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队党支部书记也是重点清查的对象，尤其是他的中农成分，动摇着他的书记“宝座”：但他读过私塾、有文化、老谋深算。我让他出据个人证明时皱着眉头说：“不要那么烦琐，大队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由大队直接作旁证，谁的意见都有了，你把他的证明给我，公社你也不用去了，我办好后给你送来。”当时我涉世不深，没有什么政治经验，就把贫协组长的证明给了他。第二天，大队书记亲自把旁证送给了我，大队和公社鉴证都是同样的四个字“仅供参考”，少了初证的“情况基本属实”六个字。后来我才知道自己犯了佐证不能代替旁证的错误。

最后的取证结束后，我把情况向大队工作组长作了汇报。大队工作组长告诉我，还有一项工作要做，让“赵元帅”在每个证明材料上签字认可。“赵元帅”在其他的证明材料上都低头认罪，签了名、摁了手印，对贫协组长的证明就是不承认。我又向大队工作组长汇报请示，巧的是工作队长也在大队工作组长那里。他俩听了我的汇报，队长对我劈头盖脸的来一顿；“小朱！这样下去你会犯大错误的，听说你还召开了一个有中农和富裕中农参加的会议来调查这个问题，你连相信谁、依靠谁的问题都没有解决，阶级敌人负隅顽抗，你连这一点都不知道，他不承认你就没有办法了！在阶级斗争的大是大非面前，对任何人都是考验，思想右倾，左右摇摆，这都是立场问题。”大队工作组长虽然是他的同僚，听了最后的这几句话也紧张了起来。

这是队长对我第二次训话，还有一次，那是在整团工作中。那时对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青年的政策是：有成分，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有几个地富子女，表现确实不错，要求进步的积极性很高。大队团支部发展了五个新团员，其中两个是地富子女，一同报到公社审批，负责公社整团工作的工作队秘书发现了其中的问题，发展对象地富子女占了百分之四十，这个情况也被队长知道了。因为我负责该大队的整团工作，队长把我叫去进行了疏导。先点了一下我把关不严，然后说我还年轻，刚参加工作，对党的政策体现出来就行了，今后要努力学习，准确地把握和执行党的政策，思想不能右倾。这时我才知道执行党的政策有体现和落实两个等级。

队长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后，还是对我进行安慰和鼓励。他接着说，你们这批待分配大学生是从各大学院校选拔出来，是准备培养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组织上对你们很重视，你们能不能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还要经过阶级斗争的考验和大风大浪的锻炼。现在是考验你的时候，不要辜负组织的希望，要站稳立场，对阶级敌人绝不能手软，回去后组织一个小型的批斗会，打掉他们的气焰，让他在批斗会上画押。

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当时的青年最大的理想和愿望，队长透露的消息，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鼓舞和诱导，我要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接受考验。回队后我组织了一个有贫协小组成员和几个青年积极分子参加的小型批斗会，批斗会主持人的最佳人选，理所当然是贫协组长，他先讲述说了“赵元帅”的儿条罪状，突然喊出了“打倒漏划地主xxx”的口号，贫协成员和青年积极分子们高举拳头应声而呼，接着他让“赵元帅”在他的证明材料上签字画押，“赵元帅”说：“你没有给我当过长工，我不签。”贫协组长出手打了“赵元帅”一个耳光，还感到不够解恨，把“赵元帅”推倒，让他跪在地上低头认罪。我心里明白这是一种逼供行为，这是考验我阶级立场的时候，我必须站在贫下中农一边，未加阻拦。正在这时大队丁作组长陪同队长进来了，他们也看到了当时情景，好像感到有些不妥，把我叫出去说话，还告诉贫协组长你们继续开会。我们三人走到地头，队长说这个贫协组长还是有两下，就是方法简单粗暴了一些，我是怕你没有见过这种场面，给群众泼冷水，批斗会由他主持，会搞出一个结果来的，所以把你叫出来回避一下。过了半个钟头，我们回到了开会的地方，批斗会散了，贫协组长果然搞出了一个结果，“赵元帅”在证明材料上签了字，画了押，贫协组长还向我们表功说，他们把xxx斗服了，他让我们代签的名，自己摁的手印。队长表扬了贫协组长几句，还对大队工作组长说，还是贫下中农有办法。后来一个青年积极分子告诉了当时签字画押的真实情况，名是他代签的，手印是贫协组长抓住“赵元帅”的手硬摁上去的。

批斗会后，我连夜写出了调查报告，经大队工作组长审阅后，报到了工作队。第三天晚上，大队工作组长来到我的住处通知我，明天县委常委会审批“赵元帅”的补划问题，让我上午九点钟准时到县委的会议室列席会议，队长在那里等你。听了大队工作组组长的话，我在想像我这样的小萝卜头怎会有资格参加这样的会议，但又不敢拒绝，就问大队工作组组长你去不去？大队工作组长说，明天我有别的事情，你去就行了。我又问叫我去干什么？大队工作组组长说。你去就知道了。

