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春梦是在饥饿中充满幻想。那时新中国建立才十年左右的时间。国民经济还没有摆脱一穷二白的面貌，大多数的中国人还在贫困线上挣扎。吃的东西越来越紧张，粮食及粮票，食油都控制得很严，城市户口的粮油一律凭证供应，中学生的供应标准每月二十四斤粮、二两清油。现在的人们也许不可能理解，每月二十四斤粮吃不饱肚子。孰知那时的副食品很少，蔬菜限量供应，肉类和蛋类更是奇缺，肚子没有油水，每顿吃上八两还感到没有吃饱，何况八两是全天的定量标准。商店里几乎没有什么零食可买；糖类也不知道到那里去了，偶尔有糕点也是限量销售，后来这些东西在柜台里也不见了。饭馆里吃饭不仅要凭粮票，还要凭介绍信。粮票更是金贵，几斤就可以换一块手表。城里人的生活状况是这样，农村就可想而知了。

在新关的食堂靠拨供应粮维持的同时，城里的街道也办起了公共食堂，年近九岁的大妹妹不得不辍学，每天领着五岁的小妹妹到达府街的街道食堂吃饭，回来时把奶奶的那份饭打上。饭提回来早就冰凉了，奶奶饿得等不及了，顾不得冷热就吃，没有多长时间胃病又犯了。我把实情告诉了粮站的站长兼食堂的管理员，好在他通情达理，允许把奶奶的粮打回家，两个妹妹仍在食堂吃饭。食堂离武师附小不远，这所学校还设有学前班，为了使两个妹妹吃饭学习两不误，我搬出学校，住在一个亲戚家的旮旯屋里照顾两个妹妹。

那间旮旯屋，原是亲戚盛杂物的仓房，只有门没有窗户，不见阳光。成日一片昏暗，可以说是一个阴暗的角落。腾屋的时候有不少檩木未能搬出，屋里只能按一个小床，晚上两个妹妹睡在小床上，我睡在摆平的檩木上，那檩木陈旧肮脏，有一股浓浓的烟尘味，每天刚睡下我就被檩木缝里爬出来的臭虫包围，两个妹也难免此苦，我们都爬起来消灭臭虫，睡的很晚，第二天起床先照顾妹妹上学，第一节课常常迟到，进教室后数学老师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又迟到了。”班主任老师知道我第一节课经常迟到后，来看过我们兄妹三人生活的条件，对我们十分同情，我的同桌也来过，她万万没有想到我们会住在那个阴暗的角落里。为了不辜负班主任老师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我力争按时到校，但总是力不从心。

我的数学老师对同学们的要求非常严格，几乎到了刻薄和冷酷的程度。由于睡眠不足，再加上缺乏营养，有时第一节课坐不下来就打瞌睡，本来就迟到了，又在座位上打瞌睡，老师哪能容忍，就在课堂大声点名批评，之后老师罚我站在座位上听课。一次我站在座位上也睡着了。老师气极了，一个粉笔头朝我打来，正着额头把我打醒。

我的这位数学老师在学校也有点名气，虽然那时在批判“只专不红”，但他还是竭尽全力把自己所代的数学课教好，使每个同学有好的学习成绩，但不少同学对他刻板的要求难以接受，他布置的作业量很大，多数同学都不能按时完成：对错的作业题要求反复重作，引起同学们的反感。一次我的数学作业错了几道题，把我叫去不问青红皂白地狠狠批评了一顿，我和他发生了顶牛现象，作业本批下来要求重作时，我在作业本上写“我不会，请老师给做一遍。”他还好，能把我作业本上的错题改过来，不过他对我的看法越来越坏，认为我是一个调皮难办的学生。以后他担任了我的班主任，我们又发生过几次矛盾，他还说我能考上大学他就要改姓。后来我成了教师的时候，认识到了自己性格的弱点，对他的严教、刻板和“改姓”的那句话有了深层次的理解，他是一位难得的严师。

