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二，他还和婶婶去了婶婶的娘家，给岳父岳母拜年。那时徐家爷爷生活也很艰难，儿子二十出头了；发愁没钱娶媳妇，认为这个兰州来的女婿肯定会有钱，就张口向爸爸借五十块银元给儿子娶媳妇，他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下来，这也是他仅有的积蓄。婶婶对他的冒失很不高兴，回家后嚷嚷了起来：“你把钱全都借给人，我们怎么过？再说，我的娘家我最清楚，那是一个填不满的穷坑。”

这件事有意思的是三十年后旧话重提。一九八o年我回家探亲，遇上了徐家大舅。大舅的儿子二十好几了还没有结婚。大舅说：“外甥子，借点钱给你的二表弟说个媳妇。”他这一说爸爸翻起了老账：“你娶媳妇时借了我五十块大洋，现在你孙子都有了，还没有还我一文钱，现在你又向我的儿子借钱娶媳妇，难道说我们两辈子人都欠了你家的媳妇？”问的大舅只是一笑，一言不发。从不善言谈的爸爸，竟然能说出这些话来，我又惊奇又好笑，感到爸爸上了年纪了，在对往事的回忆中想着点什么。

说来大舅向我借钱并没有什么奇怪，祖祖辈辈在那个连吃水都很难的穷山坳里，一直是缺吃少穿，给儿子娶媳妇是天大的难事。可惜那时我的确没有钱借给他，我给大舅算了一笔账：“我和老伴每月的工资加起来总共是10096元，除此而外再没有任何收入。这些钱每月向各自的老人孝敬各10元，大女儿上学，小女儿入托每月共要花去30元，还剩下50，96元就是我们全家人的日常生活费。”大舅听了说：“你们工作的人的日子也精打细算，看来生活上也并不宽余。”

虽然说服了大舅，未能借给他钱，我还有些内疚，过了两年，我回家时特意去看望他，他的二儿子结婚了，儿媳妇是用他的女儿换的。在武威这种叫“换门亲”的婚事并不少见，我大姑的二儿子媳妇也是如此。自后大舅离开了那个“填不满的穷坑”，在政府移民政策的感召下迁移到了武威和民勤交界的九墩乡。

爸爸进门后，我家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一九五。年武威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土改前三年我家也是新关有名的穷困户，再加上爸爸是雇工出身。土改工作组把我们作为依靠对象，婶婶是土改积极分子，参与丈量土地和划分阶级成分的具体工作，后来被选为高坝乡的妇女主任。我家因有一亩多坟地，被划分为贫农。在分配土改胜利果实时，还分到了二亩地和地主老财穿过的绸缎衣服。

划阶级成份的那些日子里，七星庙天天晚上开会，开大会的时候，下新关的男女老少把七星庙围得水泄不通。那个小时候顶着方盘卖馍馍发了起来的张罗锅是下新关唯一的地主，斗他的那天晚上有两个拿着红缨枪的民兵把他押了上来，张罗锅驼着背，眨巴着眼睛，交代着他剥削穷人的经历和事实。突然在人群中站出了一个留分头的青年，举着拳头喊了一声“打倒地主张子春！”与会的人也举着拳头高喊“打倒地主张子春！”口号声震耳欲聋，吓得张罗锅浑身哆嗦。这个青年不是别人，就是张罗锅在兰州大学读书的儿子。这个青年的举动得到了土改工作组和群众的赞赏，张罗锅的交代群众也比较满意，当下张罗锅被划为“开明地主”。这个青年是高坝乡的第一个大学生，他的义举震撼过我幼小的心灵。至今没有忘记。

土改以后，爸爸在家种了两年地，不久掀起合作化运动。武威城里成立了车马合作社。一天，一个抄兰州口音的人来找他，爸爸喜出望外，高高兴兴地把他迎进了门，我第一次见到爸爸热情而激动的面孔，来人叫魏宝珊。是爸爸青年时的伙伴，同村乡亲，这次来是找爸爸到车马合作社赶车，从此，爸爸重操旧业，一直到退休。

爸爸出去赶车，我们家的生活更有了保障。后来婶婶被选为初级社的副乡长，又推荐她去学习新法接生，成为高坝乡唯一的新法接生员，我们家过上了扬眉吐气的日子。

爸爸出去赶车，半年后才回来。此时婶婶生了一个男孩，爸爸高兴得不得了，精神倍增，没有几天又出远门了。那时婶婶也十分劳累。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开会，若遇上接生，有时两三天不能合眼，累得回家就成了一团泥，对小孩的照顾也就有了疏漏。一天那个弟弟突然发起了高烧，医生诊断是急性肺炎，虽经抢救，但因医疗条件很差，也没有特效药物治疗，下午就死在了医院里。这对奶奶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噩耗。她哭喊着说：“这个怎么得了，他老子回来我们怎么交代！”

爸爸回来后，不见了自己的儿子，先是蒙头睡了几天，接着就是接二连三的和婶婶吵架。吵来吵去吵出了个俩人去皋兰的结果。一天晚上把出走的行李都准备好了，奶奶眼泪汪汪地对婶婶说：“自古以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既然你们已经铁了心，我也不好阻拦你们，只是这几个穷命的娃娃没人养活。”婶婶听了奶奶说的这些话，凄然泪下，泣不成声。