这天上午，我准时到县委的会议室，队长见我打了一个招呼，让我坐在他旁边，拿出一份“赵元帅”补划阶级成分的打印文件给我，并低声说会议开始后你念，不要紧张，不要读错。紧接着县委书记进来了，他坐下来宣布会议开始，让下双工作队先讲。队长向我摆头示意，我照读了那份文件。这份文件是在我原始报告的基础上修改而成，修改最突出的部分是“赵元帅”的现实表现和反动言行：在地主前面加了“反动”二字。之后书记让常委们发表意见。一个坐在书记旁边的常委带头发言说：“按报告的意见办吧！”书记问：“有没有不同意见。”在座的常委们面面相觑，没人发言。过了片刻，书记说：“没有不同意见就这么定了。”就这样书记和常委的三句话就决定了“赵元帅”个人和家庭的命运。

县委书记的话音刚落，队长让我先回，并让我转告大队丁作组组长，把这个反动地主分子监控起来，不要让他发生意外。我带着那份文件走出了会场，在返回的路上，赵元帅的大儿子也骑着自行车迎面而来，他认识我，没有给我打招呼，用敌视的目光看着我，急蹬车而过。他这一瞥使我产生了一些疑虑和后怕，在同时雇佣两个长工的问题上，尽管是贫协组长逼供，难道我没有责任吗？他的儿子是县里的科长，难道不懂政策，是吃干饭的？于是我想到上诉和平反的问题，将来若有一天我被牵扯进去，该怎么办？自解的思考和良心的驱使，回到住处，我把打印文件，原始报告的底稿，还有调查笔记和贫协组长初证时有关材料收集到了一起，并且一直保存到了改革开放后，给地主富农摘帽子，统称为社员的那一年。

实事求是是党的一贯的思想路线。但当时提倡人的阶级性，革命性，很少宣传良心对人们道德的约束。干部怕右不怕左，给一些思想不纯的人创造了投机的机会，有的人往往捕风捉影，夸大事实，表现自己，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或欲求博得更高的地位和权力。四清结束后，队长由副处级升到了处级，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他仍以极左的面貌登场，揭发批判走资派有功，又升了一级，成了革命领导干部。打倒“四人帮”后，他捏造陷害老同志的问题被揭露了出来，被当时政策定为“三种人”，开除了党籍，从副地级降到了副处级。人做任何事情都要讲良心，“实事求是”就是考核人的良心的一个标准。人若不讲良心，或者丧失了良知，任何坏事都能干的出来，结果是害人害己。

县委常委会的第二天，县委的批文下到了公社，第三天召开了全公社的大会，对反动地主分子“赵元帅”进行了批判斗争。会后我的大舅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来找我。我说你成这个样子了还来开会。他说工作组的同志说，上面要求，地富分子和富裕中农必须参加这个大会，贫协组长催地紧，不来不行啊！舅舅家是富裕中农，我也知道上面的这个指示，让他们参加批斗大会，就是要压压这些冒尖户的气焰。

舅舅来找我，不是为了别的，说他的坐骨神经痛的不能动了，向我借钱看病。舅舅有了病，又是一个“借”字了得，当时正好发完工资不久，我当即掏出三十元钱（当时工资是五十四元零捌分）给了舅舅，并说不用还。运动快结束时，舅舅来给我还钱，我怎么也不要。舅舅说，钱财这东西也是一杆秤，也能称出人品的分量，当初我是向你借的，不是向你要的，借的东西就必须要还，再说我有儿女，有的还有工作，我的生老病死是他们的责任，如果向你要钱，那我就够可怜了。他还说，你还年纪轻，人世间的好多事情你还不懂，亲是亲财是财，若要亲，钱财分；就是好朋友，也要明算账，把财和情分清楚，借的就是借的，给的就是给的，借的就得还。给的就不能要，这样的朋友关系才能保持长久。舅舅的一个“借”字引出了对我的教诲，普通的农民有他们生活的经验和哲理，诚信就是人最基本的道德准则，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批判斗争反动地主的大会后，我被很快地调离了东巷队，陪同一个副省级干部到别的大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位双鬓斑白的领导，是西北有名的经济问题专家，因右倾嫌疑下放到甘肃。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我陪他每天走访农户，他问我记，晚上回来交流调查感受，要求我把笔记整理成文稿给他。有时整理工作到深夜，他把中华烟、还有雪茄摆到桌上让我抽。一天，他看完整好的文稿后问我，之前在哪个生产队工作。他听说我是下双的东巷队调过来的，他知道东巷队揪出了一个漏划地主，他对剥削量的计算很感兴趣，我向他述说了调查情况和先后经过。他听后说：“噢！原来是这样，调离你是一种回避，对你也有好处。”这时我才知道被调离东巷队的真实缘由。接下来他还说，按投入产出先算出剩余价值，再计算剥削量的方法比较科学。不久，全国性大串联开始，红卫兵到处揪走资派，这位领导被红卫兵抓走了。此时下双的四清运动进入了后期，“5408部队”即将被卷入文化大革命的旋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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