我和两个妹妹在那间旮旯屋里一直住到了第二年的秋天，这时武威开始下放城市居民，首先动员五八年入城的农户返乡，奶奶她们四人的户口又迁到了新关。我清楚地记得，婶婶把党组织关系的介绍信交给了“枣园子”，但党员开会却没有婶婶参加。当时饥荒已经到来，人心惶惶，人们都顾着吃饭的事，婶婶也就没有在乎让她开不开会。直到我参加工作后，申请入党时，组织上调查我的家庭历史情况时，得出的是婶婶自动脱党的结论，成了我要求进步的一个疑点。两个妹妹返乡后，我虽然得到了解脱，学校又接受了修南营水库的劳动任务。家里的吃粮问题遇到了很大难题。这里话分两头。

为什么把学生们派去修水库，这里面的根本问题是个粮食问题。当时南营水库受益的农村已经闹起了饥荒，人们陆陆续续地出外逃荒，能派出劳动力的社队也无力支付工夫的口粮，学生们每月还有二十多斤的供应粮，就是体力差。还能应付告急的收尾工程，整个高中年级的学生都集中在了南营水库的大坝上。天气已经秋凉，能量和营养的摄入量跟不上体力的消耗，生病的人越来越多，逼迫中途撤回了，那个水库的收尾工程当年还没有完成。

我后来的外婆家住在十贯儿，距南营水库不远，在一个休息日我去看她，外婆又高兴又为难，高兴的是我这隔山的外孙有心看她，为难的是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给我，她从面柜里拿出一个残破的升子，里面还有一把面，和灰条粉掺在一起，又加了些野菜，做了两碗拌汤。在吃饭的时候我问外婆，舅舅和舅母哪里去了，外婆说：“我们这里的榆树皮也剥光了，能吃的灰条、苦苦菜、马英英、猪耳朵、蒲公英也搜寻得差不多了，听说鸡爪草人能吃，他们挖鸡爪草去了。”我见外婆如此可怜，临走的时候，掏出身上唯有的两元钱给了外婆，外婆指着院前晾晒的山药杆说：“听说这山药杆人能吃，把它晒干了磨成粉试试。”山药杆（土豆秧）磨成粉能不能吃我不知道，在那饥饿的年代里，麸糠，包米杆磨成的粉和外婆说的那些野菜我都吃过。十贯儿原本就是一个填不满的穷坑，又基本上是一个靠天吃饭的地方，农民生活的底子很薄，干旱更使他们雪上加霜。这里的人们为了生存，想尽了各种办法，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到邻近的天祝县偷杀牧民的牛羊。这个地方最早闹起了饥荒，是武威人面临大灾难的一个先兆。

新关虽比十贯儿的条件好得多，但是社员们也是面临着吃粮难的问题，公共食堂解散后各家基本上是靠供应粮和救济粮维持生活。供应粮和救济粮的分配都掌握在“枣园子”的手里，他想给谁就给谁。一时“枣园子”成了新关的“救星”，社员们更是不能对他说三道四，在救济粮和供应粮上做足了文章。他按自己的意愿把社员分成三六九等；先是把社员分成普通户和分子（五类分子）户；又把普通户分为纯农户和职工户（后来叫两半户）；在配粮时两半户和分子户同样对待。后来又把纯农户分为缺粮户和无粮户，这就使平静和睦的邻里关系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各家相互盯着谁家的烟囱冒烟，向他报告，把烟囱冒烟与否做为分配粮食一条依据，于是在新关就出现了深更半夜做饭的现象，一些还能吃几顿饭的人家堵上烟囱半夜里把门窗关得严严的偷着点火做饭。

“枣园子”一心想把我家置于死地，别说救济粮，就连供应粮也不给，婶婶找到公社。他还是不给。后来他的老婆生孩子难产，婶婶不计前嫌，守候了三天三夜生了一个儿子，感动他发了善心，开始每人每月供应五斤粮，总共二十斤全都是原粮。而且大部分是粗粮，有一部分用四斤土豆折算一斤，后来用炸过油的豆饼和油渣顶替，每人每天不到二两。好在爸爸每月还有工资，千方百计买高价粮维持生活。那时粮食根本不流通，粮站的粮食是凭粮本供应的，用粮票买粮也得凭介绍信，谁要无票证在粮站买到粮食比登天还难，私人的粮食就是出高价也不会轻易出手。爸爸被派到黄羊糖厂拉运输，私人手里的粮食价越来越高，捎来的那些钱也买不了多少粮食，后来就是出高价也买不到粮食了，