第二天早晨，爸爸、婶婶背着行李就要出门，和徐家姑奶奶迎了个满怀，徐家姑奶奶一见此状，顿时把他们背的行李夺了下来，一把鼻子一把泪地指着爸爸说：“亏你杨国兴还是个男子汉，你们还没有七十八老，娃娃没了还可以再生，三十多岁的人了连这个都不懂。你把她带到皋兰，你带走了人能把她的心也能带走吗？她自小是在朱家长大的人，她的魂始终在朱家。”这劈头盖脸的一顿。拦住了他俩的去路。婶婶听了搂着大妹妹泪如泉涌。

爸爸和婶婶去皋兰的矛盾暂时缓和了下来。一天他俩到藏经阁找和尚算卦决定去留。和尚问他们“你们要算啥？”爸爸说：“我们有个肚不疼的儿子，你看看将来怎样？”和尚揣测了一会说：“你这肚不疼的儿子将来能得益，守则吉，离则凶。”自从算了这一卦，爸爸再也未提去皋兰的话了。

对和尚的这一卦，我至今还是“以妄言妄听之”的态度处之。但对爸爸和婶婶来说，他们确实相信，自后对我更加器重，对我的管教也抓得更紧。我参加工作以后，家里的重大事情，爸爸和婶婶都事先征求我的意见，常常以我的意见为准。

爸爸在车行里也是一个有名的把式，他会调教牲口，饲养的骡马腰肥蹄轻，特别是他的鞭技，打得很准，能够调动牲口奋进。他要是打马的耳朵，绝不会打到鬃毛上。一九五三年武威的满城要改造成武威炮兵学校，他每天往满城拉砖。每天中午我到河滩沿给他送饭。一天羊家坝河的水阻塞了城乡的交通，爸爸双脚站在车辕上高悬着鞭子，三鞭子下去，他的车猛然问过了河，在他后面还有两辆拉砖的车，还是爸爸用同样的办法赶过来的，在吃饭的时候，爸爸的那两个同事对我说：“你爸爸真有两下子。”

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婶婶生了一个女孩，奶奶把她看的非常金贵，不管是男是女爸爸有了自己的亲生骨肉，正如奶奶和婶婶预料的那样，他展开了笑眉，在这个家更加安心了。

这个妹妹生下来以后，整夜啼哭，奶奶找人写了一份避邪的告示叫我贴在大门口。那上面写着：“天皇皇，地皇皇，我家生了个夜哭郎，走路的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亮。”这个告示没有起什么作用，还是照样哭，尤其是婶婶夜里出去接生的时候，她哭的更加厉害，在无奈之下，就把她抱到对门的婶婶那里喂奶，这个婶婶是我那个叔祖的大儿媳妇，和我婶婶是同月的产妇，他忠厚老实，不顾自己的孩子有没有奶吃，先把我的妹妹喂饱。我的这个妹妹确实没有少吃那个婶婶的奶汁。

后来这个妹妹的哭声虽然少了些，但还是不够乖顺，奶奶听了旁人的指点，给她找了个干爹。找这种干爹的讲究是，日出前路上邂逅，遇到的第一人就请他做干爹。天未亮奶奶就到路上去等人，遇到的第一个人是五里东沟的李廷忠，奶奶约请他做干爹。妹妹百日那天，李廷忠如约来到我家认干女儿。这天妹妹起了个乳名叫“李存”。

一九六三年三月三日，婶婶生了一个男孩，爸爸和婶婶如获至宝，取名“宝宝”，全家都对他有些娇惯，小时候非常调皮，经常惹祸招灾。婶婶为他吃了不少苦头，流了不少眼泪。爸爸为他避祸还断了两个手指头。不过到结婚后却很懂事，在伺候爸爸、婶婶的晚年生活中，他是最得力的一个。

一九六九年五月四日，婶婶又生了一个小弟弟，取名荣荣。我们兄弟三人虽不同姓，但都是爸爸婶婶养大，婶婶把两个弟弟的学名和我排在一起，大的叫杨应勇，小的叫杨应军。寄托了爸爸婶婶对我的信任和期盼。

爸爸来到我家撑起了一片蓝天，点起了一盏明灯。在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老师要求上早自习背书。当时也没有钟表计时，鸡叫三遍就起床到学校，教室里黑乎乎的，那时不用说电灯，就是用煤油灯的人家也是微乎其微，同学们都是用土豆做的清油灯拿到学校照明。一天早上，同学们都点起清油灯，灯光撕破了黑幕，微弱的亮光映到黑板上，黑板上隐隐约约地出现了四行字，一个大同学好奇地走到讲台上把那四行字念了出来：

小孩读书不用心，不知书中有黄金；

早知书中黄金贵，高照明灯下苦心。

早自习后，天也亮了，区政府文教助理员来到教室看见了这首打油诗，他故作震惊地问是谁写的。同学们回答说：“不知道”。后来这首打油诗引出了麻烦，甚至成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