占了一半画面，太直太露，太不含蓄，还像我们中国的艺术吗？”纪永年不慌不忙地解释。

李伯成觉得这番见解也有道理，转头正想对翻译说什么，佐藤突然用中国话说：“不行！必须得改！”

“佐藤先生喜欢汉语，能说中国话。”翻译有些尴尬。

“我认为，没有修改的必要。”纪永年平静地说道。

“你的，在侮辱我们大和民族！”佐藤傲慢地站起来，“你的知道，大日本国的国旗的是什么？太阳，熊熊地燃烧、光照四方的太阳！你这太阳，不行的，必须改的！”

纪永年毫不示弱地起身：“我提醒佐藤先生，第一，要有中国韵味，是你们提出的设计原则。这幅稿样难道没有中国艺术特色？在我们中国人眼里，大海落日就是一种美；第二，请佐藤先生冷静，今天的中国，不是‘二战’时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也不是你们可以随意欺凌的中国人。”

气氛陡然紧张，像导火索已经点燃、即将爆炸的火药桶。

魏科长和李伯成慌忙做好做歹，劝佐藤和纪永年坐下。

“纪老师，这是商业行为，没必要牵涉太多。我看，干脆把太阳设计大一些，放在画面正中，尊重客户要求嘛！”魏科长商榷道。

“就照日本人说的办。纪老师，你清楚，厂里下月没产品做了。这是三百多万啊！……”李伯成凑近纪永年耳朵，哀求地说。

“李厂长，我早说过，要用都用，不用都不用。我不会改，也不能改。”纪永年神情坚定地回答。

李伯成一脸懊丧，有苦说不出。

“你的不改，订货的取消！”佐藤激怒地威胁道。

纪永年淡然一笑，不慌不忙地收拾好稿样，走出样品厅。

“订货的取消！我的不相信，中国的没有竹编厂！”佐藤怒气冲冲地嚷着，要魏科长送他们回宾馆。

“佐藤先生，我们重新设计，完全照你的意思办。”李伯成低声下气地说。佐藤摔开他的手，沉着脸走出样品厅。

这笔订单落空了。几天后，纪永年听老陈讲，佐藤赶到省内另一家竹编厂，签了订货合同。

消息传出，全厂一片哗然。大多数职工的矛头，纷纷指向纪永年。

“这个老头，又犟又倔，仗着有点本事，不认天不认地，难怪要成历史反革命！”

“是嘛，太迂腐了！管它太阳在西边还是东边，只要有钱赚就行！”

“他上不养老下不养小，我们却眼巴巴的靠着工资吃饭。我本来盼着拿些奖金，买台电风扇，这下全完了，还是只有摇芭蕉扇。”

个别偏激的，甚至恶作剧般对他进行报复。他的自行车，连着几次被放掉车胎气，后来干脆用刀子，将外带刺了几个小洞。他的办公桌上，一天出现一团报纸包着的东西，打开一看，是几块阴沟里拣来的石头，报纸上用墨汁写着：又臭又硬。

小张素来敬重纪永年，愤愤不平道：“从艺术角度看，纪老师设计得相当好。日本人不懂，关纪老师啥事？”

老陈比较理解纪永年，但也委婉地劝道：“其实，可以策略一点，让他们提供稿样。不得罪客户，也不得罪外贸公司和领导。”

对听到的各种议论，纪永年不生气，不辩解，照旧默默地上班，默默地下班，很少与人说话。

自从那天佐藤扬长而去后，见到纪永年，李伯成就没给过好脸色。他测算过，如果拿下那笔订单，工厂不但大有盈利，还能超额完成全年产值和销售计划。工人有奖金，他也有业绩，还可能被提拔重用。订单一泡汤，希望全部落空。最要命的，厂里快没产品做了。他急了，三天两头跑订单。省里开进出口产品展销会，他带着两个业务员，守了一整天，订了六万元的货。“还不够塞牙缝！”他愤愤地骂道。一次，与一个东北客户谈订单。客户说，只要他喝完一瓶白酒，就签三十万元合同。他横下心，把酒倒在三个碗里，端碗就喝。结果，喝了两碗，他就醉得一塌糊涂。合同没签成，他的头痛得像要炸开，死尸般躺了整整一天。想起这些，他的怒气就发泄在纪永年头上。“如果日本订单成了，哪会这样？……”越想，他对纪永年就越怨恨。

他召集全厂管理人员开会，总结一季度工作。会议一开始，他就大倒苦水，强调工厂面临的种种困难，然后话锋一转，把一切归根于日本订单的落空。

“……没拿下这笔订单，设计室纪永年要负主要责任！他的错误在于两点：一、顽固地将个人偏好强加给外商，将个人行为凌驾于工厂利益之上，无视企业的效益和发展；二、不服从组织，不仅拒不修改设计稿，还将稿样拿走，致使外商动怒，谈判破裂。”

“我有话说。”纪永年镇静地举手。

李伯成颇有气度地叫他讲。

“我认为我没有错。佐藤说，西落的太阳是对他们国家的不尊重。我想问，太阳在正中就是对他们的尊重吗？是他们联想太多。在一个小小的竹编产品上，也要摆出不可一世的模样。试问，哪有升起后永远不落的太阳？”