那时还没有化纤之类的纺织品，人们的日常穿戴都是棉织品，布棉都是凭票供应，数量有限，用起来也是捉襟见肘，就这样无粮缺粮的人家宁可不穿受冻，拿布票和棉花票到有粮的地方换粮。天祝、古浪合并后的天祝藏族自治县大多是二阴地区，年年都有收成，再加上对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的多项照顾，这里有余粮的人家不少，武威人络绎不绝地拿着布票和棉花票来这里换粮，还得高价付钱。棉花票、布票毕竟有限，新关的人们就拿着仅存的成衣，布料，甚至有新娘子还未上身的衣服和几辈人保存下来的嫁妆都拿出去换粮食。婶婶多次到天祝换粮，一件条绒裤子只换了一升麦麸子，一床丝绸被面换了不到一升青稞面。

后来，学校执行劳逸结合的教学制度，半天上课，半天休息。这时国家允许农民开荒，在房前屋后种粮种菜，自种自收。我利用下午休息的时间和婶婶在我家房屋被拆后空闲的院子里开了一片荒地，种上了胡萝卜。一个星期六，我按往日的习惯中午放学后把午饭和晚饭要成馍馍带回来全家分着吃，两个馍馍总共不到八两，先让奶奶和两个妹妹分着吃了一个，小妹妹吃完后盯着那个剩下的馍馍还想吃，婶婶说：“这个馍馍谁也不能吃，等一会我和你哥你姐到黄羊川换粮，要走不少路，我们带上万一走不动了加点劲，等换回来粮食让你吃饱。”说着把那馍馍装进了我的口袋里。临走时我把那个馍馍悄悄地放在小妹妹的手里。

上火车后大妹妹蔫不唧唧靠在婶婶的身边，婶婶说应慧饿极了。叫我剥一块馍再让她吃点，我说馍馍给李存了，婶婶还怪我顾小不顾大的。那时火车上每天给长途旅客供应两个面包，大小和形状与一个中等些的桔子差不多。大妹妹眼巴巴地望着列车员端着面包在车厢里走过。我们在十八里堡下车，走出车站不远，三人饿得谁也走不动了，婶婶还给我俩鼓励：“不远了，快到了”，其实还有很长一段路程。通往黄羊川的那条路是条两山夹道，山坡上的粮食都已经收完了，远处的山坡上能看到村庄，路上行人很少，偶尔过来一个人打听，他们也是来换粮食的。我们咬着牙走了一段路，心慌腿软全身虚汗，坐下来休息时，刚好路边有一块萝卜地，也顾不了许多，进到地里就拔萝卜吃，一个青年从地坡下的深沟里走上来，若无其事地走到我们的身边，他一见是我，惊奇地说：“怎么是你！”。这个青年就是我初中的同桌，外号叫“温度计”的高凌。高凌见我们疲惫不堪的样子不知说啥好，转身从地里拔了几个更大些的萝卜给我们吃。这时高凌已是生产大队的文书。多亏那些萝卜给我们解饿解渴，使我们有了点力气，刚天黑走到了黄羊川。

到黄羊川我们找到换粮的人家也姓朱，对我们非常热情，把刚做好的饭端来给我们吃，饥饿难耐的我们，毫不推让，端起来就吃。饭后这家的主人和我们拉起了家常，巧的是这家两代人和我家的两代人排行相同。这家的主人能说会道，说我们是朱元璋的后代，六百年前是一家人，明朝灭亡后我们的祖先被发配充军，落户到了河西走廊。他也知道武威有不少姓朱的人家，就是没有联系过。还说我们同宗同祖，一个朱字剥不成两半，你们到这里就像到自己家一样。有啥难处就说，把两家的关系拉得越来越近。最后说这饥荒年养活一口人也很不容易，在你们那里少一张嘴比多一张嘴总是好些，我看你这小姑娘长得很俊，长大了更有出脱，就是饿得瘦骨伶丁的，不如留在我家还能吃顿饱饱。饥饿无奈的婶婶听了这番话心里热乎乎的，但把大妹妹留在他家还是犹豫不决。那人又说：“反正都是一个朱家，有什么怕的，黄羊川到武威也不是十万八千里，年成好了，长大些了你们把她领回去也行。”于是婶婶下了决心：“朱家人心真好，只要娃能活命，饿不死就在你家住上几天，下次我来换粮时把娃娃领走。”就这样决定把应慧留下。紧接着又谈起换粮食的事，那人说：“你们带的东西留下也行，不留下也行。我先给你们一斗粮食先吃着，等以后再说。”婶婶说：“把我的娃留下吃饭就够好的了，不要我们的东西，又给粮食，那能过意得去，把这些东西留下，再给你些钱！”那人说：“如今的粮食贵的像金子一样，给多少钱我也不卖，谁让我们是一家人呢，什么也不要。你放心拿去吃好了。”

那人张口一家人，闭口一家人，说得婶婶和我完全相信了他，第二天一大早大妹妹还没有醒来就背着粮食离开了这个“本家”，半路又遇到了高凌，高凌没见应慧就问我：“你妹妹呢？”婶婶把遇到的情况向高凌作了介绍，高凌说：“那人姓朱不错，是个倒插门的‘外来客’，近两年常在外活动，有人揭发他贩卖妇女儿童。”婶婶听了吓得两腿哆嗦，我也捏了一把冷汗。高凌说：“不要紧，他不会走远，我领你们去找人。”高凌背着粮食在前，我和婶婶在后，紧跟忙跑来到了这人的家门口，正赶上那人领着应慧出门，应慧见了我们，撕肝裂肺地哭叫着：“妈妈……”扑到了婶婶的怀里。那人见势不妙，转身进门把院门扣上了。高凌装做不知，背着粮食一直往前走。原来高凌的家在离这不远的一个山坡上，我们三人跟着进了他的家门。

进门后高凌向他的父母介绍说：“这是我的同学和他的母亲、妹妹，差点被那‘外来客’骗了。”说话间，高凌的媳妇端上了馍馍和开水。高凌的父亲说：“吃！我们边吃边说。人世间啥人都有，就像我们后山的林子啥鸟都有，人肚子饿了顾不上许多，往往会受骗，有些人乘人之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我们这后山背后，原先谁家的姑娘都不愿意嫁到那里，听说自打今年，有的年青媳妇到那里逃荒住下来就不走了，给光棍汉当了媳妇，有的人用两三斗粮食就换了人家的黄花闺女，可怜啊！都是饿的，你们这事就算是一个教训，吃一堑长一智吧！”高凌的父亲虽是个农民，也有些文化，十分健谈，还说了许多他的人生经历和经验，给我们压了那场虚惊。时候不早了，第二天我要上学，还要赶十八里堡那趟停靠的火车。就和高凌一家告别了。临走的时候高凌说：“这斗粮食是他的罪证，你们就不要管了，我来处理。”她母亲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一些粮食，其中有二升炒面和几个馍馍让我们带上赶路。

正如高凌父亲说的，林子大了什么鸟都会有，尤其是在饥荒年，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四处觅食，乞讨要饭是很普遍的现象，行骗欺诈受骗上当也是屡见不鲜，男人饿上三天变成贼，女人饿上五天变成娼的事情也在发生，买儿鬻女的事也有，甚至还有人吃人的现象。这件件桩桩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一个“粮”字。当时的新关好几家的媳妇外出逃荒没有回来，其中有我家邻居刚结婚不久的新娘和我姑父的嫂子抛弃了他的丈夫和三岁的儿子，在异地做了人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