有人窃窃地笑起来。

李伯成叫纪永年坐下，板着脸继续说：“鉴于纪永年给工厂造成的重大损失，结合他的历史问题，厂部决定，纪永年调离设计室，到后勤部门打扫清洁，停发一个月工资。”

纪永年静静地凝望着李伯成，眼光中，含着深深的悲悯。

四

这是纪永年第二次离开设计室。第一次，是“文革”开始不久，他先被揪斗，然后关进杂物间办“学习班”，继而到车间打扫清洁，到仓库当搬运工等，一干就是十年。直至“四人帮”粉碎后，厂里设计任务重，才让他回来协助工作。他交设计室钥匙给老陈时，素以“老好人”著称的老陈也愤然了：“厂里做得太绝情了！还有半年多你就退休了，何必呢？”

“没关系，不就打扫清洁嘛，轻车熟路，还能锻炼身体。”

纪永年照旧默默地上班，只是更加孤僻，更少与人说话。没事时，他就坐在传达室旁木椅上，久久地望着天边。

四个月后，上级对他的历史问题落实政策：为他平反、恢复荣誉，补发两千多元工资；鉴于他临近退休，不调回工艺美术公司，仍留竹编工艺厂，享受正科级待遇。轻工局一个姓付的处长，当面向他宣读平反文件，还郑重地给他本人一份。李伯成尴尬地征求意见：“纪老师，你还是回设计室吧，当当顾问。”他淡淡地婉拒：“我就当清洁工。几个月来，我身体好多了，酒也能多喝二两。”

一天上午，李伯成接到轻工局通知，说总参某局一位领导，是纪永年的老战友，这次来锦都出差，通过政府部门，辗转打听到他的下落，点名要见他，局里很快派车来接。李伯成不敢怠慢，立即通知纪永年。纪永年想了好一阵，实在想不出是谁。

还是那辆接送佐藤等人的上海牌轿车。车上坐着轻工局胡副局长和付处长，加上李伯成和纪永年，一共四人。

军区招待所一幢古朴的灰楼前，一个军人正在焦急地踱步。汽车开来，他快步迎上去。

“纪永年，你没变什么，我一眼就认出你了！”军人爽朗地笑着，同纪永年握手。

纪永年困惑地打量着他：斑白的两鬓，刚毅的大眼，线条粗犷的脸庞……他觉得依稀像一个人，但不敢确认。

“我是刘心田啊！那年打腾冲，不是你把我背下战场，恐怕连我骨头都找不到了！……”刘心田眼里泪花闪烁，紧紧地握住纪永年的手。

小餐厅里，刘心田设宴款待纪永年等人。他俩一面喝着“五粮液”，一面畅叙几十年的曲折经历。刘心田一九四二年秘密加入共产党。一九四九年，他当副师长，在战场率部起义。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总参，“文革”中饱经磨难，去年才重新出来工作。他问起纪永年现状。纪永年说，还好，在打扫清洁。

“怎么，打扫清洁？我记得，当兵前你学过美术设计。是不是有点浪费人才？”刘心田责备地瞥着胡副局长。

胡副局长连忙解释，说落实政策后，纪永年应该调回工艺美术公司，考虑到他快退休，仍然留在竹编工艺厂，但享受同等待遇。

“我说老伙计，政治待遇、干部身份还是应该要的。”刘心田关心地说。

纪永年讲起这次当清洁工的原因。

“你做得对！中国人，应该有民族气节。原则问题，绝对不能让步。来，为你这个‘渔村落日图’，我敬你一杯！”刘心田豪爽地端杯饮尽。

胡副局长附和地点头。李伯成闷闷地喝着酒，心里很不以为然。

他俩谈起同在远征军的日子，谈起滇西战役，谈起倒在腾冲城下的弟兄，谈起预二师遣散后四处散落的战友。他们一杯杯地喝着，喝完一瓶，又是一瓶……

纪永年脸色通红，兴奋地畅饮着。他告诉大家，这是他平生第三次如此喝酒：第一次是日本投降时，他醉了一天一夜；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那天，他喝了一个通宵；这是第三次……“难道，我不应该喝够喝高兴吗？……”他抢着要酒喝。

刘心田醉了。秘书扶着他，踉踉跄跄地回房休息。纪永年更是醉得一塌糊涂。李伯成同付处长抬着把他塞进轿车，直接将他送回家。

第二天早上刚上班，李伯成接到杜苹英电话：纪永年突发脑溢血，在医院抢救。他立即带着老陈赶到医院。纪永年在抢救室，杜苹英坐在轮椅上，与几个邻居在外守候。杜苹英噙着泪花说：

“几个月来，他天天喝酒，闷着不说话……昨天夜里，他醒了一下，含含糊糊说太高兴了，喝。后来，我见他呼吸越来越急促，脸也越来越红，着急了，大声喊来邻居，把他送到医院……”

李伯成安慰杜苹英，说厂里一定全力以赴。他留下老陈在医院打理，匆匆回厂上班。

两个小时后，他接到老陈电话。老陈哽咽着告诉他，抢救无效，纪永年去世了。

握着话筒，李伯成的手，软软地垂下。这时，莫名其妙的，他想到那幅“渔村落日图”；想到昨天吃饭时，刘心田同纪永年叙谈的一切……他忽然觉得，自己真的好像做错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